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舆论强烈要求萨达姆撤军，遭到拒绝。11月29日，安理会通过678号决议，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迫伊撤军。美国宣布，1991年1月15日之前，如伊拉克仍不撤军，将组织多国部队对伊开战。我是1990年12月9日抵巴格达赴任当大使的。当时使馆大部分人员已经撤离回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吃紧，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进驻海湾，战争呈一触即发之势。
根据外交部指示，使馆成立由五人组成的留守小组。五人包括大使、一名二秘(李治国，现为驻南苏丹大使)、一名机要员(李卫华)、一名报务员(陈林)和一名司机(王金弟)。一旦需要，留守小组可视情况撤离巴格达。
虽说当时美国已经对萨达姆发出最后通牒，以1月15日为限，但战争是否一定爆发，还有诸多复杂因素。我们必须随时观察形势动向。
除陪同我一起参加对外活动、搞调研外，二秘李治国还要每天一个人开车上街，观察动静。他会讲阿拉伯语，通英语，朋友多，信息来源广，不时带回鲜活的情况。
1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问巴格达，目的是同萨达姆对话，作最后一次努力，劝萨达姆从科威特撤军。秘书长是通过中国同伊方联系的。我馆接到指示后，赶紧联系伊方，为保密，只说大使有要事约见伊拉克外长阿齐兹。当时伊拉克各个部门都在做应战准备，工作秩序已经打乱。李治国到伊外交部坐等多时，终于落实阿齐兹接见中国大使这件事。我见到阿齐兹后，说明德奎利亚尔将访问巴格达，阿齐兹表示愿意接待，但就是不说萨达姆是不是见德奎利亚尔。几年后，我在国内见到李道豫大使(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聊起此事，他说当时真的很急，能不能联系上伊方，德奎利亚尔能否前往巴格达，没有把握。
二
中国驻伊拉克使馆是个老馆，有大批文件、资料必须处理，这个任务，交给了机要员李卫华。在非常时期，他的本职工作已经要比平时繁重，但小伙子还是加班加点超负荷地完成了任务。每次见到小李，他都在处理资料。当时巴格达天气还有些寒气，小李穿着裤衩、背心，在楼外烧资料，满头大汗，灰头土脸。烧纸炉长时间保持高温，炉体发生了爆裂，人长时间待在炉旁，前胸热，后背凉。白天干完了，晚上还要工作，忙得他有时候也犯糊涂。记得有一次，我们计算巴格达同北京的时差，“现在是北京几点了”，平时这根本不是问题，这次却说法不一。大家建议，还是由小李定吧，他年纪最小嘛。最后，按照小李说的去办了，后来发现，时间还是搞错了。
此时，巴格达同外界的联系变得极不正常，电台通信增加了难度。使馆同国内的联系，同兄弟馆的联系，就靠报务员陈林了。这时候，保护电台，保证通信畅通，成了头等大事。陈林业务娴熟，脑子灵活。当时我们还面临一个课题，如果战争打响，国际航线全部中断，留守小组只能从陆路自己开车出境，如何解决撤离路上同国内保持联系的问题，我们是外行，插不上手。陈林经过思索后，想出一个同国内随时联系的办法。当然，这是“非正常”手段，只能发出简单信号。只要国内收听到我们的信号，就知道这几个人还存在；如果信号中断，那就另当别论了。
小陈还上演过一出“智退外国记者”戏。一天，一名外国记者敲打使馆大门，要求采访大使。当时，留在巴格达的外国记者都在抓消息，采访的中心问题是会不会打仗，之后发消息说这是某某使馆的看法。这种采访，不宜接待。我决定由小陈出面应付。小陈正好值班做饭，身上系着围裙，挽着袖子，右手拿着炒勺，一副大厨的样子。小陈开门后，摇摆着炒勺，指着耳朵，做出听不懂的样子，同时指着大楼摇摇手，意思是里头没人。那名记者见状，摇摇头，无奈地开车走了。小陈“得胜归来”，大家向他表示祝贺，称赞他有两下子。
