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然 公务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入选多种散文年选和高考语文训练，其历史文化系列散文作品深受读者好评，著有《望未央》一书，现居西安。 未央无央
西安北郊另有一座汉代长安城的存在，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从英文课本上知道的，然而我真正看到它却是在二十年之后。前几日同事们到清华受训，学到了一句“泱泱大国，上下五千年，谁和谁相识都是不易，只能说，就是一种缘” 。而我与汉城的缘，就是这样开始的。二十年前种下，二十年后萌发。
第一次走进汉城的时候，我简直无法把眼前的一切与两千年前联系在一起。我从前研究长安总是把目光都聚焦在了西安的城内，护城河、青砖墙和街巷碉楼，脉络清晰、具象有物，然而汉城我却一直不敢贸然触及。在我看来，连西安人都很少知道的这座故城，在皇权争逐的一代代杀戮中，早就应该剩不下什么了，就是有，也可能是荒草下深埋的炭灰和火烧土，还有风中飘荡着的远古悲嘘以及孤城冷月里流散的云影。
就是这座老城，在两千年前，曾经有六七个世纪的时间，都担当着引领整个九州的任务，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号令四方的中心。“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呈现的国家管理成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形态构建，为我们理出了一条延续至今，影响至深的文化体系。而这些应该都已经看不到了，农田和农庄早就覆盖了曾经所有的经历。一切都成了未知，而一切又都声名在耳。
神秘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因为它表面的空无，而恰恰是它在暂时的空无中包含了许多无解的未知。对于汉城的未知，使得它成为我一直以来都很关注的向往，所以不想轻易踏入。在这之前，我想不清楚它该是一个什么状态，但是心中却给他画定了一个基调，就是寒碜。既然汉城失去了属于它的时间已经太久，那么现在也就很难再有符合它的身量的模样了。然而一切都大错而特错了，当我一头撞入这座飘荡着麦香的旧都的时候，它那四合的城墙却仍然严严整整地守护着它的王国。我无法再走进去了，因为我无法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所有记忆的线索都清晰地铺陈在脚下，所有历史的过往都横亘在眼前，仿佛汉代在这处被遗忘了的郊野已经风干成了时间的雕像，但是影调灰黄，色彩略暗，轮廓也有点稀疏，景物还稍显模糊。是的，就是这么一幅“度尽劫波依旧在，历久弥新更有神”的国画。
于是当机立断，先停下来，不急着赶路匆匆浏览，我得重新寻找一个目标，有一个行走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一把抓住这座废弃都城的魂魄，让这次二十年之后的寻访，有一个轩昂的开始。
毛主席在忆往昔的时候，细数历史人物点到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看来从秦至唐八百年的时间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武帝刘彻了。想一想，中国走入帝国时代的公元元年前后，也确实再没有哪一位能与之相比，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
这下好了，方向总算是有了，就到未央宫去。
未央宫修建于汉代之初，由萧何建造，自惠帝起，一直都是长安城的政治中心，现在的未央区的名称就来源于此。前几年我曾经写过许多关于未央的文章，引起了未央区领导的一些关注，每次有相关文字见诸报端，这位领导都会发个短信表示一下鼓励，《西安晚报》上刊发我的《如日之升，则曰大明》的时候，他还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希望我对“未央”二字能再做一些阐释。我真的很希望我能做好这个文章，因为我本身就是未央人，生于斯，长于斯，对这里怀有的是不同于一般的故土之情。但是，这个文章确实又太大了，大得让我迟迟找不到落笔的地方。于是，我在写完了一些历史文化题材的散文后，索性把它们先汇编了起来，企图用一篇篇看似不怎么相关的文章合起来解读，当然这肯定不是为了省事。当编辑工作完成了之后我才发现，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新的接近“未央”的方式。我选用了其中一个篇目的标题《望未央》，作为了我的第一部散文集的书名。
“未央”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里，《小雅?庭燎》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诗的主人是周宣王，他是一位励精图治、日理万机的勤勉之君，夜半即起，勤于朝政，所以才有了当时的中兴气象。然而他的儿子却不争气，是个爱美人不惜江山的主，为了博得褒姒的一笑，竟用骊山上的烽火当儿戏，结果引火烧身，死在了犬戎的刀下。虽然诸侯勤王保住了周天子的名位，但是王室已耗散了元气，丧失了对诸侯原有的控制力，维护独尊的权柄被极度地削弱了。最后，平王才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去寻求周室复兴的生机了。
