金融危机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而不是个别国家特有的现象，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因为中国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并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systematic and global, at least regional; it is not some countries’ peculiar problem and no one can be immune from the turmoil, including China who has been the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highly involved in the global labor-division and financial systems.
我们正经历着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这场危机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基本经济面、社会面和生活面。现在人们的注意力几乎被金融危机锁定了，人们关心资本市场表现；失业率、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国际油价涨跌；跨国公司因应举措；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协调与合作机制的重建等各个领域。
在这种背景下讨论跨国公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实体经济已深受影响。作为实体经济的中坚力量，跨国公司在这次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程度之深均属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大量跨国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对于跨国公司来说，2008年合2008年是艰难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和各种综合经济措施的陆续到位，世界经济会逐步从应对危机转向经济重建和信心重建上，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金融危机中的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总体战略是系统性战略收缩和转型，而非向（或从）某个国家或某个特定市场投资（或撤资）。主要举措包括：
第一，在战略上，公司主动采取裁员、缩减支出、合并机构等举措。其实，裁员属于典型的收缩行为，短期内会很有效果，但长期看，这种策略仍属于“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真正的治本方案应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当然，裁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因为人力支出在跨国公司非利息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裁员可减少人力支出；另一方面裁员增加了公司的安置费用和补偿性支出。多数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发达国家）对员工的权益保障非常到位，要支付巨额的安置费用和补偿性支出，裁员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抵消。从国际化视角看，跨国公司在实施全球裁员时，为了实现效率最优，利用各国政策的不同进行的套利，即在母国和发达国家裁员较少，在员工权益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裁员较多。
第二，在财务上，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跨国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市值缩水，导致巨额亏损或盈利状况恶化。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对风险更加敏感，银行惜贷，资本市场不愿意为企业提供融资，使跨国公司的财务状况更加困窘。
第三，积极寻求政府援助和救济。与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相比，政府对企业采取直接救助措施是否符合自由市场原则？是否能产生效率？这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政府注资对企业的业绩提升不明显会陷入危机漩涡中；另一方面，政府贷款和紧急融资会使其对跨国公司的干预和监管力度加大。目前，美国三大汽车业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都正处于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不管如何看汽车该产业的传统性，不论何种形式或程度的经济危机，它们都受到了特别“关照”。针对汽车三大巨头的财务困境问题，究竟是让其破产还是给予政府援助的引发了争论，最终三巨头获得了140亿美元联邦贷款目前，三巨头蒙受的损失主要源于宏观经济疲软和由此造成的大量现实需求被置后或替换，对于具有周期性的汽车业来说，整个行业的基础不会因金融危机而土崩瓦解，随着市场信心修复和消费需求逐步回升，汽车行业的发展前景还是较为乐观的。但是，对三巨头来说，资金只是一个现象问题，其沉重的问题是人工成本负担太重、子品牌多而混杂、低效率的分销渠道等，因此三巨头未来的挑战是战略重组，通过改革劳工合同制度、整合品牌和减少其对分销商的义务来更为有效的解决三大困扰已久的问题。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企业
金融危机主要通过贸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预期渠道来传导。中国的贸易开放度远远高于金融开放度，因此贸易渠道的冲击要大于金融方面的冲击。当前中国的贸易呈两个“三分之二”的格局，即三分之二的进出口由外资企业来完成，三分之二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这种贸易格局具有内生性，体现在外资企业把中国制造工厂纳入其全球价值链，并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外资企业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传导者。加工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是广大非技能型劳动力最主要的就业渠道。
