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晖1966年出生，辽宁昌图人。自1988年7月毕业后，先后在村、乡、县、市、省五级组织、四级财政部门分别任村、所、股、科、处长职务。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199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兼及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著有短篇小说集《寻人启事》，散文集《内部问题》《向陌生人招手》及其增订本，文学评论集《原始阅读》等5部6种。
我想了想，对儿子说：没法写潘家良，他进入不了小说。这时，儿子不说话了。我知道他不理解我的话。我认为自己还是有必要继续说一点，“就是说，潘家良他还没有故事……”儿子这时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他要是死了，不就有故事了吗？爸爸你说对不？”我说不出自己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儿子说完，就开始做别的事情了。他的脸简单得像流动的水。他这个年龄有权利――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跑，他就追，我体格不如他，当然，我挨揍了。我说，操你妈，你等着，今晚你肯定死……那时，我们常用的几个词语里，“肯定”的频率是最高的。挨他的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回村子里的路上，我真的设想了五芹死的样子：让狗给咬得稀巴烂，然后他上不来气，就死了。想完，就忘了。
“大嫂，这后事得咋处理？”
“处理啥？天蒙蒙亮就得扔在坟圈子里，一个小孩，没成人，不能入土，几天就没了――野狗老鼻子了”。这时，三个大个小子抬一领炕席回来了。
“咋才回来，是不是看电影去了？”“小三想去，我没让” 。大个的说。一听说五芹要喂野狗，我的心抽紧了，怎么？五芹要没了？一想到五芹今后再也不会打我了，我挺不是滋味的。
老师掏出点东西放在炕上，“给五芹买个本儿带上吧……”
小学同学当然得从我们的小学说起。
小学校就像毛毛虫贴在树上，贴在甸子里相对干爽的一块地方，挺丑陋的样子。村子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都要在里面呆上五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认为那是孩子们在受什么教育，大家（其中也包括大人们）都一致地认为那只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张艺谋拍的《一个都不能少》里的一些场景，比较符合我关于小学的记忆。泥做的房子以及四周长在泥土上的树木――我的小学校简直就是一块大泥巴。场景只是场景，小学却没有什么故事让人觉得是感人的故事。也难怪，泥巴里的故事有什么好讲的。其实，这也是我一般不在小说里回忆小学生活的主要原因。
很久以来，我对小学的记忆就是关于泥巴的记忆。我觉得，那时的季节似乎永远是夏季或者是春季；总之，土地永远是湿润的，不像现在始终板结着。这样，空气就有理由像是刚刚从人嘴巴里呼出来一样；天气呢，也始终是没有晴天的样子。我对自己的记忆，就像在整个小学里都没有穿过衣服一样，光溜溜的无遮拦的感觉。前些日子，我爱上了看画，只要是画就看，像得了什么病似的。终于，我看到了与那时心境有联系的一幅。几个光溜溜的孩子在树林里，横跨在身上的是书包。画面本身给我们提供的就是这些了。再有的就只是色彩。我是躺着看这幅画的。看着看着，我站了起来。那是我没有能力说出来的一种色彩，简直就是对我小学生活若干重要场景的集合。画是俄罗斯画家画的，油画。关于这幅画，我只能说出这些了。其实，你若不能描述画的色彩，说不说都是一样的。面对色彩，能有所察觉时，其他的事情就要好办一些。我一直确信，那种画里应该是有一个年轻女人的。她应该是橘红色。至于为什么是这种颜色，我搞不懂。我只是认为应该那样。这不影响我开始喜欢了，被我并不理解的东西的折磨，那是充满了某种哀伤的折磨。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开始喜欢上了这个。画是另外的眼睛里的事情，它并不属于我的视觉范畴。现在，我们说点别的。
