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梁思成和贝聿铭特别爱登上景山顶，看那起伏而错落有致的北京城的轮廓线。那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没有的最漂亮的轮廓线。 那时候，他们看到的还是老北京城的模样，在他们的眼前，除了巍峨的皇城，还有那些平展的胡同和四合院。可以说，那是我们祖先最伟大的创造，是北京古老历史和文化的象征。
只要想一想，四合院和胡同以几何图形式的平面划分形式，构成了北京城如此方正而气势威严的形象，这在全世界的城市里独一无二，该是多么了不起。这种形式的构成，是皇城的扩大和衍化，是和左祖右社、四城九门连在一起的，是和背后连绵的西山、身前摇曳的大运河连在一起的。那种四合院不仅仅是旧时的王府官邸，也不仅仅是前出廊后出厦或进出两院有影壁，游廊垂花门外带耳房的标准四合院，却一定是那种青砖灰檐鱼鳞瓦、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有了这样的四合院，胡同才有了依托和层次，整个城市才有了人气儿。有了北京特殊的味儿，和古老的皇城才相匹配，也才会有洁白的鸽子响起清脆的鸽哨，飞起飞落在这样的灰瓦与红墙交织的上空，构成属于北京城的一幅独有的画面。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财富。
是的，时代是在发展，北京是在前进，作为北京的象征――胡同和四合院，是在变得越来越破旧。但它们依然是北京的象征，它们不因苍老而沧桑而变得没有意义，仅仅沦为推土机下的弃物，只因其因苍老而毁坏而幻想以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将其取而代之。相反它们更有意义，因为它们是北京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们的记忆。
因此，在谈论北京精神的时候，尤其说到厚德与宽容，我就要忍不住想起我们北京城古老而宝贵的文化遗存，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无论从宽容的态度，还是从厚德的角度，都应该认真地对待它们，并应该对于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进行反思和检讨。因为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大片的胡同四合院被房产商的掘土机所吞噬。前不久，梁林故居虽然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争论，在一片保护声中还是被房产商的掘土机有恃无恐地推成一片废墟。这实在与北京精神相违背。
如今，有外地或外国的朋友来，其实最想看的不仅是故宫天坛颐和园，还有老北京的街巷商铺和四合院，我一准儿都会带他们到前门来。在我看来，这里是块风水宝地，如今北京城剩下的大片的老街区越来越少，前门地区是硕果仅存了。
自明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大运河的终点漕运码头，由积水潭南移到前门以南。以后又相继扩建了外城，一直到清朝禁止内城开设戏院，将戏院绝大多数开设在前门外，以及前门火车站交通枢纽中心的建立……这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造就了这里非同一般的地位与含义。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老北京最有名的商业区大栅栏、鲜鱼口，最有名的文化街区琉璃厂，最集中的老戏园子和梨园界名宿的故居，以及最集中的烟花柳巷八大胡同，老北京的会馆有500多座，其中140多座集中在前门一带。那些老会馆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含量，其中不少是典型的四合院。天棚鱼缸石榴树中的天棚鱼缸难见了，但石榴树还是可以在这些院子里常常见得到的。纵横交错的胡同，胡同口儿上见不到等客人的那些洋车，却还是能够看到板凳上抽着烟袋锅儿晒太阳的老头儿。一溜溜灰房，街边儿的大槐树，洒得满地白白的落蕊，大院墙头儿上爬出来的蓝蓝白白的喇叭花儿，一阵阵的蝉鸣，也照样能够看得到。可以说，这是在别处难以见到的景象了，这样的景象落日残照似的，依稀还有点儿老北京的味儿，难怪总有些外国人手里拿着地图爱到这里转悠。
禁不住想起早年读李健吾先生文章，看他说道：“繁华平广的前门大街就从正阳门开始，笔直向南，好像通到中国的心脏。”在老北京，前门大街就有这样大的力量，能够如李健吾先生说的通到中国的心脏。这是老北京任何一条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不仅是一条重要的商业街，而且它位于帝京中轴线南端，直接通往天子祭天拜农的天坛和先农坛。在这样一条通往中国的心脏的街道两旁，可以看到胡同和四合院是作为整体铺展连成片儿的，血肉和筋和皮是长在一起的。
作为北京这样一座帝国古都的城市建设，文化是其根基。这里所讲的文化，当然包括现代新文化，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座古城自身所孕育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因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够唯新是举，保护和建设，具有同等价值和意义。城市可以和社会和经济一起飞速发展，但作为一座古老城市的象征，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是我们祖辈脚下踩出来的泡。即使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好看了，我们可以治疗这脚下的泡，却不可以将脚下的泡移花接木转移到脸上，去点上时髦而好看的美人痣。