萧何为他建造的帝国地标起了这样的名字，目的不过有二，一是要以宣王为榜样，让汉朝戒骄戒躁，保持住革命的持续性。告诫刘汉皇室，只有鞠躬尽瘁，才能死而后已。二是要以幽王为鉴，让朝廷自省自励，保持住革命的纯洁性。提醒刘姓子孙，只有克己奉公，才能成就万代功业。这时的“未央”已经是没有穷尽，或者是没有止境的意思，而不再仅仅只是原有的时间概念了。
我想告诉那位关心我的文字的领导，所有单纯的解读可能都不是我们今天的需要，它的意义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不应该只是历史本身的教训或者启示，而更重要的，应是传承而来的一种进取和向上的精神指向，这种指向或许我们自己已经浑然不知，但是它又毫无疑问的没有被完全稀释干净，它就这样隐隐然地渗透进了我们的血液里，影响着我们的处事方式，甚至是生活习惯。我们揭示这种指向，就是要坚持住那种逾千年而不衰的境界和品味。然而当我有了这种认识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未央，而他后来也离开了。但是我相信，他应该会赞同我的这种看法，因为我感觉得到。
两个坐标
大凡著名的城市都会有自己的精神坐标，比如伦敦的坐标是莎士比亚，巴黎的坐标是雨果，而西汉长安城的精神坐标却无法用一个人来统领，因为它兼具了政治布局上的亮点和文化结构上的亮点两座高峰。汉长安的政治高度非汉武帝莫属，他的文治武功都一样出色，两样皆可称得上是居功至伟。文化领袖有许多，但对于整个民族意识的树立和发展方向的引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却首推司马迁。巧合的是，这样的两位同样伟大的人物却又在同一个时期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而且还曾有过互相的攻讦。但是奇怪的是，对司马迁施以腐刑的汉武帝，竟然敢于把给自己修史的任务交予了他去执行，而深受汉武帝羞辱的司马迁又能够冷静地把汉武帝写进《史记》里，这更是伟大中的伟大。
汉武帝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接了景帝的班，活到七十岁，掌了五十四年的权。基础好，身体也好，让他有了充足的治理国家的时间，所以成就也就最大。
汉武帝不同于他的父辈，景帝时正值汉朝处于国家的持续恢复阶段，到了社会矛盾敏感的凸显期，发展与扩张、战争与和平、中央与诸侯，冲突不断，各种社会力量的布局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均衡，潜在的危机若隐若现，景帝和他的执政者们都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过得很是纠结，甚至为了平息叛乱还不得不忍痛冤杀了自己的忠直爱卿晁错。然而汉武帝时期就完全不一样了。景帝平息了“七王之乱”后，中央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加强，诸侯虽然没有完全被废除，但是行政与军事的权力都被收归了朝廷，再也难以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再加之景帝时期还有窦太后等一些保守势力的掣肘，社会改革很难实施，而武帝时所有消极无为的羁绊都已陆续作古，上天给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恣意挥洒的空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所以，汉武帝一出场就很华丽。他不仅在政治上颁布了一道“推恩令”，继续坚持削藩的主旨不变，他还在经济上实行了一套“盐铁官营”等重农抑商的政策，同时在文化上又确立了儒术独尊的地位，在军事上更是开始以强硬的姿态亮相。
西汉立朝之初，为了稳固住初建不久的政权，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国内秩序的重建上，根本无暇顾及领土争议问题，所以主要的外交政策就是和亲友好，但是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已经发展至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规模，势力空前强大。他们在与西汉政权的并立中，对中原文明的发展成果，始终保持着机敏的窥视，就像是狼群觊觎着牧场，而这正是文明对于野蛮的自然吸引。他们在窥视中，一有空隙便伺机侵袭，骚扰汉边，给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汉朝又无力顾及，所以只能一边屯兵驻防，一边和亲示好。迫不得已只能采取搁置争议、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连忍带让的过着。