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书写文人失意和自身情感的语言表达形式在这一时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西方文化大肆涌人的背景下它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抉择：是继续沿着文言和通俗语言两套体系走下去，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做出新的调整?从时代背景来说，这种语言上的艰难抉择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小说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呈现出了衰败的趋势，内容上日渐消沉、低俗、毫无生气；在形式上，亦如此，表现在“一是人物形象的苍白；二是情节结构俗套；三是小说文笔粗糙，个别作品甚至语言拙劣；四是续作仿作泛滥”。从创作主体本身而言，小说的作者大都社会地位卑下，并不为世人所称道，在题为《海上花列传之著作者》一文中曾说过“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身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世人知真实姓名，特仿元次山‘漫郎聱叟’之例，随意署一别号，自来小说家固无如此也。”包天笑在他的《钏影楼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小说是“闲书”，“……只供有限阶级，作为消遣而已”，父母是不允许孩子看小说的。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汉语的发展势必要进行一种革新，大规模变化的趋势在逐渐形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自己所创办的一系列报纸间接地促动了汉语的通俗化进程。
《申报》在1872年壬申四月二十三日刊登“探访新闻启”：
盖闻采风之使，记自哲王口俗之条详于前代，诚以求民情之上远。无使异说或蒙将以致得意之旁流有足相益者也。若夫贾子撰《新书》、刘君成《世说》各述一篇；陆生传《新语》、王氏著《论衡》并垂千载……或出于无稽，鳞次佳章不关于有用，是则搜寻故纸十洲，终古望杳蓬壶，何如博采奇闻万象、维新词成珠玉，此西人新闻纸所由设而中外所共乐观者也……或录令甲之颁不求其旧，或载某乙之事务述其详，或丙?深资长言兴叹，或丁桥驰誉短什遥吟，或口戊吉以诘尔戎兵，或择己字以?其革政，或经拜庚逢博稽典藉，或事符辛秘罗列笑言，或添海屋之口晋颂则壬林介福，或感洛妃之枕写怀而癸鼎殊湮。凡兹声应而气，求不惮旁搜而远访。伏冀。
当时传教士所办的报纸大都聘请中国人作为主笔，因此他们可以通过中国源远流长的“采诗”之风来打破社会对西人的排斥，这种面向社会征集文章的启事，要求故事贴近现实，内容丰富；传教士也通过一系列的激励措施，希望与更多的人来分享那些优秀的作品。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读者群在西洋人的带动下渐渐扩大，读者的数量渐渐增多，即使不识字的人也能通过他人了解到自己所关心、所感兴趣的东西，无形中隐在的读者势力在蔓延。
《万国公报》在1881年4月2日登出“拟题乞文小启”，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命题作文，参赛者可以任选一题，“或论或策，或时文或古文，不拘款式，每篇字数约须一万左右，要题目贯通，意理明澈。”更重要的是这种比赛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好处颇多，如“评取第一名者送花红洋十元，所取之文分登公报”。在1881年11月26日，《万国公报》上又刊登了中西书院一季课题有奖征答，这些征文的出现，对于扭转文坛风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更多的知识分子逐渐和社会接触。传教士们知道文字能够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他们认为书籍对于知识阶层来说比口头文学要适合得多，他们明确提出征集文章的做法，无形间提升了文学在知识阶层中的影响，光绪十五年正月(1889年2月)，《万国公报》在复刊后的“报启”中强调了这份创办十五年的报纸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引起普遍的关注。另外还提到：“本报除攻讦阴私、描摹媒亵悬之万言，或诩探骊之片语，无不广为搜辑以代表彰嗣。后因事中辍者五阅寒暑，近赖同人议为兴复，即于正月为始月出一编。务望文坛飞将、儒林丈人侈笔阵之雄谈，抒草虚之圣算、利民利国、教孝教忠事可备夫劝惩义不惭乎，正则藉君珠贝，光我简编，敢靳导扬致辜投，赠音既弗吝乎?金玉价亦无取乎?”在这份启事中，表明了该报所刊登的文章的指导思想，即内容上应该尽力趋向于当时中国知识阶层的主流思想，希望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实际写作中来。
1889年8月《万国公报》第七次刊登了《拟题乞论小启》，林乐知开篇即引用曾子的名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进而提出要以文会友的主张，并要求语言要力求“畅达、明晓”，这段报启中还明确规定了文章的语言特点，即畅达、明晓，以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可以说这是对文学语言最初的明确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教士中明确提出用小说来写作的是傅兰雅。1895年6月，《万国公报》上刊登了傅兰雅的文章，提倡“时新小说”，向社会征集揭露吸鸦片、裹小脚、考八股等社会恶习的小说：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病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显明为要，词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今近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德无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
在这里，傅兰雅明确提出了要用小说作为表现思想的载体，对小说的作用进行了首肯，认为小说是改变社会风俗和人们思维定式的重要工具，它具有浅显易懂、传播速度广、传播速度快、感化人心的作用，尤其强调这些作品要用明白、浅易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作用上要能够移风易俗，使人受益；故事结构上也要有所创新，以时事为主。这篇启事可以说明确指明了汉语的通俗化发展方向。
