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和钱璎提及陈毅元帅，她准会立时就动起情来，连话语也多了。当年跟随其父阿英参加新四军、渡江南下后一直在苏州宣传文化部门及文联担任领导工作的钱璎，不仅记得父亲与陈毅志趣相投的交往，更令她难忘的是陈毅所给予他们一家的亲切关怀，特别是在父亲身处逆境的情况下，陈毅仗义执言，还阿英以历史清白。
阿英（1900－1977），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文学史家和藏书家。早年，他在家乡安徽芜湖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到上海上学，随即积极投入了革命文艺斗争。1926年入党，成为上海文化界早期的一名共产党员。1927年，他与蒋光慈在上海组织了文学社团“太阳社”。1930年参与发起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被选为常委。抗日战争期间，编辑《救亡日报》、主编《文献杂志》。1941年奔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先后在新四军军部和一师、三师工作。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北上。阿英一生著作颇丰，涉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艺评论、文学史等多个领域，尤为突出的是对晚清文学史的研究，在海内外具有盛名。
相识相知是知音
1941年岁末，根据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阿英一家人分两批从上海秘密撤离到苏北。在张黄港上岸会合后，他们又冒着黑夜经过一番奔波，终于到达苏中三分区新四军一师一旅所在地。
早就听闻过阿英其名的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叶飞，对于阿英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叶飞急切提出要阿英留在一旅，帮助指导一旅的文化工作。阿英感到初到苏北根据地，确也需要了解、熟悉和感受部队的战斗气息，所以他愉快地接受了叶旅长的盛情邀请。经叶飞的安排，阿英到服务团帮助开展文艺工作。长子钱毅和钱璎被分配到服务团戏剧组工作，年龄尚小的小惠和厚祥，则去了服务团少先队那里参加活动。
且说正在苏北阜宁的新四军军长陈毅，很快得到了阿英已在一师一旅指导文化工作的消息。素有儒将之雅称的陈毅，当然要打阿英的“主意”。这时恰巧军部召开会议，陈毅就请叶飞向阿英转达自己邀其到军部工作的想法。军长来挖“墙角”，叶飞只得忍痛割爱。就这样，阿英一家人从服务团所在地泰州地区出发，经过泰兴、如西、南通、东台、兴化、盐城、建阳，抵达阜宁，历时45天，到达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阜宁停翅港。
在一座新盖的茅草作顶的土屋里，陈毅和夫人张茜热情地接待了阿英。在此期间，阿英才了解到他到苏北新四军那里，全是陈毅的主意。阿英感激地说：“我们一家能够安全抵达军部，全赖华中局和陈毅同志多方关照。”那天，性格坦诚率直的陈毅，在一番询问路途情况后，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军内文化工作的现状和问题。他恳切地对阿英说：“现在苏北根据地的文艺作品中，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的不多，特别是在戏剧方面，更是不够。为此，我们想集中一批文化人，加强部队的文化工作。希望你在军部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剧本上。同时加强与部队、机关的联系，不断了解情况，以丰富你的创作素材。”