但是公主的柔情难以温暖无边的大漠，一个女人的香怀，又怎能收纳得了整个荒原的野性，而惊异的娇艳还往往更易于使剽悍的蛮力滋长起角逐的激情。本来搁置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搁置的长久化必然会造成争议的固定化。争议的初期可能只是边民的摩擦，但是摩擦成为常态以后，武力就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汉武帝就是在这个时候接管了国家，在汉朝已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开始迎战了，然而他所选择的却绝不是什么瞻前顾后的防守反击式打法，他走的是一条以攻为守的路子，显得无所顾忌，又无所畏惧，表现出的是一种完全、干净、彻底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自信和坚决。他就站在未央宫的高台上，面对着殿前的将士把手向前一挥，他的士兵就如潮水一般向前、向前、还是向前地冲了出去。
所谓时代造英雄，表面看好像是有赖于客观环境提供的机遇，其实更主要的是，在于个人是不是从主观上对社会发展的进程有过充足的准备，在于个人是不是把自己投入到了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大事件中去。比如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主题就是民族自立，下半叶的主题是民族复兴，谁在这个时候参与了这个主题，谁才能拥有成就英雄梦的资格，因为，那些都是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事。战时出勇士，和平出才俊，就是这个道理。而汉武帝的宣战，自然就会让一批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将才崭露头角。
卫青率十万大军出定襄，深入千余里击溃了匈奴主力，而骠骑将军霍去病则北进焉耆山俘杀敌军几万人。战败的匈奴人在他们的歌里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耆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汉朝的声威终于在战斗中增强，在胜利中确立了。
汉武帝对匈奴的宣战，彻底解决了北部边陲的威胁，把匈奴赶到了西方。有学者说，五世纪罗马的坍塌，如果要究其溯源的话，可以说就源于汉武帝向匈奴宣战，他的振臂一挥就犹如推到罗马城第一个多米诺骨牌的一推。经过其后三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蛮悍的匈奴终于被打败并退避到了黑海北岸，对于汉军来说他们尽管是失败者，但是一直在战争中求生存的匈奴人到了那里却没有了对手，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夺取了东欧一带的生存空间，这就导致原住民西哥特人不得不向西进入了多瑙河流域，而多瑙河流域的江达尔部被这帮“失败者”赶得再继续向西侵入到了罗马境内，江达尔人又转而把所有的屈辱和愤怒都砸向了那些曾经欺压过他们的罗马人。西罗马帝国就这样被一波一波复仇的潮水冲垮了，世界的格局也就此改变。
伟人取得伟业的原因在于他的伟人心，伟人心就犹如一台强劲的涡轮增压机，有着一股非凡的吸附力和推动力。他能够把周围所有的贤达都网罗进自己的油料箱，为他持续提供高标号的动力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每走一步都会有相应的锦囊提供支撑。智慧的浓度就好比燃油的纯度，吸进的是代表时代的智慧，推动的就一定是历史的战车。因为有了一个汉武帝，所以就必定还会有一批能跟他匹配的精英。除了卫青、霍去病两人外，还有董仲舒、主父偃、公孙弘、桑弘羊、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李延年、张骞、苏武等等，文臣武将，星光璀璨。他们人人都有经世治国之才，却又都甘愿云集在汉武帝的麾下。他们正是在未央宫里领旨，然后四散开去，各自奔向了自己的“疆场”。因为有一个伟大的汉武帝的存在，才会有这样一种群贤毕至的伟大呈现，而如果没有了这种集中的伟大呈现，汉武帝也自然就缺少了伟大的理由。尤其是司马迁，汉武帝给他提供了行走的大地，他为汉武帝的土地投注了智者的眼光。当汉武大帝的盛大时代遇到了司马迁的如椽巨笔时，上天便成就了一道文化奇观。他们两人相加，加出来的，是一个文明史的新的开端。
红颜祸水的怪圈
站在未央宫的高阶前，一条小路蜿蜒而上，一路的荒草簇拥着两千年前的时光。这里是那个开创了一个新世纪的被称为武帝的男人的舞台，这里是那个被褫夺了男身的汉子司马迁蒙冤的地方。未央宫，它把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惨烈的人生遭遇都集中在了一起，使我既仰视它的正面高度，又不忍环顾它的背阴暗角。