从去年夏天，也就是从儿子上学那时开始，我就几乎每天都要到儿子的学校。按照和妻子的分工，我负责接送他。他的小学是本市一座收费最高的私立学校。和我的小学校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学校是水泥做的。
他们一年级一共是5个班，开学的时候家长可以选择班级；其实，就是选择班主任老师，只是可以选择一次，选准了也就相对固定了。我没有按通常的办法，去探听老师在以前的一些教绩什么的，我凭的是老师的鼻子。我按照自己对女人鼻子的理解，给儿子选了一位老师。我妻子说：选老师可不能单凭鼻子！我说：以后，你就知道这个老师了。根据事先约定，她没再多说什么。于是，我儿子就有了现在这个老师。老师也是可以随便选择的，这世界真和以前有了差别。尽管我去了无数次儿子的学校，但一想到要描述他们时，还是遇到了障碍。这障碍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所接触到的老师和学生，都只是在上学和放学这两个场景。在这两个场景中，我看到的是跑出来的学生和走进去的家长。我最看不得的是，家长们那一脸肃穆和期待的表情，似乎他们的孩子们正在从事着一种了不起的事情。孩子们的眼神也是像大人一样的警醒，好像总怕别人把他们领走似的。另一个是，我不了解老师们都教了孩子们哪些东西，孩子们和老师怎样对话。听儿子说的只是：今天老师又表扬他了，给他贴上了一朵红花；今天老师批评他了，说他写字太慢。几乎都是这些。孩子们几乎不到校园之外的地方，即使去也是带一些吃的东西，玩一圈儿丢手绢什么的；然后，背了空兜就回来了。同学们每天在校园的大门口分手，彼此不知道别的同学家在什么地方住。你说，让我怎样能产生描述他们的愿望？就在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儿子过来了。
“爸爸你在干什么？”
“我在写一个故事……一个小学生的故事。”
“那爸爸你给我念念……”
“你怎么不写写潘家良，他老打我，他太强壮了。”
“……”
“把他写得比我差一点，行吗？”
“……”
“爸爸你把我写得厉害一点吧。”
唉，我怎么把潘家良给忘了呢？潘家良是儿子在家楼下一起玩的伙伴。那是一个粗粗大大的孩子，让人一看觉得他甚至可以从事一些体力劳动。他常常打我的儿子。妻子说：你下去吓吓他。我说：不。我想，他应该是儿子在长大以后，可能记住的童年伙伴。
我想了想，对儿子说：没法写潘家良，他进入不了小说。这时，儿子不说话了。我知道他不理解我的话。我认为自己还是有必要继续说一点，“就是说，潘家良他还没有故事……”儿子这时说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他要是死了，不就有故事了吗？爸爸你说对不？”我说不出自己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儿子说完，就开始做别的事情了。他的脸简单得像流动的水。他这个年龄有权利――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
