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凤凰周刊：香港是谁？
回归10年，香港人仍在痛苦挣扎，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许多香港人看来，他们无论相对于大陆，还是对于西方世界，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他者。
我们是谁？
从1842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这种追问就已开始。回归10年后，这种追问仍未终结。
Takeover
1990年，麦唛/麦兜系列漫画开始风行香港。
Bespoken
Tailor-made service/products
1997年以前，故事主角是麦唛。母亲会为麦唛做裤子穿，买手表给麦唛戴，开了一张附属信用卡给麦唛；麦唛能画得一手好画，中英文基础也很好，生活无忧。
Gifts in drawing and both A&B
那些年头，香港是“东方之珠”，歌舞升平，民众自信。在东西方交汇中，它始终是一个中心，一个惹人艳羡的焦点。
Oriental Pearl
Occidental
Handover
1997年之后，取代麦唛的是另一只漫画小猪——麦兜。麦兜的生活充满挫折，似乎如何努力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
麦兜同样引起整个香港的共鸣。经历金融危机洗礼的香港中产阶层的破产者众，看不到成功的曙光。
Go through
Experience
Weathered
麦唛/麦兜系列的创作者谢立文接受记者访问时便开宗明义地说：“我想要一个更有血肉有局限的人物，于是有了麦兜；麦唛好像想怎样就能怎样，但麦兜就有好多掣肘。” 这些掣肘自1997年之后便与香港人相伴，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忧虑和恐慌，或表于形，或隐于内，却一直未得解脱。
Restricts
Restrains
Have his way
Willful
Get whatever he wars
Hands are tied
七一大游行、争建迪斯尼，甚至那些反对大陆孕妇来港的普通市民，那些当初选择移民后又回港的中产，每个人的背影中，都隐藏着一个追问：
我们是谁？
从1842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到后来的经济明珠，再到1997之后，伴随经济下滑的挫折感，港人走在两次历史转折之中，无所适从。
在好光景时，她是自由港，一块有着无限活力的土地；而失落时，她只是一叶无根的浮萍。
“去殖民化”的吊诡
“回归之前有的时候填表要填国籍，我们都是填?英国?。”1960年代出生在香港的刘伟民说：“虽然我们出生下来就被告知是香港人，但香港不是一个国家。我们也没办法填中国，因为我们不在中国的统治范围内。所以最后只能填英国，虽然心里也觉得怪怪的。”
1842年《南京条约》将香港变成“日不落帝国”诸多殖民地中的一块，但英国人却在这里推行了完全不同于其他殖民地的统治方式，这也造成了香港特殊的身份危机。英国政府不仅没有像当时的日本、法国那样在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甚至没有推行“去中国化”的措施。
1841年，英国人登岛之后便宣布华人社会仍按《大清律例》管理，直到130年之后才完全废除。这使得香港的纳妾制到1971年才结束，是包括大陆、台湾在内的所有华人社会中最晚废除这一习俗的地方；在1970年代，研究中国华南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西方学者是在新界，而不是在广东，找到了风俗礼仪保存最为完整的华南村落?
