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从2010年10月11日起，开办了一档以家庭教育为主题的互动情感节目《成长不烦恼》。在文化观念日渐多元化、代沟问题愈发突出的今天，这档节目选择了用评议、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家庭中的各种矛盾纠纷，不仅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当代家庭教育理念，更为我们在电视媒介与公民社会的建设这两者的关系间提供了新的思考点。
【关键词】《成长不烦恼》 电视媒介 公民社会
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套从2010年10月11日起，开办了一档以家庭教育为主题的互动情感节目《成长不烦恼》。在文化观念日渐多元化、代沟问题愈发突出的今天，这档节目为家庭亲子纠纷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调和方式：每期节目都会抛出一个亲子纠纷故事，请当事人来到现场，并邀请评议团对这些纠纷故事进行评判。评议团中包括一些来自教育界、心理学界或演艺界的“明星嘉宾”，以及由12名年轻人组成的子女评议团和由12名爸爸妈妈组成的父母评议团。经过评议团的投票表决，得到支持较少的亲子一方将无条件接受另一方事先写好的“神秘约定”。
用评议、投票的方式来解决亲子纠纷，这在以往的教育类节目中并不多见。也许是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使然，中国的教育向来重视伦理、道德的说教，而对子女身为公民的权责教育鲜有顾及。这在无形之中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方式，从而引发了子女的抵触心理。《成长不烦恼》节目采用评议和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家庭矛盾，不仅是为子女表达自己价值观和生活理念提供了一个平台，更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意识到责任与权利的对等。这也为我们在电视媒介与“公民社会”这两者的关系间提供了新的思考点。
公民社会是一个由西方舶来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自由”、“平等”、“民主”是其固有的内涵。现在一般认为，公民社会指的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民间关系的总和，是民间的公共领域。”①在政治生活领域，媒介在公民社会的建构中的影响力是十分明显的。在当今，利用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见，借助媒介形成社会力量来影响政治社会生活，媒介已然成为了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公民社会的内涵远不止这些，在公民与社会关系的多重建构中，“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友善、真诚’等和谐的关系, 这将成为建设现代公民社会, 并促进其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②
一、营造话语空间
在公民社会的建构中，话语空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这一点在《成长不烦恼》的“评议团”和嘉宾的构成中便有所体现。子女、父母各占一半，对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道出自己的看法，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在其中碰撞交锋，嘉宾的适时点评则能为两方的观点寻求到平衡点，建起沟通的纽带，这种“只倾诉、不批判”的沟通方式为亲子双方营造了共同的话语空间。
当下，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交融和吸纳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成长不烦恼》中的一个个小故事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个社会现实。综观节目中出现的一些矛盾，不仅有中学生“早恋”话题，女儿希望妈妈整容的话题，还有女大学生扮演“美人鱼”模特，女儿迷上蜘蛛、蜥蜴等古怪的“宠物”怎么办？甚至妈妈痴迷“洋娃娃”，儿子讨厌该怎么办？每个话题的背后都折射出年轻一代的想法和生活状态。
如在《我要妈妈去整容》中，女儿要求自己的妈妈整容，这在妈妈看来十分荒诞，在她眼里，女儿是因为受到了舞蹈班上同学的影响，滋生了爱慕虚荣的心理，因此才对自己提出整容这样的“无理”要求。这种想当然的思维定式使得妈妈对女儿的动机全盘否定，两人失去了交流沟通的前提。然而，当嘉宾在节目中同时问了她们三个问题后，母女俩才发现自己误解了对方。在女儿的眼里妈妈是“天鹅”，但妈妈却只是把自己看成辛勤工作的“蚂蚁”。女儿眼里的妈妈并非不美，她只是想让自己的母亲接受一种更积极、美丽的生活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在家庭教育中，无论是家长，抑或是晚辈，我们都不应对其进行一味的压倒性批判。合理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营造共同的话语空间，使子女和家长进行完全平等、开放地沟通。
二、利用“协约”重建信任
信任之于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在由父母和子女构成的家庭关系中更是如此。构建人与人之间信任、友善、真诚的社会关系，是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目标。《成长不烦恼》用到了这样一种“契约式”的方法来重建家庭信任。节目中，每个家庭的亲子双方在一开始便默默定下了对方并不知道的“神秘约定”，节目中，得到现场观众支持数较少的一方将履行约定中对方的要求。“协约”的执行是一种“公民责任”的体现，它的存在使得父母与子女间的沟通更显“平等”。更难得的是，“协约”中的神秘要求往往是温馨而感人的小要求，这些约定会从某种程度上促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任，重新搭建亲子间的情感桥梁。