首先，从金融业看，各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人是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成为风险的承受者。以金融机构为例，尽管中国人寿经受住了考验，两次拒绝投资美国AIG从而有惊无险地避开了风险，但中国平安却没有那么幸运，比利时富通的资产已经成为了其缠身的梦魇；还有，2008年9月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使中国银行等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再次说明发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需要全球各国共同“买单”。
从外资和外贸角度看，2008年10月15日，中国最大、全球第二大玩具加工厂广东合俊集团宣布倒闭，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首批倒闭的出口企业。无独有偶，另一家玩具企业“百灵达国际”也发布通告，从10月20日起关闭其设在深圳市的工厂。关门潮逐渐蔓延，到目前为止，广东东莞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玩具厂商歇业。据海关总署官方网站数据显示，中国玩具出口企业较去年同期减少了53％。然而，遭殃的不仅仅是玩具厂，纺织、制鞋等出口加工企业也被卷入这场倒闭风波之中，甚至钢铁行业也难逃劫难。随着10月以来钢铁全行业亏损，河北地区近40%的小钢厂纷纷倒闭，中国金属有限公司因出口下滑，引起资金链断裂，身陷五十亿债务困境，旗下数家公司遭到查封，与此同时，南钢、宝钢也纷纷加入减产阵容。受危机影响，中国进出口额均出现下降态势，1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下降2.2％，进口下降17.9％，这是近年来外贸单月进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这样一组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2008上半年，中国信保公司共接到出口信用险索赔案件936件，金额2.34亿美元，同比增加108%，其中美国报损案202件，同比增加31.2%，报损金额1.05亿美元，同比增长235.6%，占报损总金额44.8%，这就是明证。
面对继续蔓延的金融危机，中国需要在战略上进行重新定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企业的安全性比收益性更加重要，现金流比盈利更加重要，企业需要坚持安全保值、审慎稳健的主导思维，在这一思维下，其应对策略有：
（1）在生产方面。利用金融危机顺势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流程，保留或增加新的工艺和技术，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和销售毛利率，这能强身健体、培本厚源，从根本上提高对危机的防御、免疫能力。
（2）在投融资方面。一方面，拓展资金来源，为度过危机储存“冬粮”，另一方面，减少金融投资，以节约现金支出。企业一方面需要降低负债率，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高风险和高杠杆证券（尤其是衍生产品）的投资。事实上，企业需要顺应经济周期进行动态杠杆管理。在经济繁荣阶段需要通过高杠杆的财务政策使机会和收益最大化，在经济衰退阶段则通过低杠杆以减少损失和规避风险。在对外投资时需要对投资进行战略分析和前瞻性分析，细心研究投资相关的条款，防止外方变相地转嫁风险。
对此有人提出将投资区域转移到一些与金融危机关联不大的地区（如中东和非洲），但这一设想不具有可行性，因为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中东和非洲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中东和非洲等地政治风险太大，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投资者权益没有保障。
（3）在并购方面。企业大可不必死守“现金为王”的原则，而是可以主动出击。在危机时期，很多企业的破产倒闭，或因财务压力被迫寻求兼并收购，使并购方拥有很大的选择范围。为低价收购和整合行业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很多战略性资源和核心资产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买不到，但在危机时期却很容易低价买到。当然，并购的行业需要与中国宏观的需求相结合，可考虑矿产、能源与石油等战略资源类行业、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和拥有核心资产的企业。
金融危机中的中国政府应对之策
由于金融危机具有全球性溢出效应和跨国传染效应，仅仅依靠企业来应对危机是远远不够的。在危机救援中，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框架支持和公共服务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急需政府提供的服务有：
（1）实施监管的升级和强化。时至今日，对于衍生产品监管的权威文件包括中国银监会2004年颁布的《金融机构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国证监会2007年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但它们仅限于事后的披露，而非前瞻性和预防性监管，而且是否包括很多场外衍生品交易也有待明确。更大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监管动态性，一旦发现某个衍生品出现问题，是否应立即将其列入重点监管的产品。二是监管框架的构建，由于分业监管各行其是，容易导致监管真空和监管权的争夺，为此，我国亟待建立一个功能性监管框架和体系，这个框架既要确立总监管机构和分监管机构之间的分工，又要处理各个监管模块之间的关系，还要协调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
（2）进行热钱的监测和控制。从外汇管理的角度，最急迫的问题是巨额的“热钱”或“国际游资”如何监测和控制的问题，以防其突然撤出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从2002年出现人民币升值压力以来，游资大量进入中国，而从2008年9月以来，香港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无交割远期汇率（NDF）开始由升水转为贴水，人民币由升值预期转向贬值预期，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些游资已开始从中国撤出。令人感到巧合的是，游资也从2008年9月由净流入变成净流出，2008年9-11月净流出估算值分别为145.8亿美元、275.5亿美元和154.1亿美元，当务之急是控制热钱和游资的撤出，为此需要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监测，对异动和非正常情况需要及时预警。在此基础上加大外汇管制的力度，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就恢复了外汇管制，这值得我们借鉴。
