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潮与历史叙述理论的影响，1990年代以来甚至更早，历史叙述不再是历史事实、事件、进程等的实录，历史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叙事修辞，一种“话语的构造物”，一种写在羊皮纸上可以任意擦写反复涂抹的叙述文字。历史领域尚且如此，文学领域某种程度上更是把历史当成戏谑、杂耍的对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此一来，历史的“本在”永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人们不禁疑问，历史到底是什么？有没有认识历史“本在”的可能？关于历史的文学叙事有没有建构历史真实的可能？还有没有获取历史认知的可能？历史叙事与历史价值堕入迷途久矣，对于历史价值的正面建构，我们该采取怎样的叙述姿态？回答这些问题的确不易，它牵涉到历史真实、历史认知、叙事立场等历史叙述多方面的思想艺术辩证。然而，我们可以从季宇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燃烧的铁血旗――辛亥武昌首义纪实》（以下简称《燃》）中获取历史的思想史意义与历史叙述的启示性价值。
一、抵近历史真实的叙事话语
历史的生命与意义在于真实，否则历史就会自我消解，成为演义或戏说。如果承认历史的存在，就必然地要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前提。所谓历史，有历史学家认为：“从广义上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的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这就是历史。”（詹姆斯?哈威?鲁滨孙：《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
对历史有这样的共识应当没有问题，关键是历史叙述或历史的文学叙事怎样最大程度地抵近历史的真实。《燃》既然是纪实文学，自然是把历史真实性放到写作的首位，文本的叙事话语尽可能地抵近历史真实。
首先，文本大量采用了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日记以及多方面的史料。文中类似这样的叙述语句不胜枚举，如“那么，这次爆炸的内幕如何？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当事人之一的赵楚屏的口述”，“但更多的人持另外一种说法。李春萱回忆说”，“关于杨洪胜的背景材料，《武汉人物选录》中有如下记载”。这样用材料说话，做到事事有出处的叙述模式，就为文本的真实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起码说明，关于辛亥武昌首义里面涉及到的人物、事件、过程不是作家凭空虚构或想象的，而是基于历史真实之上的创造。但是，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日记并不能完全视为历史真实，官方的、民间的报纸、文件等史料也不能和历史事实划等号，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立场针对某一特定的事件或人物会基于自身目的、利益的考量而彰显有利于他们的证词，遮蔽有碍于他们的真相。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回忆、见解、史料等拿到文本中进行共时性“晾晒”，这样，读者就会在自相抵牾、云山雾罩的史料背后，找到历史真实的蛛丝马迹，历史真实也会在对回忆、材料等的辨析、甄别中显山露水。
其次，文本营造了逼真的历史现场，重建了历史人物、情境、细节的真实。历史现场永远是回不去的，它是始终无法真正抵达的“曾在”。无法真正地抵达，但可以镜像式地再现历史的曾经，这就有赖于在文本中营造逼真的历史现场，在人物、事件、情境、细节真实性的基础上，形成历史的“现场感”。既往的意识形态叙事，“本质真实”的意识形态诉求淹没了历史的本然真实；而解构性的新历史叙事尽管颠覆了传统的历史叙述，却陷入了历史的消费性、娱乐性而不能自拔，自我解构了历史的真实性。只有根植于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历史场景、氛围、人物才具有历史的现场感，《燃》的成功亦有赖于此。其一，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真实感。无论是文中的主要人物抑或一系列小人物，文本都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刻画，尽力还原人物的真实面目。譬如黎元洪，文本既写出了他曾经的首鼠两端，和传统守旧势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写出了后来对辛亥革命事业的贡献。其二，历史情境的真实。一方面文本尽可能全面地阐述了辛亥武昌首义前后革命发动的来龙去脉，进而对武昌首义的酝酿、挫折、进程、后果，各派力量的博弈与妥协作了充分的演绎。另一方面在具体历史情境的营造中，每一个事件、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小说尤其重视细节真实的作用。比如在“谁是犹大”的叙述中，作者对刘同入狱后的细节反复考证，目的就是要求证究竟是谁出卖了起义计划和起事的地点。文本中类似的细节数不胜数，细节的真实让我们恍惚进入历史现场：“对日常生活所特有的那种无意义的或偶然的细节的包容成为正面故事‘真正发生过’的证据。”（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历史小说，哪怕是纪实小说也只有夯实细节真实性基础，让历史充分情景化，才能让历史叙事更加血肉丰满而不流于浮泛。其三，小说叙述话语典雅庄重，富有书卷气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文中的人物话语贴近人物的角色、身份和性格特征，相关的历史文件、回忆基本上选自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和文中的叙述话语、人物话语和谐地融为一体，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作者对历史本然的敬畏和尊重。
