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讳言地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然又站在了新的改革十字路口上，各级政府俨然已经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成为需要重点改革的对象。尤其是近十年来，国进民退的步伐明显加快，各级政府的投资大跃进对环境的破坏、对通胀的刺激日益加深而且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20余年中国经济史就是通胀史、百姓和环境的“沉沦史”；行政权力对市场秩序的非法治化干预程度则有如吸毒上瘾，导致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日渐萎缩。
我们一度沉醉于中国的发展在全球“一枝独秀”，却为何“维稳”形势越来越严峻？无他，其本质就是掠夺式发展后产生的社会困境。这种态势，已然将中国置于一种“步步惊心”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和革命事实已经进入夜以继日争分夺秒的赛跑阶段，体制内的改良力量亦即自我革命的力量如果跑不过革命的力量，中国好不容易得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将被葬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将重新堕入深渊。
在今天的热兵器和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航天飞机时代，传统的自下而上的革命造反模式，亦即第一种革命路径已经没有了“市场”，但是第二种破坏力极大的“革命”路径仍有可能取而代之。这是一股反市场、反法治的力量，一些野心家借着贫富差距拉大、很多老百姓眼里对金钱和权力“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幻觉，上下其手，搞反法治、反市场、反民主化的运动式治理，其结果，一开始可能会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从舆论上“大快人心”，但不讲程序正义只讲目的正义的结果，只会导致民主、法治和市场的全面倒退，大量社会精英或被消灭或被迫出逃，最终使当地陷于“死地”。这样一种只讲意图伦理，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做法，满足了群众“尽速改变现状”和“劫富济贫”的民粹式心理期待，却会使奴役和贫穷成为社会的唯一归宿。
今天的行政垄断和政府管制过多，已经导致了部分企业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法生存”的逆淘汰现象。本来，独立企业精英和独立知识精英可以构成社会改良的最重要力量，尤其是企业家作用往往更大。然而，行政垄断无往弗届和行政管制权力过大的结果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家要么委曲求全，要么卖身投靠，过度依靠权力而不是依靠法律致富，致富以后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护也不是依靠法律而是要依靠权势。结果，一旦社会两极分化引起穷人仇富，资产阶层不是成为穷人革命的对象，就是成为权力打击以讨好穷人的对象。中国企业家多数奉行明哲保身和闷声发财哲学，对公共事务缺少发言，也很少用资金支持独立智库，培育独立知识分子。所以最后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悲剧。中国第三波向海外移民潮――知识和财富精英海外移民风起云涌，但其中多数企业家移民是“生活在海外，事业在国内”，相当于“裸商”。这样并不能解决其企业财产乃至人身不安全问题。只要政府权力仍然可以随便干预微观经济、只要流水一般的官员仍然可以流寇般地打商人的主意，他们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就注定只是浮云！因此，一个权力严格受到制约的法治环境，比什么都能保证商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不论是自下而上的传统造反革命模式，还是时不时想冒一下头的少数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上下其手的民粹运动模式，这两种类型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以瓜分财产为最终归宿和目的，最后以“劫富济贫”始，以共同贫穷和混乱终。
我们呼唤革命的第三种形式，即精英阶层的自我改革和让步。只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同结合、努力推动的“资产精英阶层革命”，才有可能善始善终，以公平公正的机会平等为目的。
中国，到了呼唤大政治家的时候。这样的大政治家，一定是以法治为根基，以财产自由和市场自由为根基的。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经济和社会基础，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才不会变成民粹的狂欢，才不会陷入拉美化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