这看上去甚至让人怀疑英国人是否准备在香港实行殖民统治。
英国人的做法并非是出于仁慈，而是精明的计算。
与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不同，香港没有丰沛的自然资源，英国人当时所需要的，只是香港优良的深水港。从统治成本的角度考量，英国人显然没有必要在香港建立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殖民体制进行整体控制。正像当初英国人没有选择同是良港的舟山，就是因为嫌舟山“太过繁华，不便管理”。
“香港人是否认同自己是英国人，对英国来说并不重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吕大乐说，他将英国在香港的殖民方式称为“非直接式（indirect）统治”。
在这样的思路下，早期英国殖民统治层与香港的普罗社会基本上处于分离状态。即便到了后来，英国人仍然没有接纳香港人作为自己的子民。
1982年7月，英国政府宣布，在香港的英籍华人如果在大陆遇到了困难，英国领事馆将不予协助和保护。英国政府更是因此而修改《国籍法》。
英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因为担心如果中英谈判无法确定香港的未来地位，香港社会会发生动荡。只要一小部分香港“英籍华人”涌入英国，就会对英国造成巨大的负担。当时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也在回忆录中透露，正是基于这样的本国利益，所以她更倾向于寻求一种“能够使大多数香港人愿意继续留在香港的措施”。
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意识到，一个拥有强烈“中国意识”的香港对于殖民统治来说是危险的，所以英国人在香港尽力淡化身份认同，有公民而无国民教育。香港也因此成为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进行过国民身份教育的现代文明地区。
在港英时期的中学历史课本中，中国历史停留在鸦片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性质被描述为“因为商业利益而爆发的战争”。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市民黄小姐说，甚至直到1980年代她作为中学生去大陆旅行，站在天安门前，她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雄伟的建筑，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意义。直到回归之后，她才第一次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英国人在香港推行的这种特殊殖民统治方式是有效的。在香港长达150多年的殖民史中，这个华裔人口高达96%的社会对殖民统治几乎没有爆发过持续性的反抗，甚至没有持续性的敌对情绪。
加之1950年代之后香港经济飙升，香港的人均GDP甚至超过宗主国英国，使得香港不仅缺少那种一般殖民地所特有的悲情意识，反倒生成对殖民统治的认可。
但是，香港人的“中华根”仍然被英国人完好地保留着，比起仅仅经历过50多年殖民统治的台湾，香港却从未出现过成规模的“港独”思想。这便形成了香港人独特的矛盾心态，学界有人以“双重效忠”称之。
这种心态在香港的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也有精彩的体现。
金庸在小说结尾处为“异族皇帝”康熙设计了一段独白：“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归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鹿鼎记》成书于1970年代初，此时的香港在经历了1966年“反英抗暴”运动之后，港英政府整顿吏治，成立廉政公署，为商人阶层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对草根阶层推出一系列福利措施，香港经济也进入黄金期，使港人对殖民统治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康熙的这段独白不能不说是当时香港人对历史的借喻，也是彼时香港人一段委婉的心路表白。
“香港的去殖民化非常有趣。”香港时政评论员梁文道说：“虽然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印度的去殖民化很明确，他们可以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国家身份认同来肃清英国人的影响。而香港不同，面对一个巨大的母国，香港的去殖民化本质上是回归而不是新建，但是它又发现自己已经与母国是那么的不同。”
从中英谈判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大陆的描述中，香港的回归一直都被纳入“中华民族洗刷被侵略被殖民的耻辱”这样的论述之中。
这样的论述给香港人的身份重塑造成困难。身为“炎黄子孙”的他们不仅没有自动将自己纳入这样的判断之中，反而流露出对“九七大限”的恐惧。
从中英谈判开始，香港便断断续续出现了移民潮。据香港学者的统计，从1981年到1986年，移民海外的人数为平均每年2万人，在1989年之后更是达到每年6万人。香港廉政公署曾预计，14名首长级官员中有一半会在1996年之前离职移民。
大陆迅速淡化，以至最后完全放弃了这样的论述，但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仍然没有得到完整的重塑。相反，出于种种因素的考量，港英时代的很多制度安排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港岛的大小道路仍然保留着过去的名字，“皇后大道”、“干诺道”，它们仍然是以英女皇以及历任港督的名字命名；英资色彩浓重的汇丰银行仍然是香港的发钞行之一；除了基本法，香港仍然沿用英国法律，香港的大法官中仍然有很多英国人。