为了方便与阿英联系，他特地交待将阿英一家迁到他的临近处居住。也就从这时开始，只要夜晚有闲暇时间，他就信步来到近在咫尺的阿英住地，或带口信邀阿英到他的家里叙谈。每每两人相聚在一起，陈毅总是海阔天空纵谈国际国内的大事，从政治、经济到文化艺术，而阿英多数时间则是聆听。可一旦涉及文学艺术，阿英的话语也就多了起来，尽兴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陈毅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史著述，也是津津乐道，见解独到。就这样，陈毅与阿英通过一次次交谈和探讨，彼此加深了了解，大有相识恨晚的感觉。面对陈毅，阿英丝毫不感到拘束，心情异常高兴。有时夜深人静了，他们依然意犹未尽，还想继续交谈。每逢此时，阿英就客随主便，留在陈毅家里用餐。通过交往，陈毅知道了阿英有不少藏书，因此，不仅一一阅读了阿英在“孤岛”时期所写的一些抗日剧本，而且还借阅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其中还包括川剧剧本等。一次他借阅了《琵琶记》、《牡丹亭》和一本宋人小说集，在阅后将书送还给阿英时，还特别附信写了他对三本书的评价。看到身处动荡不安的战争环境、肩负军机重任的陈毅，还时时不忘学习，除了手不释卷地学习军事和马列著作外，对文艺类书籍同样如饥似渴地阅读，阿英由衷钦佩，大有遇到了知音之感。
不久，许多著名文化人陆续来到了苏北新四军军部，他们中有范长江、贺绿汀、胡考等。陈毅异常看重这些文化人，认为他们是难得的人才，在军队可以大有作为。军队开展文化工作、活跃文化生活离不开他们。为此，他建议在军部西边约3里处的一个绿树成荫、清雅幽静的叫卖饭曹的地方，建立一个文化村，并明确由杨帆当“村长”。自此，在军部的文艺战士经常聚集在文化村，研究和探讨部队的文艺工作。阿英这时显得特别忙碌，他不仅应邀深入到军部的鲁迅艺术工作团、新安旅行团及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为他们讲课，而且还不厌其烦地阅读他们创作的剧本，一一提出修改意见。陈毅在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也常常会来到这里，或倾心交谈，或一起下围棋。陈毅正是在倾听了文化人士的意见后，复刊了《盐阜报》“新地”文艺版。已经停刊一段时间的《大众知识》，更改为《新知识》继续出版。《新知识》作为一本大型的综合杂志，阿英为主编，钱毅作为助手，担任助理编辑。在近两年时间里，看稿、改稿、发稿，写发刊词、编后，设计编排、划版样，就连约稿信，也都是他亲自动手。陈毅对《新知识》杂志非常关心，特地发来电文：“《大众知识》复刊，甚好。创刊号，我来不及投稿，以后可以写几篇小文章，以答雅意。我建议，《新知识》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
就在这期间，盐阜区参政会上有人提出建议，拟建立一个以文会友的广泛团结各阶层文化人士的诗文社。十分重视统战工作的陈毅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于是，在这年的11月，陈毅发起正式成立了湖海诗文社（后经商讨，改名为湖海艺文社）。这个社的宗旨，根据陈毅的阐述归纳为：“海内爱国人士，具有抗敌观念，愿缔翰墨缘者，莫不竭诚欢迎，以求精神之集合，以求学术之发扬。藉可歌可泣之诗文，鼓如虎如罴之勇气，裨益抗敌，裨益建国，良非浅鲜。”据此，阿英起草了6条临时社约，明确规定：愿以艺文为抗战建国服务者，方得为本社社员。参加这个社的人员有：阿英、彭康、范长江、王阑西、白桃、薛暮桥、车载及开明耆绅杨芷江、计雨亭等。为表示对湖海艺文社的支持，陈毅于11月20日，特意写了一首长诗《湖海诗社开征引》，作为对艺文社成立的祝贺。后来，在阿英主编的《新知识》刊物上，特地增辟了《湖海诗文选》栏目，又发表了陈毅的《大柳巷春游六绝》等诗词。同时，还刊登了不少民主人士的许多诗词。湖海艺文社在战争年代，作为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人士的组织，在联络团结各界知识分子、鼓舞根据地军民发扬民族正气和爱国主义精神、推动抗日战争这一伟大事业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令阿英深深感动的是，陈毅在与文化人接触中，总是殷切希望和热情鼓励大家深入第一线调查采访，广泛接触工人、农民、指战员，积极努力写出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为了给文化人士采访活动提供方便，在阿英和许多文化人去县里前，只要陈毅知道了，他都要亲自给有关单位出具介绍信，交代支持和配合好文化人士的采访活动。陈毅性喜诗词，根据地不少人也是熟知的，但他的诗请阿英过目定稿，并由阿英抄写装订成册，却鲜为人知，可谓一则佳话。原来，陈毅在反“扫荡”准备中，倚马走笔写成了不少以驰骋疆场为内容的诗作。在与阿英有了交往后，他就将这些诗陆续送到阿英手上，请阿英帮助定稿。阿英很欣赏陈毅这些气势磅礴的诗歌。在一年时间里，他就汇集了陈毅的20多首诗，并用毛笔工整地抄录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扉页上题了“阿英手录”，还盖上印章，赠送给陈毅留念。陈毅见后十分珍爱这册由阿英精心装帧的《陈毅诗集》，在陈毅辞世后，他的子女们依然将阿英的手抄本，宛若传家宝似的保存着。