当时，我刚刚离开五芹，他打了我一顿，一会儿我就忘了。我和小军走出泡子，在村子东头的大树底下抓蚂蚁。风一吹过，蚂蚁们一般都能预感到。它们开始搬家。大人领孩子边跑边挪东西。我们就趁机把大的蚂蚁打死。这时它们的孩子一般都东躲西藏，一片混乱的场面。我们所能享受到的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气氛。那时，没有人告诉我们爱护什么小生命之类的问题。我们干什么全凭自己的感觉。那些小东西死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是我和儿子现在一样大的时候。当然，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时候的孩子有很多不大一样的地方。这都是时间在起作用。道理一点也不复杂。
但是，我还是很在意我们的老师。那天黄昏，老师出现得特别的有节奏。我们抬头的时候，有一个大人，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向我们的方向走来。这时， 夕阳开始下沉，最后的几缕光像线一样的撕扯不断。你想，有夕阳，有大树，树的下面有孩子，一个姑娘一点一点地参加这个场面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呢？关键是孩子们起初并没有发现她。她是我们的新老师。那时，我们经常换老师，反正大队里的知识青年比蚂蚁还多；几乎是谁都有权力教导我们几天。我们一般都不在意，谁在意与我们无关的东西呢。我们在意哪些东西？自己也不知道。这个老师比一般的老师友好，她叫王殿容。至于王殿容是什么意思，我们确实想了解，但左思右想也搞不大懂，就放下了。那时，几乎每天都有问号出现，我们根本就不差一个、两个的小问号。我抬头看她的时候，她已走到了我们的近前，我们低头看见了她的两只白白胖胖的脚。她大约能有170公分高。也不知是为什么，我小学时的老师都是高高的个子。也许是我的判断的失误。自从那个较大的蚂蚁被我们弄死，整个蚂蚁窝周围的大小蚂蚁就炸营了。有个别不知好歹的蚂蚁竟然开始往老师脚上爬。我们仰脸看着她，谁也不敢摸她的脚。老师的脚动了一下，蚂蚁也就掉了下来。她说：你们跟我上前街（读gai）吧。我们正愁没有地方去呢，说：走就走吧。齐家离泡子边儿最近，离小学最远，叫一队，郭五芹的家就在那个地方；小学在四队，居全村的中部，一队家就是边境了，在最南边，也是我们这些孩子玩耍时的界限，一般我们不到一队去。这时，太阳就要落山了。每到这样的时刻，我心里都空落落的，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一直是这样。我们和老师上路了。
五芹家有很多小子，一个挨一个，谁能记得清楚一共是几个。我只知道他们家都是站着撒尿的，五芹老六。用五芹爹爹的话说，就是：这帮小烧火棍儿，一顿糟一盆大酱！他说这话时肯定是包括五芹的，看他那胖胖的样子，准是大酱给撑的。五芹有劲，胆子也大，我没听他说怕过什么。他学习不好，老师一问：15加15得几呀？五芹准说：得31。我们谁也不敢笑，他腿有点瘸，好急眼。我和五芹、小军还有几个孩子在泡子边上玩藏猫猫，儿子他们叫捉迷藏，我们那时候藏身的地方都是青草里边，五芹可倒好，藏到坟窟窿里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我和小军沿着坟边一走，五芹伸手把我的脚脖子给抓住了，谁不害怕？兔子急眼了还咬手呢。我说：五芹，我操你奶奶。这是当时孩子们在近距离骂人的时候一个常用的句子。骂完了，我就开跑。站在远处还骂。五芹说：操你妈，你站住！我说：操你奶奶，气死你，我就不站。我喊：“红大碗，绿大碗，操你妈我保管。”五芹喊：“红汤匙，绿汤匙，操你妈，我把门儿。”这种儿歌似的骂人方式适合远距离进攻，五芹骂人不行，就气得跺脚。我跑，他就追，我体格不如他，当然，我挨揍了。我说，操你妈，你等着，今晚你肯定死……那时，我们常用的几个词语里，“肯定”的频率是最高的。挨他的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回村子里的路上，我真的设想了五芹死的样子：让狗给咬得稀巴烂，然后他上不来气，就死了。想完，就忘了。我前面说了，一到村口，就和小军蹲下玩蚂蚁了。