最早负责香港回归事务的廖承志甚至说，香港回归不过是换个总督，换面旗。
变或不变都成为难题。
“都说回归之后我们香港人要调整心态，其实大陆也应该调整。”一位在大陆工作的香港人半开玩笑地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说?港澳同胞?，但从来都不会说?广东同胞?，既然我们都回归了，为什么称呼还没有变呢？”
一位研究香港20多年的大陆学者在谈及回归时不无感叹地说：“政权回归易，心态回归难。”
篇二：香港的城市性格
香港的城市性格
三个场景
游历香港最好从赤柱开始，这块蜷缩在港岛南面的小半岛承浅水湾之盛名，也隐藏在张爱玲《倾城之恋》的描写里。1841年第一批英军从这里登陆，然后北上。1941年那场惨烈的香港保卫战中，不知驻港英军已经投降的东旅也是退防到这里，在圣诞节的悲歌中负隅顽抗。从1941年12月8日战争爆发开始，到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延续不到一个月的战役让香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西旅司令部失陷，指挥官罗逊准将阵亡，退守到赤柱圣士提反书院后方的东旅也连同书院内的伤兵和护士一并遭遇到日军的屠杀。阵亡于战役中的将士后来被安葬于数个国殇纪念坟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在赤柱。
赤柱军人坟场，宁静、肃穆，埋葬世界各国为香港保卫战捐躯之士。华人、印度人、加拿大人、英国人，不分职位高低，皆是一视同仁、相抵而眠。坟场入口处有白色纪念塔，塔后有以供签名的纪念簿。塔身高大整洁，棱角似剃刀般锋利，象征为国捐躯者不计代价之精神，能穿越历史的悲喜与无常。
纪念塔前有一条歪歪窄窄的小路，小路对面是一排平平无奇的平房。无心的游者，大概并不会留意。有心之士却知道这些车间属于以关押重刑犯闻名的赤柱监狱。赤柱监狱，是香港最大的高度设防监狱，也是香港在废除死刑前唯一的死刑执行场所。港片里黑帮穿过幽暗漫长的廊道去劫狱的镜头，尽皆发生于此。在这里，惩教署人员每天押送着重刑犯们进入车间劳动赎罪，运转出夹杂着复杂人性的机器轰鸣。而这一切所直面的，是洁净肃穆的军人坟场，和它所象征的为国捐躯之崇高精神。白塔与车间，在相距四五米的空间内勾勒出现实世界的分裂。
由军人坟场和赤柱监狱再向北漫步数百米，是赤柱大街。大街上有一座建于乾隆三十二年的天后古庙。此庙曾毁于台风温黛，重修之后已不复当年的恢宏气象，前门仅以白瓷砖作简单铺饰，很多地方甚至裸露着水泥。天后庙是两进式建筑，墙(本文来自：www.dXF5.com 东 星资 源 网:香港评论员)身曾涂满绚丽壁画而屋脊也饰以精美雕刻，如今只剩昏暗光线与旅人的仆仆风尘。大厅内数十位神像一字排开，除了常见的“关帝”、“黄大仙”、“观音”之流外，甚至还有一只“齐天大圣”。佛、道、民间数十位神祗共居一檐下一同受拜，中国人思想务实可见一斑。
天后庙在赤柱孤单伫立了两百多年，神像面前都渐渐有了古怪的英译名，终于等到了一座近邻的落成。1998年，在数十年前就因为中银大厦建设工程而被拆卸保存的美利楼，又被一砖一瓦重建于天后古庙的东南面。作为全港维多利亚色彩建筑物的唯一遗存，美利楼有着中式的瓦顶和西式的圆柱。它曾经是驻港英军的军营，日治时期又被用作日本皇军宪兵的总部，并且设有多座囚犯室和刑场。最终，这座 “除了医院以外见证死亡最多的建筑物” 回到了历经保卫战又埋葬英骨的土地。
所以当你走出中国化的古庙，就看到英伦色彩的美利楼。夜晚里，美利楼的璀璨灯火彻彻底底覆盖过古庙昏黄的油灯，世界与本地相遇在此，古今中外的不同时空毫无禁忌地挤在一起。
既然说到庙，说到宗教，亦绕不开声名在外的黄大仙祠。这个传说里叱石成羊的道士经由梁仁庵的推广，竟成几乎成了香港街头最为人熟知的宗教偶像。人们摩肩接踵地来到这里，祈求最世俗的功名、利禄和感情，成就叹为观止的人间香火。但游客大多不知，毗邻黄大仙
有一座仿唐代园林“南莲园池”和与南莲园池共成一体的志莲净苑。唐代园林，按柳宗元“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原则，在亭台楼阁和山池水榭间最大程度地保留自然山水的清幽宽广。园内不走回头路、不宜出声喧哗，只能静静聆听若有若无的琴声筝声。而志莲净苑则背靠着南莲园池，继承唐代山林宽大、简洁、清雅的风华。在这里绝对看不到香火，只能听到诵经声绕梁。
于是港人带着一身缭绕的烟香，就走进清幽典雅的唐代山林；亦或是走出清幽典雅的山林，就走进黄大仙燎烧弥漫的世俗香火。在每一个最不香港的地方，香港的现实又在街头巷尾缓缓浮现。
两个人
梁文道，一个谈到香港文化圈就绕不开的名字。他的身份标签从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人到环保权益维护者数十个，从业经历也由中学校长到电台主持纷纷杂杂。但唯一确定的，就是他复杂的经历给予了他广博的知识背景，乃至于他的批评者常指摘他的引述不准确或是对概念理解不到位，却不得不承认他的知识储备广博至常人不可及。
他的大众文化代表作首推《常识》，另有一本在年轻人中一度风靡的《我执》。《我执》一书以专栏日记的形式记录似真似假的故事，反映“诸种深沉的软弱，难以排解的焦虑，诸种人际必有的摩擦原来也如藤蔓纠缠在他那看来水镜鉴人的心灵里，长成一片过于深邃的阴霾”（邓小桦语）。
翻看这本书，读者会找到大量记载基督教修行的文章。譬如《回归》一文就讲述了一个人回归、去找他师父重拾修行的故事。作者说，二十年前他的静修被打破，二十年后他又背负着一身的罪回来，二十年间没有一次告解、一次忏悔。所以他要求师父重新引导他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趣的是，梁文道本人，是一个佛教徒。就连书名“我执”一词，也是很典型的佛教用语— 佛教上按内容分，有人我执、法我执；按缘起分，有分别我执，俱生我执。一言以蔽之，就是执着于自我，放不下心中梗着的“我”的执着。我执被小乘佛教认作是痛苦的根源。而梁文道也在书的《题解》中以比喻作解：