在与陈毅的交往中，阿英又一个深切的感受是，儒将陈毅非常重视和关心文物图书的保护工作。在得到阿英将要去江淮一带采访的消息后，陈毅有感于江淮一带不少“书香门第”大户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郑重地对阿英说：“当前正处于战争环境，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古籍图书的保护，使它们不至于散落丧失，甚至落入到敌人的手中。”为此，他建议阿英在沿途开展活动时，注意做好古籍的保护，尤其要注意《红楼梦》的古本。阿英是个有心人，他一路采访，喜出望外地得知有一批古书已被我军所接收保管，并妥善移交给了我军所管辖的兴化县。陈毅一得到这个信息，当即指示组织人员，尽快前往兴化，把在兴化的全部图书，特别是善本书，全部完好地运到军部。人员还未出发，他又交代赶快电告兴化当地政府，做好配合将图书运到军部的工作。陈毅看重古籍图书、急切要见到这批古籍图书的心情，溢于言表，令阿英深为感动。
1942年12月初，敌人开始了盐阜地区的又一次大“扫荡”，情势一下子又变得紧张起来。鉴于形势险恶，组织上事前曾考虑阿英暂回上海隐蔽一段时期。可阿英坚定地表示：宁可在根据地牺牲，也决不去上海沦陷区。于是，阿英被安排到爱国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华成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打“埋伏”。经组织决定，钱璎、钱毅一同来到了华成公司。1943年2月中旬，敌人兵分五路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春季大“扫荡”，他们扬言要将新四军消灭于黄海之滨。阿英凭着以前打游击的经验，与公司总经理张仲惠一家和公司职工，迅即转移到了30里外的海滩边缘，与敌人周旋。这里只有海水，又没有粮食，阿英与当地老乡在异常艰苦的生活状况下，躲过了敌人的大“扫荡”。也就在这时，上海的敌伪报纸刊登了“阿英全家遇难”的消息。一直关切阿英情况的陈毅，从黄克诚处询问了解了阿英打“埋伏”的经历后，于5月29日特地给阿英寄来一封信。信中写道：“前伪方反宣传，闻之焦虑万分。后电询无恙，复大喜。吾侪乱世男女，生涯虽无定，而侥幸处亦多，可以自愈自贺，兄意如何？弟西移后处境如前，兄有暇不妨来游……”字里行间，体现了对阿英的关切之情。1946年年底，解放战争进入艰苦的岁月，阿英怀着对老区人民依依不舍的感情，离开他已生活了5年多的苏北根据地，踏上前往山东的征途。
仗义执言还清白
解放战争期间，阿英随大军北上。钱璎、钱毅仍留在苏北盐阜地区工作。当时，钱毅担任《盐阜大众》副主编，他主动要求到斗争最艰苦的淮安边区采访。作为新华社的记者，他和联防队一起活动了一个多月，因当地的还乡团告密被捕，不幸牺牲，时年仅23岁。这时阿英正在山东境内的华东分局所在地于家湖，他从新华社陕北广播中得知钱毅牺牲的噩耗。陈毅见到阿英时，安慰他说：“钱毅死得很可惜，你要好好地收集钱毅的遗文，要替他编本集子，好好纪念他。”阿英悲痛万分，说了声“谢谢”，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国革命文化出生入死、作出不朽业绩的新四军战士阿英，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无端怀疑历史上有问题，受到隔离审查。幸好文联有位了解阿英历史的领导同志，出于正义，亲自找到对阿英深有了解的陈毅副总理，反映这一情况。陈毅一听大为震怒，当场提笔写了材料，证明阿英历史上没有问题。就在这份材料的结论处，陈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特别加了三个很大的惊叹号。自此，也就没人敢再对阿英擅自审查了。
1957年的冬天，阿英患了脑血肿在北京医院动了大手术，周恩来总理得悉后，尽管工作日理万机，还是抽出时间，到医院看望阿英，询问病情，给予精神上的极大安慰。周总理还专门叮嘱大夫，要给阿英精心治疗。
一片冰心系红楼
1963年8月17日至12月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这个展览，历时3个月，吸引了21万人次参观。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时间长、参观人数多的展览，被评为红学研究史上影响很大的一次展览。