说起北京这座古城的保护，总会让我们想起梁思成先生。因为他是北京古城保护富有远见卓识的先驱者。去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在清华园矗立起他的一尊像样的塑像。无疑，这是对梁先生的一份难得的纪念。让人多少有些悲凉的是，老北京城已经拆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才想起为他立一尊塑像。
我想起去年日本奈良也曾经矗立起梁思成的一尊塑像，那是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保护了古都免于轰炸。立在那里，他看见他保护下的一座古都，依然古貌犹存。如今，他立在了清华园里，北京古城近在眼前，他看到的能够是什么呢？
1948年年底，两位解放军带着一张北京城的军用地图，进入清华园，找到梁思成，请梁先生标出重要的古建筑，以避免炮火的轰炸。可是，我们进入这种需要我们保护的这座城市之后，避免了战火，却未能够避免我们自己的手的毁坏。这实在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困惑。我们辜负了梁思成的一份拳拳之心。今天，面对他的塑像，我们有勇气和良知，回顾历史，面对历史，反思历史，而垂下我们的头吗？
如果说我们与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梁陈方案”失之交臂，是我们幼稚，或者受制于是老大哥苏联的影响，我们识不得良玉珍珠，更不懂得珍爱这样的无价之宝。那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东起月坛，西至公主坟，北至动物园，南到莲花池。至今水落石出一般，越发清晰地证明是一个多么富于远见的方案。他替我们制定了，替我们规划了，替我们描绘了。我们对他做了什么呢？
我们的城市当然需要建设和发展，但这种建设和发展不应该以牺牲古城的文化为代价。事实上，我们错过了整体保护北京旧城的历史机遇。时过境迁之后，我们马后炮一样对于梁思成充满了愧疚，我们把他写成了教材，放进了中学的课本里。但是，我们言行不一，我们继续违背了他曾经为我们描绘过的蓝图。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又开始了新一轮对老北京旧城的破坏，而允许地产商和推土机在已经残缺不全的旧城肆意地大拆大建呢？如果前者无可追回，但旧城区的大拆大建却就是发生在近几年的事情呀。就在眼下，我们一边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北京城中轴线申遗，一边还在对中轴线旁边的粉房街和大吉片大动干戈，在中轴线东侧大建一批仿古建筑的假景观。我们健忘，完全无视了梁思成的存在，他曾经给予我们的那些振聋发聩的建议和思想。
是的，我们一再背叛梁思成。早在1947年，梁先生就发表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护》。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一再陈情相告：北京城的整个形制既是历史上可贵的孤例，又是艺术上的杰作，城内外许多建筑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至宝。它们综合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历史艺术陈列馆”。同时，他特别指出，承袭了祖先留下的这一笔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遗产，对于保护它的责任，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推诿的。他还特别告诉我们：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制，具有都市规划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见无比的，需要保护好这一文物环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真正认知了他的这一思想了吗？传承下他对于北京古城这一份情感了吗？我们是把这座城市，真的当成了“孤例”“杰作”“至宝”和“历史艺术陈列馆”来对待了吗？是把旧城区看作了“完整艺术实物”，是世界上“罕见无比”的，需要把它当作“文物环境”一样保护了吗？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修辞，当作一层粉底霜，而是真的这样认同的话，为什么让北京旧城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片瓦砾，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商业楼盘？那么，我们对于他所说的保护这座城市不可推诿的责任，又尽到了多少呢？
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两件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作为一座古城，北京的面孔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代表高楼大厦，那很可能只是另外一座城市的拷贝。母亲和城市的面孔，可以苍老，却是不可再生的，经不起我们肆意地涂抹和换容。失去了文化根基的依托，经济越是发展，越会让人和城市一起失忆。
所以，谈论北京精神，我们要明白，精神是依托在这座城市建立起来的，而北京精神的文化内涵，更是依托在这样古老的土地上的文化根基繁衍起来的。我们必须保护好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张扬的“文化环境”，才能够让这种精神真正建立起来并发扬光大，而不至于仅仅成为标语口号和纸面的修辞。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