在一期节目中，女儿瑶瑶有十分喜爱养蜘蛛、蜥蜴这类冷血动物，遭到父亲的反对。而经过现场的投票，女儿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父亲为了表示对女儿的理解，克服内心的恐惧履行了自己和女儿的约定――摸一下女儿养的蜘蛛。这时的瑶瑶也完全改变了自己对爸爸的看法，说道： “爸，其实你挺勇敢的”，父女俩的矛盾慢慢消融，终于回到往日的亲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神秘约定”的执行，并不是对得票数少的某一方的惩罚，而是一种重建信任的象征性仪式，它的存在为节目中情感的凝结和升华提供了契机。
三、公共领域下的“家庭教育”
一般认为，公民社会主要包括四个结构性要素：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志愿性社团、新社会运动③。而家庭则是典型的私人领域的表现形式。当《成长不烦恼》将一个个存在于家庭中的矛盾纠纷搬到电视屏幕上时，也实现了“家庭教育”这个话题由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转变。
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最早对公共领域进行了解释，她将公共领域阐释为“一个由人们透过言语及行动展现自我，并进行互动与协力活动的领域”，在她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价值和观点多元的空间。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和行为都在其他公民前面显现着自己是谁。”④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公共领域的定义则来自于哈马贝斯，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公共领域是指“由具批判性的私人所组成的以公众为主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这里作为私人的公众可以自由地集合、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通过对普遍利益问题展开讨论，形成公众舆论。并且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当公共领域中的公众达到较大规模时，公众交往就需要一定的传播和影响手段，这时就要求大众媒介成为公共领域的媒介。”
大众传媒的出现，拓宽了公共领域的范畴。一方面，人们借助传媒技术实现了交流方式的延伸，公共领域不再是一个空间范畴。借助电视媒介、新媒体，人们可以更自由的实现“集合”和意见交换。另一方面，原有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限被打破。“公”与“私”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正如《成长不烦恼》中引入的一个个家庭故事，当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亲子纠纷被电视媒介作为话题来讨论时，便进入了公共领域的范畴。
哈贝马斯在论述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时，对公共领域中讨论的话题做出了描述，即“公众的讨论应当限制在一般的问题上。”这里的“一般”实际上是指话题与“公共利益”的相关性。当下，代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话题，传统的家庭教育方法难以应对亲子关系中出现的各种冲突，运用公民社会的力量来解决家庭矛盾有其普遍适用性。大众传播媒介为家庭教育提供了一个公共交流平台的作用，每个家庭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他们对于种种现象的思考和讨论形成了公众性话题的延伸，这种对话的延续加强了人际间的沟通，从而克服了现代社会日益增强的疏离感，实现了社会内部的自我协调。
四、电视媒介与公民社会建设
公民社会的建设离不开电视媒介的影响。在一些西方国家，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和繁荣为公民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在非商业化的运营体制下，公共广播电视与公众利益达成了一致，电视致力于“服务性”的传播功效，节目多元化的发展，以及节目品位的提升。公共广播电视甚至发挥着“市民议会”的功能，为社会各种声音提供表达和交流的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教育类节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批经久不衰的品牌栏目。
相比之下，我国的电视媒介在这方面则略显式微。一方面，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主体的分化使得受众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受众对传媒的心理期待也在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电视节目的细分仍然有待发展完善，一些电视节目的品位也有待提升。在《成长不烦恼》出现之前，反应亲子关系的电视节目便处于缺失状态，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
《成长不烦恼》的出现，是对电视服务性的回归，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思考。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媒介更应肩负起公共服务的责任，搭建有效的平台，为民众建构自我表达的话语空间。这样，媒介的发展才能与公民社会的建构达成有效互动。
参考文献
①王俊，《逆向建构与培育――谈中国媒介与公民社会构建的关系》，《青年记者》，2008 （6）
②季爱民，《为公民社会培养人――公民社会与教育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
③连水兴，《公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的大众传播研究》，《当代传播》，2010（4）
④黄月琴，《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新闻传播理论》，2008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