留守小组走后，馆舍安全怎么办?大家商量，只能把门统统锁上，贴上封条。用盖上使馆印章的纸条，把四栋楼的房门全都封上。这个任务交给了司机王金弟。老王裁纸条，盖印章，打糨糊，挨门挨户地去贴，这活儿他一个人全包了。也许是太累了，有时候他索性跪在地上贴，糊里糊涂地，连厕所的门也给封了。有人发现了，指着老王说，你不让我们上厕所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老王还有个任务，也相当重要，那就是选出五辆汽车，准备万不得已时，一人开一辆，从陆路撤出时用。
当时，我们选择了三条路线：一条往西去约旦，全程1000公里，是条战略公路，伊拉克境内的公路十分坚固，可以当飞机跑道，但有“死亡之路”之称。战争中，这条公路会成为导弹袭击的目标，很不安全。第二条往东走伊朗，两伊战争后，这条公路已是千疮百孔，还可能埋有地雷，有的地方大雪封山，并不安全。另一条路，往北走，通往土耳其，但要经过库尔德地区，也不安全。总之，一旦战争打响，走哪条公路都有危险，只能闯了。我们五个人都会开车，要选好车上路。车辆出了故障，没时间没条件修理，只能甩掉。即便剩下一辆车，五个人也能坐下。
老王把使馆其余车辆停到地下室出口，挡住外人从地下室进入楼内。老王还办了一件大事。有一天他外出办事，回馆即告，美国大使馆旗杆上的国旗不见了。这可是重要的信号。使团朋友告诉过我，你要留意美国使馆的国旗，一旦降了，那就预示要开战。老王带回的信息，引起我们极大重视，感到撤离的时间临近了，战争的脚步临近了。
应该说，我们的食品储备是丰富的，中资公司撤走时，好多剩余食品留给使馆了。可是，我们五个人的胃口变得很小，紧张劳累，睡眠不足，都说吃不下饭。吃饭也不定点了，厨房全天开放，谁饿了谁去弄点吃的。新华社记者朱少华也来使馆吃饭，他是我们的好战友。吃饭时如果能都坐在一起就餐，成了我们这个小集体难得的聚会。大家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凑信息，分析形势。
其实，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是在“灯下黑”的状态下工作。身处战争旋涡中心的巴格达，伊拉克当局严格控制和封锁消息，外国使馆纷纷撤离，我们对于局势的判断和反应，更多的是感性的。经过最后的观察和分析，大家认定，开战是无疑的了。11日，使馆撤出的同志从约旦打来电话说，约旦那边许多国际航线都停飞了。我们迅速投入撤离前的最后工作，降旗，处理机密材料，转移电台，带走要件，等等，直至闭馆。
14日凌晨，国内指示，同意撤离，留守小组前往中国驻埃及使馆待命。当天清晨6时半，我们出发去机场，登上最后一班飞机，飞往约旦。抵达安曼当天，随即转机前往塞浦路斯。
17日凌晨，美国宣布开战，海湾战争打响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仅在科威特，还在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本土上，狂轰滥炸。
三
1月17日9时，留守小组抵达开罗。
战争进行了42天后，伊军被迫撤离科威特，海湾战争结束。
3月1日，国内指示留守小组返回巴格达。我们五人先回到安曼，在那儿打了各种预防针，打得个个浑身难受，似病非病。在当地购买了一辆丰田越野车，租了一辆卡车，带上粮食、罐头、饮用水、煤气罐等生活必需品，于3月15日登上“死亡之路”。公路上到处弹痕累累，底格里斯河大桥虽未坍塌，却是布满弹洞，车子走在摇摆的桥上，从裂洞中可见流淌的河水。
临近巴格达城，远处一片漆黑，往日灯火通明的城市，如今变成了一座死城。使馆有水(不干净)，无电。次日清晨，看到使馆有的房屋吊顶掉下了，窗玻璃碎了，使馆附近还落下一枚导弹，不少物品尤其是食品、汽油、煤气罐等被劫。就这样，我们五人小组又开始了战后的“新生活”。
从约旦带回的煤气罐不能用，只能用煤油炉做饭，一锅汤要烧上一个半小时。没有汽油，到黑市购买。大家坚守岗位，毫无怨言。和撤离前的日子相比，物质条件更差了，但吃饭时，依旧有说有笑，干起工作，一如既往。不久，其他人员陆续返馆，留守小组自然解散了。
留守小组完成了历史使命，在海湾战争前后的三个多月里，我们五个人经历了人生中一段非常难忘的时期。大家紧张、辛劳地工作、生活、战斗在―起，朝夕相处。对每个人来说，它虽然短暂，却永远地留在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