二、镜像真实背后的历史认知
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之所以伟大，主要是在于司马迁以自己对历史的真知灼见――史识，照亮了历史沉默的素材。当年陈寅恪研究历史，主张在治史中求史识，在历史事实背后求历史认知，这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燃》为我们建构了辛亥武昌首义前后中国社会真实、鲜明、立体、丰富、复杂的历史镜像，其目的是要从历史镜像中获取历史认知。
首先，历史镜像的建构体现了作家的史识与史德。不同的作家主体，就会建构不同的历史镜像，即便这些镜像建构都来自于真实的历史素材，也会因为主体的“选择性”不同而呈现出建构性差异，因为如何选择史料则体现作家史识、历史观、价值观与思想立场的不同面相。关于辛亥革命与武昌首义的材料汗牛充栋，甚至鱼龙混杂。如何在其中找寻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实，这绝非易事。选择之后，各个材料孰详孰略？怎样用统一的价值观进行统摄，这既考验作家的史学素养，也彰显作家的“史识”与“史德”。文本一方面正面叙述起义的人物、事件、过程，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又以旁观者的姿态对晚清政府的政治、决策进行客观分析，从而透视事件的完整过程，深度分析革命势力与晚清政府之间的历史博弈及其决策方针的成败得失。另一方面，在革命派内部，由于思想诉求、革命动机、利益分配、人员构成的杂乱，革命派也并非铁板一块。文本也在叙述起义前后经过的同时，用了大量笔墨再现并阐释了起义进程的艰难以及守旧派、军阀的参与导致革命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的历史成因。当然，清朝政府内部也是一样，他们一方面倚重李鸿章、袁世凯等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对李、袁等人又相当忌惮，存在排汉的心理，在派遣袁世凯还是荫昌前往武汉弹压起义的决策上就暴露了这一点。不仅汉满之间，就是满清贵族内部也存在权力的争夺，也存在顽固和维新的争端，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廷的力量，为革命者赢得了喘息的时间，文本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历史的错综纠葛。
人物刻画也同样彰显了作家的史识。著名史学家唐振常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他的全局和整体，同时也不能忽略他的片面和局部。全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的整个历史，特别要看他在历史发展转折时期的表现，否则就有悖于治史的品格。同盟会、辛亥时期的汪精卫，既有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也有谋刺摄政王的革命派风采，尽管后来他成为汉奸卖国贼，但这一时期的汪精卫，其行为是可圈可点的。同样，对于清廷大臣良弼，作者一方面还原了他作为满清贵族年轻有为新派人物的面貌：良弼反对满清贵族子弟声色犬马的生活，刻苦学习以挽救清王朝的衰亡为己任，决心要做一代中兴名将，希望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重振满清王朝。但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种族之见很深，反对汉人掌兵，同时也客观描述了他看不清历史发展趋势，最终只能成为清廷殉葬品的悲剧命运。
其次，作家以当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与诠释历史。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对于作家季宇和他的《燃》来说，三位思想大师的言论都非常契合。辛亥武昌首义已然成为百年前的过去。今天回望曾经的武昌首义，或许足够的时间跨度才能够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厘清思路。没有生命的历史文献与历史事相只有经过当代意识的聚焦，才能揭橥历史的意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一是通过历史真实的镜像重构，以当代的意识、当代的历史观深刻反思武昌首义的功过是非，这种反思是全面而深刻的，完全具备了思想史的价值与深度。文中的人物形象、事件、经过是思想的载体，而核心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动因、发展、挫折。藉此，我们才能真正洞悉辛亥革命的意义与它的不彻底性。二是多角度多方位地对事件、人物、进程进行聚焦，力图在“视界融合”的多重观照下找寻历史真相。文中一会儿是革命者的视角，一会儿是清廷的角度，一会儿是回忆者的回忆，一会儿是亲历者的诉说，一会儿是旁观者的见证，甚至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也往往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证叙事的客观性与辩证性，才能有效地摆脱单一视角的偏狭。三是许多时候，作者直接在文本中现身说法，表达对一个事件的看法或判断。比如，在叙述究竟是刘同还是李淑卿出卖同志的时候，文中列举了一些细节，但对于材料中提到的李淑卿依然“临危不惧，坚不吐实”时，作者直接写道：“我相信这可能是事实”，直接表达了对于一个事件的看法。类似这样的例子，文中多次出现，它充分显示了作家强烈参与其中的主体欲望。