“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像；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种偶然。握得越紧越是徒然。此之谓我执。”
然而这样一本佛教徒所写、以佛教用语为名的书，却收录了大量基督教修行式的体验。而梁文道本人，又曾宣称自己是儒家和亚里士多德的信徒。
黄伟文，后港乐时代标志性填词人，与林夕（梁伟文）并称“两个伟文”。其个人经历虽不及梁文道般复杂，却也历经电台 DJ、主持、散文专栏、时装专栏、电影、职业填词等诸
多岗位。其人迄今填词一千余首，风格鬼马多变，却也不失细腻的情感描摹，例如他在《倾城》中写：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如同苦笑挤出的高兴。全城为我，花光狠劲，浮华盛世作分手布景。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此般语言运用，常常被拿来与他的劲敌林夕作对比。林夕者，风格大哲学家，气质书生。他常常乱发遮面、身形瘦削地出现在媒体前，也自述把自己关在房间内沉浸填词暗无天日的日子。但黄伟文在填词之外的生活却截然不同。他鬼马、他浮夸、他热衷于奇装异服：通身粉色西装加粉色皮鞋、豹纹披风、黑色面纱、身着“巨蛋”、婚纱、把整个头都盖住的皇冠。黄伟文曾经笑言：“你说我不会填词，我无所谓。你要说我不会买东西，我跟你拼命！”
其人性格的一面是精通文字运用、描摹细腻情感、开导世人或是误导世人的词坛巨星；另一面却是穿戴举止出格猎奇的嘻哈孩童。令人分不清，或是无需分清。
一座城市的性格
你将如何形容香港？这个你一眼就能辨识出的城市。
龙应台说在香港这个岛上生活过的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不同时代的移民。依赖于独特的地缘条件，香港在中华大地受苦受难的时候一次次成为逃生门：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大饥荒、文革、大逃港。那些人来到这里，扎根或者离开，大浪淘沙一代一代，把香港变成了五脏俱全的麻雀，扭曲了国别与时空，让一切都在狭小的空间内对立与碰撞。
也斯这样描述兰桂坊，中环附近的地标性区域。也斯说大家都觉得兰桂坊是最异国情调的地方，商人投资的新餐厅和酒吧，都用上特别遥远的地名：贝鲁特、非洲、加州、中央公园、卡萨布兰卡，那些遥远的空间也带来遥远的时间。但是意大利餐厅旁边就有日本小吃、酒吧隔邻就卖着鱼腩粥。
复杂的历史塑造了香港。若不是领先时代的文物保护意识，美利楼就不会在被拆卸后一砖一瓦地保存，亦不会有日后在赤柱的重建；若不是日渐紧张的土地，赤柱监狱的车间也不会出现在军人坟场的正对面；若不是国共内战导致的难民潮，就不会有志莲净苑的壮大，没有志莲净苑，不会有人有心去设计并建造一座唐制园林，在黄大仙的旁边。何况，要不是这个社会的华人基础，也不会有黄大仙。
复杂的香港又给予了港人复杂的经历，继而哺乳出一代风华绝代的文人、演员、歌手及其他。梁文道在台湾的童年岁月伴随着天主教小学度过，家庭、学校的宗教氛围是种熏陶，而台湾扎实的文化底蕴则是一种启蒙。他言及小学就读起《四书》，而学校的神父亦与他们讨
论哲学问题。梁于中三回到香港，见到另一面的史料与文学，整个动摇了他自己认识的基础。而大一时在抗议“四个坚持”的运动中他脱裤坐痰罐、对峙警察的瞩目举动，又使他声名鹊起。梁文道遍任大学讲师、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主持、中学校长、牛棚书院院长、商业电台台长、作家、书评家、影评家、乐评家、时事评论员、食文化研究者、古迹研究员、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等等等等。在非线性的人生里，他被塑造得博杂而不纯粹。黄伟文也一样。香港也一样。
香港太不纯粹了，高档餐厅边上怎么可以卖鱼腩粥呢？唐代山林边上怎么可以烟火缭绕呢？说话为什么要中英夹杂呢？但是即使你可能迷失在北上广相似的城市图片里而分辨不能，你不会认不出香港。照片无须是地标性建筑，一段斜坡、一条山道、一栋高耸但细窄的老旧高楼、或者是狭长深邃的地铁站出口，连接熙攘的外界、亦或者是林立的霓虹广告牌，武馆药馆夹杂其中，你都会知道这是香港。
你不会认不出香港。
篇三：2015年6月份评论员文章汇总
人民日报评论员：安全防线一刻不能松懈 6月1日晚，重庆东方轮船公司一艘载有458人的客轮在长江发生翻沉。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批示，就现场搜救及善后工作、加强公共安全等进行部署。李克强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急飞事件现场，指挥救援和应急处臵工作。交通部门、解放军、武警部队、湖北省、重庆市、湖南省等各方面紧急行动起来，组织3000多人全力搜救遇险人员。截至2日19时，已找到20人，其中14人生还，救援和相关处臵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这次事件，再一次敲响了公共安全的警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批示中强调的，要深刻吸取教训，强化维护公共安全的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客船翻沉，只在片刻之间，公共安全人命关天，任何时候都不能麻痹大意，任何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只有时刻绷紧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的弦，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才能构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 一地遇险情，全国受警示。