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白求恩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从事医疗体系改革运动，并得到蒙特利尔“人民健康与安全协会”的资助。第二年，他率领一支医疗队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对共和国军队进行医疗援助。尽管西班牙人民奋勇抵抗法西斯，但他们的正义斗争还是被法西斯扑灭了，这令白求恩十分伤心，他决定一旦有机会，就要义不容辞地帮助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1937年7月，白求恩到美国洛杉矶参加当地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庆祝活动。在这里他与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相遇。
陶行知当时是抗日救亡、争取民主的先锋斗士，为“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7月30日晚，陶行知应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当白求恩来到陶行知面前时，主人热情地为他俩作了介绍。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形势。白求恩被陶行知慷慨激昂的话语感动，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
1937年10月，以纽约为基地的“中国援助基金会”和宋庆龄筹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正在世界各地寻找志愿医务人员，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得知后，他将自己要去中国的想法通知了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
两党经过谨慎考虑，同意联合派遣他去中国。不久，国际援华委员会在纽约成立，配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工作，白求恩与委员会取得联系后，于12月前往纽约报名，并主动请求组建一个医疗队到中国北部和游击队一同工作。
组建“加拿大－美国联合医疗队”困难重重，考虑到路途遥远且危险重重，报名者寥寥无几。加美医疗队最初只由白求恩大夫、美国的法拉特大夫和伊文护士3人组成。法拉特一直犹豫不决，最后没有到医疗队报到。临行时，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大夫加入了医疗队。
1938年1月8日，加美医疗队购买了充足的药品和器材，乘日本“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港启程去中国。白求恩在一封给他前妻弗朗西丝的告别信中写道：“西班牙是我心头的一块伤疤……西班牙和中国为同一目的而战斗。我去中国，因为那儿最需要我，在那儿我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白求恩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委派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党员?(音“豆”)荣负责接待白求恩一行。
1月20日，医疗队在船上度过了13个昼夜后，终于到达香港。郧荣将白求恩一行送到九龙一位爱国同胞开的小旅店下榻，随后到十八集团军驻香港办事处向廖承志汇报。在办事处的安排下，?荣送他们到旺角，然后医疗队转乘飞机到汉口。
2月22日，医疗队离开汉口前往西安。为躲避敌机的轰炸和敌军的进攻，他们从临汾、潼关等地绕道而行，穿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白求恩回忆说：“荒芜的土地、被烧焦的村庄及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难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诅咒这场战争。”由于沿途紧张而危险，医疗队与延安、纽约、汉口都失去了联系。医疗队横穿豫晋陕三省，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颠簸跋涉。
一个月后，医疗队来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到了中共领导成员林伯渠和朱德，并一起筹划在五台山开办医院事宜。略作休整后，医疗队积极准备北上。就这样，经过10周数千里的旅程，1938年3月31日，医疗队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