公元前99年，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灾难在汉朝刚刚挺起了腰板往前冲的时候发生了。此时汉朝在文景之治以后经过持续发展，已经达到了帝国的鼎盛时期。武帝统治40余年，经济建设上一片欣欣向荣，军事上也取得了汉匈战争的不断胜利，而外交上更是打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通，武帝也已年近六旬，骄逸之心慢慢上升，不自觉地就喷涌了出来。这时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忠告被自负自满的情绪已经屏蔽，志得意满的武帝，终于铸成了他足以遮蔽自己所有功德的罪孽。
在距离今天整整两千一百一十年的那一天，司马迁被汉武帝下令施以“宫刑”。在中国的历史上，历代对于文人都不怎么心慈手软。周厉王的查禁言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吕后的妖言令，还有明清的文字狱，什么残忍毒辣的法子都使用过。把一个整天埋头于简牍中，忙于阅读、整理文献的文人治罪施刑，满足的是帝王对于精神的占领，对于人心的慑服。文人代表着舆论，拥有精神指向的引领作用，对文人施暴，最能表达的就是不可动摇的皇权君威。武力可以很轻易地奴役一个肉体，但是这种简单地体力较量，却永远也难以征服人们的精神高地。征服欲源于对抗和不屈，对抗越烈，镇压越狠，不屈越狠，摧残也就越深。对于文人的残暴，源于对于文人所占据的精神高度的怯懦，源于与文人在心理对比时所产生的自卑，而怯懦和自卑都会使他生出不安和焦躁。而引起了汉武帝对司马迁的征服欲的，竟源于一个看似好像跟司马迁毫不相干的女人。
司马迁出生于陕西东部的黄河西岸有着“侯、伯之国”称谓的韩城，是一个典型的关中硬汉，具有鲜明的刚直性格。李陵投降匈奴后，有许多人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司马迁实话实说，如实陈述了兵败的客观原因，并与李广利出兵匈奴进行对比，说出了他对李陵功过是非的看法，这便引起了一些阳奉阴违、见风使舵的小人的忌恨，结果谗言陷害，说他执意为叛将李陵开脱，又有诬罔皇亲李广利之嫌，建议按照汉朝律令治罪。
李广利是汉武帝的亡妃李夫人的二哥。李夫人云鬓花颜、国色天香，音乐奇才李延年是他大哥，他们兄妹两个合起来就走进了成功的法门。李延年为李夫人写了一首《佳人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是人在难得。”这首《佳人曲》真可以称得上是上下五千年里的最佳宣传语了，让已经沦落风尘的李夫人不但一夜间蜚声长安城，而且还赢得了汉武帝的垂青。李夫人与杨贵妃一样，既有倾国之色和倾城之貌，也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声色犬马这一帝王之好她一人就占去了一半，所以深得汉武帝的宠爱。但是红颜薄命、娇花易折，李夫人拥春而亡、含苞而逝，使得汉武帝垂惜不已并一直念念于怀。人说色字头上一把刀，一点也不假。因爱屋及乌，再加上李夫人的临终嘱托，汉武帝便金口一开，任命她的大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任命她的二哥李广利为西征大将军。协律都尉无关江山社稷，而李延年也名副其实。但是西征大将军却是有关国本的大事，这样做就有点欠妥了。果不其然，李广利几次出师不利，汉军损兵折将，汉朝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大家看在眼里又都憋在肚里，没人说没人提。不是事不关己不负责任，而是牵扯到主子的面子，龙颜不可薄。所以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说着心不由衷的违心话，只是顺着皇上的意思讲。司马迁是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和祭祀修史，职责所在不同于其他，养成了实事求是、言必有据的性格。所以汉武帝问他，他就照实说了。这下可好，说得是不是事实并不打紧，违反了官场规则却是最要命的。一下子满朝的枪口都转过来对准了他，而他顿时也就陷入了众口难辨、孤掌难鸣的绝境。虽说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不被认可的当下却仍会让人有万念俱焚的想法，有理说不清的无奈之情无以言表，只能令人欲哭无泪。有一句话叫“贵在坚持”，其实坚持真的很难。也正因为“难”，所以才“贵”。
李广利不力，李陵又不灵，汉武帝恨铁不成钢正在气头上，哪里还顾得上你说得是不是有理，他首先从态度上先否定了司马迁，认为他脑子有问题。司马迁当然是不会认账的了。文人就这毛病，总是认为“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根本就“不畏浮云遮望眼”。这样一来就与汉武帝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价值对立。这还了得，匈奴人收拾不了，一个史官还收拾不了？于是，司马迁的不幸就来临了。
其实，无论是李广利的兵败，还是李陵的投敌，还都不是汉武帝最为窝火的事情。更让他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的是，由于连年征战造成了国库亏空，表面上看起来辉煌壮阔的汉武盛世已经危机四伏了。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爆发的农民起义，使汉武帝的心情极为沉重，又更为不爽。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脸上无光的汉武帝最害怕的是批评，最需要的是支持。他难以忍受别人指责他的运筹帷幄，更不愿意看到别人怀疑他的雄才大略。这个时候，谁揭了他的短，谁就肯定难有好果子吃了。