当前，我国已进入主汛期，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防汛抗旱形势不容乐观，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洪涝、风雹、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面对公共安全的风险与挑战，各地各部门更要突出问题导向，彰显责任担当，一刻也不放松各项安全工作。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必须强化底线思维，从最不利情况出发，着力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防强风、抢大险、救大灾，不断提高公共安全水平和应急处臵能力。
搜救工作仍在争分夺秒进行中。客船翻沉事件令人揪心， - 1 -
更让遇难者家属陷入深深悲痛之中。惨痛的灾难再次提醒我们，公共安全连着千家万户，是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肩上，担着“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我们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来认识，从严从实抓好每一个环节，努力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为人民的幸福生活筑牢安全根基。
评论员：突出问题导向 贯彻从严要求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调研时强调，“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突出问题导向，贯彻从严要求，既巩固和扩大从严治党成果，又有效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这为我们搞好专题教育指明了努力方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教育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教育。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必须把认真查找和着力解决问题贯穿始终，无论是专题党课、专题学习研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还是整改落实、立规执纪，都要聚焦问题、对准问题，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专题教育，着力解决理想信念动摇、滥用权力、不负责不担当、不守政治纪律等各种“不严不实”问题，不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这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群众的期盼。
严是爱，宽是害。查找和解决问题关键在严。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审视自身，以严的精神剖析问题，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问题亮出来，找准“病根子”，开好“药方子”，切不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更不能文过饰非、遮遮掩掩。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要的就是以实事求是的自觉、自我革新 - 2 -
的勇气，高标准严要求，触及灵魂、找出差距、努力改进。
万事严中求，成效实处谋。对查找出的问题，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解决。属于能力不足的，通过加强培训，强化实践锻炼，不断总结提高、提升能力；属于担当精神缺乏的，通过明确责任、加强督查，提振精神状态；属于不作为的，通过严肃批评教育，认真执纪问责，形成倒逼压力。总之，要紧盯“不严不实”的问题和具体表现，一条一条梳理、一项一项分析，弄清问题性质、找到症结所在、切实加以解决，以解决问题的成果取信于民。
从严治党是一个永恒课题，“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是一次活动，必须融入经常性学习教育之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向问题发力，我们定能在深化“四风”整治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赢得人民群众的肯定和信任。
人民日报评论员：依法推进香港普选是中央坚定不移的立场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正式预告，行政长官普选法案将于6月17日提交立法会审议、表决，这意味着实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目标的程序已进入关键阶段。特区政府提交的法案，贯彻落实了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得到了多数香港市民的认同，是行政长官普选最为合适的制度安排。中央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衷心希望香港各界把握历史机遇，依法落实普选，使500多万香港合资格选民第一次实现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行政长 - 3 -