1896年3月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又刊登了“时新小说出案”，就所收到的稿件进行了详细的阅读和审议评价，虽然作品并不是令他十分满意，但是这位来华的传教士依然按照自己的诺言，及时地给作者送发了奖金，并刊登了他们的作品。他提到了以前刊登的征文启事，认为小说的目的在于“刊行问世，劝化人心，知所改革，虽妇人孺子亦可观感而化”，为了达到感化人心的目的，就要求小说的语言不能过于繁奥，“用意务求趣雅，出语亦期显明，述事须尽情理，描摹要臻肯至”。这则启事中，傅兰雅再次明确提出了征集作品的体裁是小说，而且是“时新”小说，这意味着傅兰雅心目中的小说所反映的内容要与社会现实相接近，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同时在文章的体例上，要仿照章回体小说的体例，这样的目的自然是贴近中国的社会文化，不至于和国人产生过分的隔阂；所写的小说，目的在于提升百姓的思想和认识水平，因此在语言上要求既符合情理，又要明白易懂，表现的情感要真挚而不失雅正。但是面对提交上来的一百六十二卷作品傅兰雅等人在批阅后，却不尽理想：
或立意偏畸，述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成演案稀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词尚淫污，事涉狎秽，动日妓寮，动日婢妾，仍不失淫词小 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词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又有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馆所求。
从傅兰雅留情的批评中流露出的无奈，恰好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文学语言处在一种何等尴尬的境地，而这种境地是由于自身的孱弱造成的，“文弊太轻”一句道出了文学语言在当时之所以通俗化程度较浅的原因，在傅兰雅看来文学语言的发展应该更多地面向社会大众，在措辞上反对艰深难懂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全部俗语化、土语化和俚语化，而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文化，打破文言和俗语之间的严格界限。
传教士们虽然致力于在中国获得尽可能多的话语权，但他们的努力却间接地推动了文学语言的通俗化进程，这种努力也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等人渐地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传教士们在语言发展方面的成果逐渐得到了知识分子们的认同，而“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吸收另一主体的某个方面，根据那个主体提供的模式全部或部分地被改造。个性或自我则在一系列的认同中形成的”梁启超在1896年《时务报》的第十八册上提出用俚语写作的观点，因为这样“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玩癖，缠足虐行，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弊，岂有量耶。”这是他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对语言改革发表的见解。正是因为传教士们的征文及其取得的预期效果，使梁启超看到了在报纸这样一种媒介上刊登数字较多的文章其力量是何其广大，看到了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对于实现启蒙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在传教士们的影响下，小说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小说语言较之古奥的文言文更能够使人明白，因此把小说作为社会启蒙的工具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响应。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用通俗化的语言写成的小说之所以可以比圣贤之学更加永恒，就在于其能够表现出人类的“公性情”，在描摹天地、续写历史的时候，能达到“喜则涎流吻外，怒则植发如竿，悲与怨则俯首顿足，泣浪浪下沾衣襟，其精神意态，有尼山、天台之能事”的境界，进而“其人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西方国家的历史也证明了通俗化的语言更能发挥出移风易俗的作用，“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因此，严复等人要大力提倡小说，进一步推动了汉语的通俗化进程。
在他们的影响下，掀起了近代文人创作小说的高潮，从1895年到1902年，通俗小说增长了四倍，而1903年以后，小说的数量增长得更快。这些知识分子利用小说来宣传他们自己的思想主张，能够更好地发挥媒介的技术作用，而这时小说作为一种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工具’的作用，成为了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技术本身已兼具有‘目的’和‘手段’的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已不再是‘中性’，而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社会、对文化的渗透无所不在”，改变了小说不为人称道的地位。语言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借助于小说这种文体在通俗化进程上又迈进了一步。
总体而言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将文学语言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起来，并在文本中表现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诉求。在此影响下，语言逐渐摆脱了文言和俗语两分天下的局面，汉字无论从字形上还是从语言的用途上，都渐渐向通俗化的方向转变，汉字在逐渐摆脱了身份标识的过程中，为越来越多的百姓所接受和使用。传教士们对文学语言的通俗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