余秋雨在《流放者的土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
他写得是流放途中的文人们具有的一种心理常态和行走定式。当他们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以后，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了模糊和混乱，而这对许多文人来说又不一定都是坏事，因为在对生命的再次思考中，获得了精神解放后的追问与回答，甚至可以重新开启他的人生之旅。
常人苟活的那些原因在司马迁的身上都不可能找到，我们只有从平庸的文化现实中超拔出来，才能发现和面对他的伟大。他父亲一生修史的夙愿，他本人二十多年的游历准备，两代人毕生的追求，让他肩负的使命已经太多太多。脚下的路越崎岖，他的紧迫感也就越强烈，当其他所有的向往在他失去了男身之后而不再会有实现的可能的时候，保住残缺的身体完成历史的重托，或许才是最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这时他便毅然选择了腐刑。而这种选择又是艰难的，又正因为艰难，所以他后来的目标也就更加的明确。因此在受刑后，书写，就成为了他继续驰骋人生的引航旗幡。而这时，无论是对还是错，是幸还是祸，所有的问题都一下子消解了，消解在长安城卷帙浩繁的竹简中，消解在他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我们的信仰
未央宫摧残了一个伟人的身体，却又激励着他完成了一次伟大的书写。有了这次书写，漫长的中国历史便有了清晰而密集的步履印迹。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就是因为他的书写才有了相同的历史源头。而这一切，又都是在他遭受了非人的磨难后实现的。
灾难肯定不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原因，因挫折而发奋本是一种俗常的人生逻辑，伟人的伟业就必定会有更为大气的背景。
未央宫之所以到现在还会被我们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在这里确定了我们的一种尊儒重法的国家意识，在这里又通过文化塑造实现了一次空前的凝聚，而这些又都是在汉武帝的手里最终完成的杰作。当然，汉武帝的功绩还不仅仅只限于这些，最大的应该是他对匈奴的宣战。世界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大文明都会遇到野蛮力量的围剿。最终胜利的，往往还大多都是野蛮。因此，一种文明是否长寿，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先进，而是看它是否选择了最为有效的防守措施。汉代初期和以前的解决办法就是修筑长城与和亲，汉武帝的办法则是宣战。宣战的结果是匈奴人被赶到了西方，然后，中华文明的成果就顺理成章地被保全了下来。而同一时期的罗马文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缺少了伟人的战略智慧，所以蛮族的入侵也就成了他们终结的噩梦。
汉武帝的时代，开疆扩土，平定边疆，凯歌和悲歌交织，锋芒和粗粝具现，那是一个英雄创造世界的时代。尽管当时也有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各种矛盾的对立，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实现自我调节所必需的推动力，而不是破坏力。司马迁的不幸，只是他完整人生的一个侧面，他的正面，面对的是意气风发的中华文明，面对的是汉武大帝为中华文明奏响的宏大旋律，所以他才没有结束自己。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时代，教给人的一定不会是自暴自弃。尽管汉武帝对他很不公，但是这个时代却让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给了他担负自己责任的信心和勇气。他不仅没有诅咒那个时代，恰恰正是那个时代才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这种坚持，是一种文化体系的坚持，反映了中华文明坚韧的生命特征和顽强的生存能力。这种坚持，也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绝地反击，他用伟大的写作，反衬了那个施加给他羞辱的罪恶，使汉武帝鲜亮的龙袍沾染上了一滴血色。
