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以后，由许广平收集的鲁迅全部书信手稿由鲁迅博物馆保存。“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以后，鲁迅全部书信手稿即被原文化部“文革”小组调走。1967年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在所谓“全面夺权”的混乱之中，存放在文化部的四箱鲁迅书信手稿忽然被人用中心文革的名义取走了。
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指出：要查清盗信事件，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这时，江青也在一旁假情假意地表示赞同，其实，她就是此次盗信的主使者。
那么，江青一伙为什么要在鲁迅书信和著作上大做手脚?深究起来，江青集团的几个成员，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中过鲁迅的口诛笔伐。上世纪30年代中期，江青在上海曾经争演过赛金花。引出鲁迅当时的一段话来：“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团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所以，在“文革”那样的背景下，这事张扬起来，对江青总不大光彩。
更有关碍的是张春桥。鲁迅在1936年4月16日作《三月的租界》，揭露“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田军(即萧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并点明“有人”就是“狄克先生”，狄克者，张春桥是也。由此可见，鲁迅的书信一旦公开，张春桥的种种劣迹势必昭彰。
姚文元之父姚蓬子，1954年4月叛党出狱，后即成了中统特务徐恩曾手下的文化特务。鲁迅在好几封书信中斥责这个变节者“转向”、在南京“做了小官了”。鲁迅书信一旦大白于天下，姚文元的政治前途，岂不是岌岌乎殆哉!
所幸的是，1975年，周海婴写了一封信，并在胡乔木的帮助下呈送毛主席。这封信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1976年在鲁迅诞辰95周年之际，一部包括1381封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终于问世。
(摘自《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