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外开放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加速了我国资源环境的严重退化。本论文以实际数据为依托，分析了开放经济的两个重要指标即国际贸易与FDI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认为导致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即我国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其发展不受资源稀缺性与环境成本制约所造成的。基于以上分析论文提出当前我国实施的环境财政政策应主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以及尽快理顺资源能源价格，使环境成本内化。
关键词：开放经济 FDI 产业结构优化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很快，作为衡量开放经济的两个重要数量指标，它标志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开放经济一方面给我国的资源环境带来了积极影响，以FDI和国际贸易为主要载体的开放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而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有利于为环境治理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此外开放有利于我国提高环保意识和改善环保技术。另一方面越来越开放的经济并未使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得到彻底改变，由于区位优势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 在现有国际分工中，中国成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场所，在增长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目前在研究环境保护政策时，各国的研究重心都放在提高本国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水平上，一般很少考虑开放条件的影响，而开放经济对我国资源环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一、开放经济条件对中国资源环境的影响
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首先，工业规模的扩大在工业结构和技术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会带来更多的能源耗费与环境污染；其次，工业结构对能源与环境也有明显影响，轻工业行业多为工业废水污染密集型行业，而重工业行业多为工业废气污染密集型行业。人们通常认为的重工业比轻工业污染更多，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再次，工业生产率的提升，在规模和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将有利于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总量减少。因此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主要是从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工业经济总量与结构的影响分析，从而分析其对资源与环境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技术效应。
（一）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产生的规模效应。
周力（2008）利用计量方法对净出口额与相关污染指标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认为开放经济对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在技术未能明显突破、能源结构基本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开放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总量关系必然是矛盾的。
1、进出口贸易顺差造成资源环境恶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为年均9.81%，高速的增长必然对资源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加速，其中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长很快，资源环境代价急剧上升。如（表1.）所示，从2003年之后中国货物与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2600多亿美元,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近20%。快速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大量的贸易顺差使我国资源能源消费与环境污染排放正向增长。
尤其是“十五”期间，中国净出口增长快速，到2005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4.1%的高位，说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提高。同时这个时期的单位GDP能耗年均提高1.8%，SO2排放量年均增长1.4%(见表2)。可以发现这其中对外贸易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从（表1.和表2.）的数据也不难看出，在“十一五”时期随着对外依存度的平缓下降，尤其是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综合环境治理政策的影响，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十一五”主要资源、环境年均增长指标开始下降，明显好于“十五”时期。
2、FDI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与出口贸易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更为显著。入世之后我国FDI的快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强势的推动作用，带动了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同时单纯从数据分析也不难发现外资增长与我国相关的环境污染指标之间呈正向关系，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总体看来，开放经济(特别是FDI)的规模效应，对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起着负面作用。
（二）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的结构效应。
1、进出口贸易产品结构造成我国环境污染加剧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增长尤为迅速，加工贸易的比重在我国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显著上升。
尤其自2004年以来，工业产品在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中占有很大份额。2002年中国的钢铁进口超过出口450%；而2006年出口超过进口230%，这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而且也使之成为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当年，中国钢铁工业所消费的能源在国家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为18%，而中国家庭部门所消费的能源只占10% 。中国重工业消费的能源在国家的能源需求中所占比例由2001年的39%上升到2006年的54%。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煤炭的碳排放及污染超过其他多数能源（见表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目前中国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重化工产品的大量出口加重了国内环境污染。
2、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加重了环境污染。
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以环境、资源、能源以及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导致发达国家将主要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到了中国。 2009年我国外资投入行业中制造业为第一位，占全部外资总额的51.95%（见表5），工业行业较其他行业而言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更大。
