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劳多得非议少 美国总统自上世纪末以来加薪几次，但不论饱受高失业率和经济不景气之苦的美国民众，还是挑剔的国会、反对党及媒体，对总统的高薪都显得较为宽容；英国近几任首相的年收入都在20万美元以上，但拿其年薪说事的人也并不算多。
奥妙便在于这几位领导人都是出了名的大忙人：美国总统号称“全球最忙碌的国家领导人”，任期内不但要忙于处理国内外重要政务，每年还要把大把时间用在出国访问上。由于美国是总统制国家，内阁对总统而非议会负责，且没有总理，这个“超级总统”自然成了大忙人，既然“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也便顺理成章；同样，英国首相、德国总理在实行内阁制的英国、德国，都要同时身兼政府首脑、议会议员双重职责，并肩负区域大国和世界级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诚可谓责大事繁，干得多挣得也多，一般人也无从非议。
无功受禄怨言多
但倘若无功受禄，公众的意见就会比较大。不久前意大利媒体披露，意大利国会议员的平均月收入高达14724美元，比荷兰(11096美元)和西班牙(3671美元)等国高出甚多，就引发舆论强烈不满。在公众看来，正是由于这些政客的无能，才让原本是欧盟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落到今天债台高筑、国家濒临破产边缘的状态，本该为这一切承担责任的国会议员们却拿着超过经济形势良好、社会安定的荷兰同行一大截的薪水，着实令人发指。而这些议员还要求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比如把消费税率提高1~2个百分点的决议，简直和“劫贫济富”无异。
高薪养廉争议起
许多国家领导人年薪很高，一个重大理由是“高薪养廉”，认为只有给领导人丰厚收入，他们才不会觊觎非分之财以权谋私，更认为唯有高薪才能吸引为数不多的英才加入政界“为社会服务”。
然而如今这种论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许多批评者指出，“高薪吸纳人才”的理由经不起推敲，事实上和CEO相比，政要收入低，但福利更好，退休后更有保障，且在越来越流行的“旋转门”模式下，商界精英从政、政要离职后转入商界，都变得更加频繁，有从政阅历的CEO会挣得更多已是多数人心目中的常识，在这种情况下，政要硬要在从政期间也享受“CEO待遇”，就变得让人难以接受。
不仅如此，如今高等教育业已普及，“精英意识”大大淡化，人们不再认为“从政的都是精英”，而那些享受高薪者的政绩参差不齐，更加深了公众的这一印象，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继续支持“高薪养廉”就变得十分困难。据媒体报道，原本在这一问题上最顽固的新加坡，新年伊始也由政府设立的政治职位薪资检讨委员会公布了薪资检讨报告，提出将总统、总理薪资分别减少51%和36%。
薪水应是“明白账”
在一些崇尚多劳多得、注重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国家，如美国，政要挣高薪，享受高出普通人一大截的收入并非什么见不得光的事，甚至是“美国梦”的典范，是年轻人的楷模和奋斗方向。
但在一些讲究平等，福利国家色彩浓厚的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就相当有市场。加拿大社会对政要高薪的怨言向来比较大，但根据《经济学家》的数据，该国政要收入绝对值和与本国人均GDP比值都不高，在世界上位居后列，在G8国家中则位列倒数第一。然而加拿大公众显然更看重“公平”，对不过为人均GDP5倍左右的总理薪资，和比这还要低的部长、议员薪资的容忍度不高。
不论绝对薪资或与本国人均GDP比值，G8国家政要都高过新兴经济体一大截，但后者政要受到的“贪腐”、“收入过高”指责反倒高得多，如高级政要年收入只有5位数的俄罗斯，和总统年薪也只有4位数(均按美元计)的印度，国内的“反特权”、“反贪腐”呼声却十分高涨。
奥妙便在于，一些国家政要的“账面年薪”固然不高，但在此之外，却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猫腻”，如裙带关系、政商交易、黑箱操作、权力寻租，等等等等，“账面年薪”虽低，政要们实际享受的“隐形红利”却要高得多。纸面上“低薪”，却有许多特权可以“折价兑现”，这样的“清廉”，公众是不会买账的。由此可见，多也好少也罢，一本明白账是最重要的。（摘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