阿英是这个展览会的总负责人。筹备工作刚开始时，一介书生的阿英，就大胆地使用了摘帽“右派”著名书画家黄苗子和著名漫画家丁聪。果然，两个摘帽“右派”，还有数名木工，在阿英的统领下，经过几个月连续紧张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展览会的任务。
展览会从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到《红楼梦》成书年代的相关文物，康、雍、乾时代的服式、器物和园林建筑，共设6个展室，2000多件展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令参观者目不暇接。值得一提的是，展室中许多对研究《红楼梦》极有意义的珍贵资料和文物，如康、雍两朝颁发给曹雪芹祖先的诰命，曹寅、曹■给康熙、雍正的奏折，还有曹■、李煦被革职抄家的档案史料等，都是阿英到各有关部门去征集来的。最使阿英得意的是，他在故宫文物库内居然寻觅到状似贾宝玉身披的那种大红猩猩毡斗篷和元春归省时仪仗用物俄罗斯毛裘。事后，他曾多次对人说：“我也未曾想到，还真有这样的毛裘！它是用孔雀毛捻成线，再加金线缕织成的。从这些珍品看，足见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许多细节，都是有其生活根据的。”
展览会开幕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给阿英写来信，并在信中说：“展览总算开幕了，真是大喜之至！五个月的劳动，成绩还不错，但把你累坏了。”使阿英感到高兴和宽慰的是，从1947年3月在山东前线与老首长陈毅分别16年后，两位老友终于喜相逢。1963年8月11日下午，陈毅来到展览会参观预展。陈毅的到来，令阿英不由得联想起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件难忘的往事。原来陈毅重视对《红楼梦》的研究，远非建国后才开始的。当年身处战争环境之中，作为军长的陈毅，其紧张繁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还特别交代阿英要注意寻访《红楼梦》的古本。这件事给阿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到军人陈毅在文化方面，决非等闲之辈，对陈毅不由暗生敬意。
这天，陈毅从毛泽东的家里出来后，就驱车直接来到故宫文华厅。他一进大门，就满面笑容地对阿英等同志说：“我很喜爱曹雪芹的《红楼梦》，所以不能不来?！”阿英高兴地充当了陈毅的讲解员，向老首长一一作了介绍。参观结束时，阿英征求陈毅意见时，陈毅说：“很好，很好，我没有意见。”随后，就在展览会的现场，陈毅与在场的茅盾、王昆仑、邵荃麟、阿英等，谈了自己对《红楼梦》这部巨著的看法，他说：“《红楼梦》很值得我们研究，它是那个时代产生的最伟大的作品。它从各个方面摄取镜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于今天的读者是有教育意义的。古今中外，还没有一部作品能这样全面地反映当时的社会。否认历史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对于这部书，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都有可取之处，没有关系，艺术欣赏嘛总归是这样的。”陈毅与大家边谈边交换意见，现场气氛活跃，大家畅所欲言。告别时，陈毅大声说：“我祝贺展览会成功！”
这次展览在国内展览结束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配合拍摄了纪录影片《纪念曹雪芹》，特请阿英撰写了解说词。阿英还应《文物》（第六期）约请，发表了《漫谈〈红楼梦〉的插图和画册》。同时，编辑出版了《杨柳青红楼年画集》。在此期间，对外文委将展览会展品稍作调整后，改名为“红楼梦展览会”，由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朝日新闻社主办，于1964年到日本的东京、大阪、九州等地巡回展出，引起东瀛文化界的巨大轰动，为国家赢得了声誉。
“文革”风起，阿英很快被隔离审查。他在筹办展览会时因重用黄苗子和丁聪两人，也成了一大罪名。黄苗子和丁聪当然也难逃一劫。在那个年代，摘帽右派成了罪孽深重的“老右派”。他们和阿英一样，历经坎坷，屡遭磨难，直到打倒“四人帮”之后，他们的问题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正得到彻底解决。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