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分离的自觉意识是我们精神历史的一种持久的烙印。有时我们觉得这种分离犹如一个创伤，于是就会变成内在的分裂，变成令人心碎的觉醒，它促使我们对自身进行审查；有时它又像一种挑战，像一枚马刺，激励我们行动起来，去与他人、与世界交锋。当然，分离感人皆有之，并非西班牙语美洲人所独有。我们一诞生就有了这种感受：我们脱离了整体，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这种体验变成了一个永不结疤的创伤。这是每个人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我们所有的事业与行动，我们所从事和憧憬的一切都是为了建造打破这种分离并使我们与世界和人类联系起来的桥梁。从这个角度出发，便可以将每个人的生活以及所有人共同的历史看作旨在重建最初环境的尝试。这是对分裂的尚未完成也永远无法完成的治疗。然而对这种感受我不愿再作任何描述。我只想强调，它在我们中间的表现，在历史范畴尤为突出，因此，它成了我们的历史意识。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变成意识的？对这双重问题的回答可以是一种理论或个人的印证。我倾向于后者，因为理论有许多，但哪一种也不完全可信。
这种分离的感觉与我最早和最模糊的记忆――第一次哭泣、第一次恐惧――混在一起。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曾建造了想象的、富于感情的桥梁，将我与世界、与他人联系起来。那时我住在墨西哥城郊区一座破败的旧房子里，那里有一座树木繁茂的花园和一个到处是书的大房间。那是我最初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花园成了世界的中心，图书馆成了迷人的山洞。我与堂兄弟及小学同学一起阅读和玩耍。那里是植物的庙宇，有一棵无花果树，四棵松树，三棵白蜡树，一棵“夜来香”，一棵石榴，还有草坪，有许多可以结出紫色刺莓果的带刺的植物以及砖坯的围墙。时间是弹性的，空间是旋转的。更确切地说：一切时间，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都是“此时此刻”；而空间呢，则在不停地变化：那里或这里，一切都成了这里――一条山谷，一座山峰，一个遥远的国度，居民的院落。带插图的书籍，特别是历史书籍（我们如饥似渴地翻阅），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形象：沙漠与森林、宫殿与茅舍、武士与公主、乞丐与君王。我们和辛伯达、鲁滨逊一道沉船，和达塔尼昂一起搏斗，和熙德一起攻克瓦伦西亚。我们多么想永远留在卡吕普索的岛上啊！夏天，无花果树摇曳着所有碧绿的枝叶，宛似一艘三桅帆船或一艘海盗船的船帆，从被风晃动的桅杆顶上，我发现了那人迹罕至、依稀可辨的岛屿和大陆。那时世界是无限的，然而却又总是伸手可及；时间是一种可延续的东西，同时又是一个没有缝隙的现在。
这种雅趣是何时被打破的？并不是一下子，而是渐渐被打破的。通常我们总要费很大气力才会接受这样一些事实，即朋友会背叛我们，钟爱的女人会欺骗我们，自由的思想会成为暴君的面具。所谓“恍然大悟”需有一个缓慢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自己的错误和欺骗的同谋。不过，我现在还相当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尽管当时很快就忘却了），这件事是第一个信号。那时我大约六岁，我的一个堂姐比我稍大一点，她拿一本美国画报给我看，上面有一副士兵们在林荫大道上列队行进的照片，那大概是在纽约吧。“他们打仗回来了”。她对我说。这短短的一句话使我晕头转向，简直像有人宣告了世界末日或耶稣再次降临一样。
当时我朦朦胧胧地了解到，在遥远的地方，几年前结束了一场战争，为了庆祝胜利，士兵们列队行进。对我来说，那场战争在过去早已发生，既不在“此时”也不在“此地”。那照片拆穿了我的虚幻想象。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折不扣地被排斥在现时之外了。
从那时起，时间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空间变成了诸多的空间。这样的经验一再重复。一条什么消息，一句平常的话，一条日报上的标题，一首流行歌曲，这一切都是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和对我的不现实性的揭露。那时我觉得世界在分裂，而我不在现时之中。我的“此刻”在瓦解：真正的时间在别的地方。我的时间，花园中度过的时间，无花果树，和朋友们的玩耍，午后三点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时的昏睡，裂开的无花果（黑里透红，宛似火炭，然而是甜蜜、新鲜的火炭），这些全是一种虚构的时间。尽管有我的感觉作证，但是那遥远的时间，他人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时间，才是真实的现在的时间。我接受了无法接受的事实：我已是成年人了。就这样我开始从现时中被排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