官。
落实行政长官普选，是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目标，是中央政府对全体香港市民的庄严承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中央始终严格执行基本法的规定，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推进香港的民主发展。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的民主成分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明确了政制发展的法定程序、普选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为实现基本法规定的普选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明确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并规定了普选制度的核心要素。决定作出之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与香港各界人士进行沟通交流，阐述决定各项内容的依据。特区政府开展公众咨询，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这些举措，都充分体现了中央支持香港特区发展民主、实现普选的坚定立场。
落实行政长官普选，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国家利益。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合情、合理、合法，是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也是全面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具体体现。如期实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是广大香港市民的民主夙愿，也是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依法落实普选，有利于香港社会凝心聚力、共谋发展，有利于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有效施政，有利于“一国两制”事业向前推进。如期实现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也符合国家整体利益。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实践证明，全面准确地理解、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包括落实基本法规定的普选目标，有利于更好地维护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更好地实现 - 4 -
国家发展战略目标。
落实行政长官普选，立法会议员角色关键、责任重大。香港的民主发展正处于极其关键的时刻，香港能不能迈向民主发展的里程碑，现在只有一步之遥。中央真诚希望并呼吁全体立法会议员以香港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依归，顺应多数民意，勇于担当，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为推动香港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香港普选的历史契机已经到来，香港政制发展进入一个关键节点。我们期盼，香港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行政长官能够成为现实，共同谱写香港民主发展的新篇章。
人民日报评论员：香港普选法案合宪合法合情
合理
再过一周，香港将迎来民主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特区政府提交的行政长官普选法案将在立法会审议、表决。普选法案符合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充分反映了咨询期间香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提出的意见，合宪合法合情合理。它不仅是香港历史上最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最切合现阶段香港实际情况、最现实可行的制度创新。
普选法案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容臵疑。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其政治体制包括行政长官产生办法，都由中央政府通过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中央对行政长官普选制度拥有主导和决定权。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贯彻落实了基本法和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对于香港普选的宪制性安排，合宪合法不言 -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