那时的夏天也怪，刚才还大亮的天儿，我和小军才跟老师没走几步，就黑了。太阳一落，月亮就出来了，有的时候，太阳和月亮还同时在天上。等我长大的时候，几乎没有再看到这样的景象；那时的月光，差不多都是从各种树杈间射出来的，不像现在这样直挺挺而无遮拦。我觉得，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天和地也在变化一点。这些细微的变化，如果不特别在意是发现不了的。小路贴着玉米地边缘一直往齐家的方向走去，我觉得这条小路在那个傍晚不是静静地躺在那里；好像我们是静静地站着，路是向前走的。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好像坐在一个小船上，一荡一荡地往前。两边的玉米都比老师还高，好像也在走动。可以听见玉米和玉米的肩膀，互相摩擦的声音。如果能在上面往下看老师领我们走的小路，是这样的：一道窄窄的田间小路，还有月光，一个乡村教师，两个孩子――去家访了。他们还没有吃饭呢。老师，一手牵着我，一手牵着小军；我都有些赶不上了。手有些热，知道是出汗了。老师不说话，她的裤子一会蹭我脸一下，我和小军也不说话，玉米和玉米还有声音。老师怎么不说话呢？
我仰起脸看老师，老师一点也不看我。她的脸一直向小路前方看，整个脸和月亮的颜色一样，有一些奇怪的光线在老师脸上弥漫。老师鼻子亮晶晶发光唉……那一次，是我最最仔细地看她的一次。她的脸不是圆的，也不是长的，是那种不长不圆的，长长的头发在后面绑了起来，一甩一甩的，我的心也好像一甩一甩的。老师的鼻子怎么这样亮晶晶的呢？我不敢问。上课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看过老师的五官，我不知道，白天的时候，她的鼻子是不是也这样呢。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不是额头，绝对是鼻子。那时她20岁刚刚出头，后来,我问过我的妈妈。我妈说：老师就是一岁，也是老师。她鼻子是高高的那种，在插入额头的部分比较自然地平坦了下去，鼻子和额头之间有一些阴影，再往下，就开始亮了。一注意到老师的鼻子，就觉不出饿，两边玉米的“沙沙”也不见了。我脚丫里已经湿了。鞋大，又不跟脚。小军这时回头看我，他的脑袋几乎碰到了老师的屁股上。
这时，前面有了声音，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声音了。原来，他们在放电影。齐家就是这样，在我们的村里比较特殊，也说不准哪一天，就放了一场电影，事先连一点风声也没有。公社的放映员就住在这个地方，哪一天他高兴了，说放就放。我记得小学里的一天，老师挨个问我们这些孩子的理想，想当解放军的最多；其次是当工人；当农民的最少，就五芹自己，他说他想当队长；我说，我最想当的就是放映员。真牛呀！往放映机前面一站，说什么时候开放，就什么时候开放；而且，中间想什么时候停下来就停下来，遇到自己想多看一眼的地方，还可以倒过去，重一遍。我做梦都想把放映机拿到家里，用被子蒙上窗户，白天在家里放他一场，就自己和家里人，顶多带上小军。当时，我连老师都没有考虑。我和小军几乎是同时站住了：《渡江侦察记》呀。远远望去，在场院里有一堆人，四周都是玉米地，空场上有几堆稻草，零零乱乱得很随便的样子。首先看到的是一柱白光，整个白光雾气罩罩的，像是有灰尘在里面乱舞。银幕上有一个人戴着白手套，用一个手指往大炮里面伸。我和小军的眼睛都直了：老师不会是领我们来看电影吧？我的手被老师挣了一下：你俩快走，咱们有急事！那时，我才记起，这是老师一路上说的第一句话。我和小军边走回头，在银幕的后面看电影真有意思，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能看见银幕的布纹，我有些怀疑电影是真实的了。有两个坐在草垛上的孩子喊了几嗓子，我也顾不得听，就跟老师在银幕后面走过去。小军说，五芹喊你呢。一听说五芹，我的心紧张了一下。管他呢，我和老师在一起，他能把我怎么样？