（三）开放经济对资源环境的技术效应。
在我国轻工业部门，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接近，甚至许多外资的生产效率低于内资企业；在重工业部门，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普遍显著高于内资企业；综合看来，国内竞争同时伴随着对国际市场的逐步融入，更低的贸易壁垒不仅使国有企业感受到节能型外国公司所造成的压力，而且也使得它们能够获得竞争对手所享用的节能技术，显著提高中国存量资本的效率。开放条件下外商投资企业、国际贸易也显著提高了国内企业的节能技术水平，替代了原有的较低的技术。开放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单位能耗，使我国的工业能耗迅速下降。截至2000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中的每个单位产出所需要的能源比1978年减少了66%。这意味着中国2001年在全球能源需求中只占据了10%，如果按照它在1978年时的表现，它本应占据25%。
一般而言，污染排放总量由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排污强度(单位污染品产出排污量)三要素共同决定。开放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伴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必然会扩大现有经济规模，同时由我国开放经济区位影响因素带来我国国际贸易与FD以加工制造业所占比重更高，这两方面的因素会造成污染排放量上升，而技术进步等因素又会降低排污强度。综上所述，虽然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会通过技术溢出等传导机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基于规模效应与结构效应的主导作用，开放型经济对能源与环境的最终影响仍是消极的。
二、开放经济造成资源环境恶化的原因分析
中国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重工业发展，是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2005年工业部门能源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为63.8%，而当年工业GDP只占比为47.8%，不难发现中国工业部门的单位能耗显然高于其他经济部门（见表6和表7）。尽管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工业的单位能耗日益下降，重工业的过快发展仍然导致我国能源消耗总量增速过快。
2011年目前中国重工业过度投资受到产品出口贸易的刺激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但是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能源密集型工业享受着较低的运营成本。地方政府不仅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价格低廉的土地，而且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背景下，在执行环境保护政策时还经常与政策相背离，再有中国目前的环境税费过低，也无法反映其真实的成本。中国的能源价格在历史上也从未反映出环境成本。此外在建设时间缩短的同时，劳动力成本也低于发达国家。对于资金成本巨大的能源密集型部门来说这些优势形成了中国重工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自1998年以来中国大多数高能耗工业以税前收益计算的利润已经从不到1%复苏至4%～7%。2007年，金属、玻璃、化工以及水泥等工业的利润超过了纺织、服装、家具以及电子的利润。特别是铝业在赢利能力上有了极大的增长，其税前利润在过去几年间从5%增长至14%（具体数据见表8）。
高利润阻碍了合理的资源配置，使资本流向集中于这些行业。钢铁企业的数量在2002～2006年间就翻了一番，其他能源密集型工业的情况也与此类似。重工业行业过于分散也不利于行业总体能耗效率的提高。
三、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环境财政政策的完善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促进经济结构调整；2.促进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3.理顺资源能源价格和环境成本。具体政策包括：
（一）构搭建环境保护财政制度体系框架
1、构建资源环境产品定价制度，将资源环境产品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体现在现行价格体系中。
2、构建绿色财政收入制度，包括建立环境税、资源税与消费税等税制绿化改革等。
3、构建环保财政支出制度，优化财政投资结构、尽快实行政府绿色采购以及环境转移支付等。
（二）建立资源环境产品定价制度
以完善水、石油、电力、天然气、煤炭、土地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为重点，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加快推进成品油和天然气价格改革； 完善煤炭成本构成机制；积极推进电力价格改革；加大水价改革力度；对水、电等能源类消费品的使用采取价格累进制。在资源性产品的定价中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环境成本、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充分发挥价格在配置资源性产品中的重要作用，鼓励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完善包括排污费在内的相关环境收费制度。
（三）建立绿色财政收入制度
1、绿化现行与资源环境相关的税种
逐步优化调整生产型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体系， 改变税收和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扩大再生产的局面。倡导适度消费，继续扩大对奢侈品、一次性消费品征收消费税的商品范围，加强对一次性餐盒、大排放量汽车、汽油等消费的调节力度。逐步将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等纳入资源税的征税对象。
2、尽快开征独立的生态环境税
加快制定和实施独立型环境税制度， 根据污染物排放和产品的污染性分别设立二氧化硫税和废水排放税等税目，以调控生产者的污染排放行为， 并作为政府间税权划分方面的改革试点。
3、全面实施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建立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分配制度。严格完善收费制度，提高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的征收标准， 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和垃圾处理费征收方式改革，通过使用者付费吸纳社会资金，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性与环境成本。
4、加大政策性金融融资支持力度
利用政策性银行,来强化对绿色经济的资金支持。开发性金融可以通过低息贷款、无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优先贷款等方式,弥补资源环境治理的基础项目在长期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商业信贷缺位的问题。此外通过国家财政担保,由金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投资于一些周期长、规模大的环保型产业。并利用金融创新工具为环境保护产业提供具有稳定性并可以长期使用的资金。
（四）建立环保财政支出制度
1、优化财政投资结构。改变原有的投资模式，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重点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节能环保以及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和欠发达地区。
2、尽快实行政府绿色采购，引导绿色消费，激励绿色产业的发展。
3、财政转移支付应加大环境保护的权重，制定积极的国家环保公共投资政策，将环境服务均等化作为公共财政保障重点。在此基础上，构建环保支出与GDP、财政收入增长的双联动机制，确保环保科目支出额的增幅高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并将新增财力更多地用于环境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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