未央宫的旧址已经破败的只剩下了一堆黄土，说明再大的功业也都有时间的边界。任何盛世的实体遗存都有一个隐约的时限，而只有精神成果才能够穿透历史，贯穿古今。这里虽然再无法重现汉武帝向匈奴宣战的巨臂一挥，让我们看到导致罗马城坍塌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被推倒的现场，但是，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文化如何收纳了仇恨，残缺如何融进了历史，墨汁又如何稀释掉了耻辱。
在这里，汉武帝把刀变成了笔，用笔反倒阉割了自己。而司马迁却把笔变成了刀，用刀把自己雕刻进了历史。尽管他失去了男身，但是他把自己割舍的男身作为了一个开启中华历史新纪元的供奉。他的男身，完成的不再是通常的生物繁衍，而是催生了中国独有的一种历史体例。因为有了这种供奉，《史记》也才有了人的气息，有了非同寻常的生命感，有了强烈的雄性气味。
谢有顺先生曾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里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我看中国文化的现状和未来》，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文化才是中国人的宗教。林语堂也有过相近的说法，就是古代的诗歌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其实谁都知道，诗歌是不实用的，只是一种性灵的抒发、活跃的情愫，但是它却能给我们的人生带来美、优雅和智慧。所以，中国人教育孩子时，都不忘让小孩背诵唐诗。
唐诗信仰源于它的那种格言式的启示，而格言的创建就起自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标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意识、历史责任和历史规范，传达了一种有关人间正义的基本界限，使“以史言志”，分辨丑美善恶和评判是非曲直的历史观上升成为一种结构性体例。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就是历史的传统的延续，所以说，历史的文化就是我们的信仰。这种信仰，是把历史或者文化，拟人化为了一个生命，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奖惩一切。比如说，中国人追求“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遗臭万年”；对待生命价值的评判是“泰山”或者“鸿毛”；为人的基本哲学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多少壮士就是因了这句话或跨马执刀奔赴沙场，或舍生取义慷慨赴难。又有多少女子因此而痴心不变，心甘情愿地委身相随。“失败乃成功之母”又能让我们在遇到坎坷时还能看见新的希望而百折不挠。还有像“居安思危”一类的警句，教会了我们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的道理。这些大多出自《史记》的经典语录，都成为了中国人千百年崇尚不变的处世逻辑。
因为有了《史记》，所以中国的文化里并不迷信鬼神，中国人也就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泛神论者。尤其是汉族，心里面没有唯一的神。城里有城隍，城外有“土地”。山上有山神，河里有河神。门口有门神，厨房有灶王。他们在各个层面指引着各自的秩序，井水不犯河水有条不紊。有人说因为泛神，所以恰恰说明的是没有信仰的表现。其实是，我们的信仰已早已不再只囿于那些空洞的教条，而是具有了更加崇高的理想。神只涉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关涉我们的精神理念。精神理念，就是《史记》所指引的追求取向。要青史留名，就是帝王们的追求。要侠肝义胆，就是老百姓的目标。《史记》是中国人信仰的一种后天指引，它给出了我们关于生命意义的诠释，而有了这种诠释，我们就找到了打开未来的钥匙。比如李世民，有了江山社稷高于一切的理论支撑，他就坦然地回答了忠孝的质问，也获得了直面常理的挑战的勇气。
其实，中国人的节义观念，并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反映的只是个人人品。实际上，个人人品更了不得，因为它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而通过《史记》，就让我们对此发现了倡导，有了尊崇。
再回到我脚下站立的地方，眼前还仍是一片荒芜。近年来各处都在打着文化牌为经济唱戏，并且收到了一些很好的效果，虽然急功近利，但是历史文化的丰厚遗产也有了再次复兴的机会，而汉文化也在这场传统文化的发掘中走出了地下，“汉字”“汉语”“汉人”这些文化符号、文化媒介和文化身份被一起打进了“汉学”这个文化传统的压缩包里，一个有关“汉”字的文化体系获得了新的生机。看看这里，别人可以借着他的远年辉煌而复兴，而他自己却一直无动于衷默默无语。要知道，这里才是汉文化最为本质的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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