穿过这个场子，前面是一个小道比我们来时走的还窄，老师在一座房子前面站住了。房子黑漆漆的，院脖子死长，窗户上有一点亮光，像没吃饱的懒汉似的，忽闪忽闪的没个正形儿。院门有一个老老的女人，肯定是五芹的妈了，拿笤帚扫着什么。
“是郭五芹家吗？他怎样了？”老师问。
“你是王老师？他……他，在屋子里……”
我们跟王老师进了屋子。一进门，一个小子追着另一个小子从屋里跑出来。
“你们还看什么电影？这些死倒儿，都死净算了”。老女人骂了他们一句，又干咳了两声。
东屋的炕上坐着一个老的男人――五芹的爸：“他王老师，还把你麻烦来了……该着的――”他笑了笑。炕上有一张黑了巴黢的桌子，上面有一个酒壶，怪不得屋里有酒气呢。
“五芹呢？”老师的鼻子在煤油灯下面不亮了。
“那个短命的，在西屋呢” 。老师往西屋走，我和小军让门框碰了一下，老师始终握着我们的手，这时才松开。西屋地上有一口大锅，锅的周围都是水，满地都是。五芹四仰八叉躺在炕上，脑袋歪在一边，大嘴张着，大板牙呲呲着，挺吓人的。不知啥时老师又把我手攥住了，我手有点疼，她喊：“郭五芹、郭五芹――”五芹就是不吱声。老师的眼里有水从里面沿着鼻子流了出来，老师的鼻子又亮了……我的手让她捏疼了。
“五芹放学就没回来，他二叔在泡子旁边放牛，看见他漂在泡子里，肚子鼓鼓的，就把他捞了上来，背回家又空出不少水。不行了，妥妥的了，一句儿也没说。他二叔也是，咋不在泡子那儿整个大锅呢？非得背回来。”
“你这个老蒯，大泡子是铁匠铺咋的，你让他二叔上哪整大锅去？”
“五芹也是，就他最能吃大酱 ，小小年纪，把一辈子的盐精都吃了……”
“别扯了，别扯了……这些崽子，还差个把的？快让王老师坐下。”
“王老师，你坐……五芹太淘，这下子你也省点心！”
我手真让王老师捏疼了，发麻。五芹是装的吧，我摸了摸他的脸，冰凉冰凉的，一点不热。“刚才我们还在一起了呢？”小军说。
“是在泡子边上吧？”
“嗯呢……”
我看见老师的脸潮乎乎的，像洗了一样。
“王老师，你哭啥？四十多个学生，差一个能咋的？身板儿要紧……”老师的鼻子比在月光下还要亮，水汪汪的，仰的我脖子都酸了。
“大嫂，这后事咋处理？”
“处理啥？天蒙蒙亮就得扔在坟圈子里，一个小孩，没成人，不能入土，几天就没了――野狗老鼻子了。”这时，三个大个小子抬一领炕席回来了。
“咋才回来，是不是看电影去了？”“小三想去，我没让” 。大个的说。一听说五芹要喂野狗，我的心抽紧了，怎么？五芹要没了？一想到五芹今后再也不会打我了，我挺不是滋味的。
老师掏出点东西放在炕上，“给五芹买个本儿带上吧……”
“王老师，看你还多心，一个小孩……你别走啊！天大长的，再坐会儿……”
五芹他爸在我们身后朝屋里喊：“没礼貌，一帮吃菜货，送送王老师呀！”
老师拉着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
路过那个场院儿的时候，解放军大部队正打过江：“冲啊，杀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我有些冷，小军也哆哆嗦嗦地。解放军朝我们开枪，子弹带着冷风，像要把人打碎一样。我有些不敢朝前走了。突然，挂银幕的两个杆子倒了，缓缓地倒下，要落地的时候还颤抖地弹起。一道耀眼的光柱朝我们照了过来，我觉得像河床子突然裂开，水涌出来，要把我们三个都卷进去。没了，什么都没了。老师不动了，我和小军也一动不动。这时，两只野鸽子扑棱扑棱地飞了出来，掉了几片羽毛落在光柱里，忽闪忽闪的，在光柱里打旋儿，一直飘下去，没边儿没沿啊。四周玉米地黑一块白一块的，下雨了？下雨前的闪电几乎都这样。整个儿看电影的人们还抻着脖子往我们这边望着。这时，我看见稻草跺上滚下来几个孩子朝我们这边跑来。跑在最前面的孩子胖胖的，腿还有点瘸……
写完这些的时候，我往家里打了个电话，碰巧是儿子接的：“爸爸你干啥呢？”我说：“爸爸在写……”“爸爸你把潘家良写死了吗？”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五芹……”“谁是五芹呀？”“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