再者，历史镜像建构与历史认知背后的人文情怀。读季宇的作品，无论是现实的题材还是历史的笔墨，我们总会感觉到文字背后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与人文立场，我始终觉得这是作家“立言”也是“立人”的根本。在当下思想混乱、精神迷失、价值暧昧不同程度存在的转型期社会背景下，相当多的文学叙事不仅“躲避崇高”，躲避价值追问，而且和市场逻辑、大众庸俗文化紧密地媾和。此情此景，作家对于人文理性的信仰，对于人文价值、精神的守望，多数时候只能依赖自身的人文立场与人文情怀，在价值暧昧迷乱的时代，这种坚守尤为可贵。这种人文立场与情怀既非庙堂、意识形态的，也非民间、江湖的，它是传统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士大夫”文化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科学、启蒙、理性等的结晶，它以自身独立不倚的思想品格去审视现实、诠释历史。《燃》是这种人文立场的延续与深化，文本尽管以真实客观为叙述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取消了作者的思想立场与人文情怀。无疑，作者的叙述文字充分体认了历史的正义、发展潮流，充分赞扬了在历史转折的关隘之处，领袖人物、杰出人物、普通人物的历史气节与牺牲奉献精神。作者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倾向从对人物、事件的命名、描述就可略见一斑。比如“血性男儿”、“年轻的勇士”、“伟大的先驱者”等用来描述革命者及其先驱。而“瑞?其人”、“聚焦黎元洪”、“汪精卫其人”等用来描述看法有所保留的历史人物。由文本可知，季宇一方面对历史达尔文主义、线性历史观持谨慎的审视态度，同时对历史虚无主义深怀警惕，在作家历史认知的思想地形图中，历史不完全是必然的产物，历史同时也受到大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历史是在必然与偶然的辩证互动中生成的。因此，文中常常对历史事件的走向、偶然性因素也给予特别的观照，因为作家意识深处对它们影响历史的命运深以为然。
三、历史与文学的辩证性生成
《燃烧的铁血旗》是基于历史的长篇文学纪实，文本必然是历史品格与文学性的有机交融，亦即“史”与“诗”的辩证性生成。
一方面，“历史”的思想史深度成为文学叙述的内在价值。建安文学与杜甫的诗歌具有诗史的品格，备受历代推崇；巴尔扎克自称要做法国历史的书记员；恩格斯在典型人物背后察觉到某种“历史潮流”――“历史”往往成为文学叙述的内在价值尺度。《燃》不仅仅镜像式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燃》更要获取叙事镜像背后的思想史深度。王达敏教授在书评中认为，与其说《燃》是一部真实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思想史――他讲得虽简略，却深刻揭示了文本的主要价值。在形象塑造的背后，历史的思想史深度成为文本的内在价值尺度。只不过，这种思想史的深度，不是通过历史材料的堆砌而逻辑地取得的，而是通过文学叙述，通过形象塑造，情节的推演而审美地获得的。如果说，历史学擅长居高临下地处理历史，那么，文学叙述考察的是历史与人生的复杂互动，尤其考察个体生命如何在自己的位置上理解和承受来自历史的压力。通过历史人物的历史负重、历史命运的交织、历史个体面对历史的生命歌哭，我们能了解历史深处的思想脉动。
一方面，“历史”的辩证深度以文学审美的方式予以呈现。历史并不能自动展开，需要以某种文学的方式加以整饬、凸显或修饰，然后予以呈现。《燃》的叙事方式、审美特征符合历史表达的需要。一是结构宏大而精密。尽管文本叙述的仅仅是武昌首义前后一段的历史风云，历史的时间跨度无法形成史诗性的历史间隔，但文本的空间范围仍然是全景式的，从革命派阵营的共进会、文学社到同盟会，从革命领导人蒋翊武、黄兴到孙中山，从清廷王公贵族到汉族封疆大臣，从利益纷争到革命目标……历史的思想史深度、复杂度、广阔度与悖谬性都在历史进程的叙述中有条不紊地展现。纷繁复杂的历史场景变幻与人物命运的演绎，没有精密的叙事结构是难以想象的。作者将时间演进与事件发展做纵横交织，由时间引导事件，由事件牵涉人物，又由人物带动历史进程，从整体上而言，结构宏大而又细致精密。二是故事、情节充满张力。读《燃》，我们不禁被故事的精彩纷呈、情节的跌宕起伏、命运的起承转合所折服――这哪里是历史纪实，却分明就是历史纪实！甚至每一个章节之间的过渡都充满悬念与阅读期待。试举两例：在“八月十五杀鞑子”与“偶发事件”之间是这样过渡的：“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中秋节起事的计划制定的第二天，一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在“意外的变故”与“谁是犹大”之间是这样的过渡语句：“然而，就在邓玉霖走后不久，汉口又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类似这样的过渡及其叙述始终使得武昌首义的叙事充满张力，令读者不忍释卷。三是故事性叙述笔墨、引用的材料以及文中的阐释性叙述比例适当。在故事圆融的基础上，文中有较多的回忆、材料等方面的引用，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的事件上，所引用的材料比例加大。这不仅保证了历史纪实的客观性品格，也让叙述有张有弛，叙事节奏的变化也让叙述变得生动多姿。除此之外，文中的阐释性评价、议论也有不少，充分体现了历史“阐释者的魅力”，显示了作家的主动参与和主体性建构精神。
当然，《燃烧的铁血旗》还可以在历史的幽昧、人性的复杂性、人物的心理挖掘上走得更深更远。然而这是纪实文学，体裁的限制与历史的“非虚构”性决定了文本在这些方面又不能走得太远。转型期悖乱的现实情境需要历史与价值观的正面建构，在此意义上，《燃烧的铁血旗》的面世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我们应当看到，季宇近年一直在作长期、坚持不懈的正面建构和努力，他的良知与责任担当令人肃然起敬，其“话语的德性”在这个时代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