（3）加强对境外投资的监控。加强对外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投资的规范和监管。从历年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香港和三大离岸金融中心（萨摩亚、维尔京、开曼群岛）都占了大头，这是很不正常的，说明对外投资有一些是虚假的。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转移资产、偷税洗钱。在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喜欢通过对外投资获取个人利益、提高个人声望，而不考虑其成本和风险。
（4）重视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当今各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全球分工收益主要归属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成为风险的承担者，中国对外投资效益差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此，政府在长期内需要增强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上的发言权，加强金融主导权和国际定价权。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加大力度还是迅速撤资？
跨国公司对未来前景的预期是不容乐观的。基于这样一种预期，投资行为和撤资行为都会更加理性，而且个体理性行为的集合会产生团体理性，从而对个体理性行为产生正强化效应。
根据麦肯锡2008年11月对1,424家企业的调查，65%的调查对象预期2009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恶化，只有14%的预期会好转，但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欧洲预期恶化的比率高居前两位，分别达83%和75%，北美为54%，中国为57%。有接近一半的调查对象认为经济的好转要等到2010年之后。其对盈利的预期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纷纷采取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率和缩减资本性支出等措施来应对危机、化解风险（见表1）。
由表1可知，降低运营成本是跨国公司应对危机的首选手段，而其他手段因行业而异，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倚重于缩减资本性支出来缓解融资压力，这是因为，除了流动性短缺以外，资本成本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有所降低，反而比平时更高（Dobbs, et al., 2008）。来自Bloomberg的数据显示，10年期标准普尔BB级公司债券的息差已由2008年10月初的9.5%飙升至11月17日的12%。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及电信业、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
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一是增加套期保值力度的公司很少，原因在于，在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当今世界，套期保值不仅不能锁定风险，反而会使风险“捆绑”在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的跨国公司身上。在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套期保值确实起到锁定价格和控制成本的作用，若预测有误，远期价格与下跌后的现货价格之间的差价反而会形成企业的套期保值损失，避害不成反受其害，国内外很多公司在这方面吃了大亏。二是跨国公司离开某个特定市场的情况并不多见。在金融危机期间，跨国公司偏好现金，会普遍减少投资，而不会认为某一个国家是安全港而加大投资。金融危机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而不是个别国家特有的现象，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成为金融危机的避风港，只是金融危机在各国传递的速度不同而使有的国家暂时没受明显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因为中国已高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并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在对危机的影响加以评估时，一定要对此加以区分，对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力度还是撤资的问题应该持中性的观点，要看到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投资环境的系统性恶化对中国的影响，受其影响，中国的GDP增长率放缓至第三季度的9.9%，工业增加值出现了少有的低增长，PPI和CPI指数也创下近年新低。虽然2008年11月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出现下降，但这是跨国公司的战略收缩行为，是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正当防卫”，而不是把从中国撤出的资金转投其他国家和地区。
结束语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经济史的发展角度看，危机是一种机制，是淘汰和再建机制。基于此，我们应该理性对待金融危机，在承受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还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作为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一个现象是正常的，其发生是对现有经济运行的调整，预示着未来经济的更大发展。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通过对金融危机进行集体反思，在一些领域国际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中最为主要的共识就是符号经济必须深深扎根于实体的沃土中，必须依托强有力的实体经济支撑。FIC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