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朱德是我党最早提出并实践游击战略战术原则的卓越领导人，其游击战略战术思想博大精深，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的游击战思想包含丰富的哲学内容，其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强党性、一切从实际出发选择机动灵活战术的唯物主义、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的唯物史观、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军事辩证法等是其显著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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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朱德；游击；战略战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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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长时间内处于弱小的地位，加上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长期占据大中城市，为了有效地打击强大的敌人，长时间内进行游击战是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最主要的作战形式,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党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从理论的高度总结他们革命实践中探索出的关于游击战的经验原则,毛泽东和朱德无疑所作贡献最大。朱德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的游击战战略战术的许多宝贵经验,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的军事思想是完整的、丰富的、多层次的。游击战争思想是他的整个军事思想中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颗绚烂明珠。本文主要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哲学内涵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坚强党性?
一支军队究竟由谁领导？为谁而战？这不仅是一支军队的灵魂，也是一位军事指挥者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战争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是解决阶级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特别是在中国，武装斗争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游击战争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且对中国来说具有战略的意义。如果凭借开展游击战争的队伍，存在人数少、装备差、物质供应困难等弱点，就认为游击战争除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外，便没有其他原则的观点，那是不正确的单纯的军事观点。因而朱德在建军初期除非常重视游击战术原则外，还十分重视政治建军，这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出发点。?
朱德始终认为作为党的一名军事指挥员，首先必须要有坚强的党性原则。而朱德正是坚持党性原则的光辉典范。1922年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朱德说的“党就是生命，一切从属于党”??[1]（P.249）?这句话，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写照。朱德指出：“无产阶级军队绝对服从无产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2]?这既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古今中外一切其它军队，成为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标志，也是人民军队摆脱一切旧式军队的各种影响，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保证。?
在人民军队创建时期，为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朱德首先在实践上做了大量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中，残留着旧军队中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作风，如政治上党对军队的领导薄弱；组织上成分复杂，兵痞占一定数量；思想作风上，军阀主义习气腐蚀着部队的肌体。这些不良因素严重威胁着部队的生存和发展，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朱德1927年10月底率军到达大余后，进行了著名的“大余整编”。在整编中，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且吸收了一批表现好的人入党，调整了党、团组织机构，将全军56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当时部队党员人数较少，且多集中在上层，这就使得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通过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到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党对连队这样一个基层作战单位的领导就大大加强了。朱德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通过整顿党的组织，来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和实践，是我党早期探索“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成功范例之一，为我军的建设贡献了宝贵经验。?
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共同创造了红军第四军，这支队伍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建设人民军队的基本经验，其中规定了一条根本的原则即是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关于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问题，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期内，内部思想认识上有过分歧，具体体现为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其实质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在出击东江遭受严重挫折后，朱德认真总结“七大”、“八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朱德认识到他与毛泽东的争论并非原则问题，只是在如何建设人民军队的方法上有不同认识，并意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更符合实际情况，于是在陈毅的努力及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下，朱德毅然坚持真理，承认自己在“七大”前后的某些错误认识，并心悦诚服地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为统一全军党内思想，1929年底，朱德与毛泽东、陈毅一起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批评了当时红军中流行的把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以及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要在前委指导之下平等地执行工作任务，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以及所谓“司令部对外”的提法是错误的，必须建立健全军队中党的各级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为提高党的战斗力，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议对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党的组织性和党的组织生活都作了详细规定；并把部队每班建立一个党小组、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发展党员以战斗兵为主等作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
古田会议所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朱、毛之间的坦诚相见和团结一致，共同无条件按中央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指示办事，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共产党最高军事原则在实践中形成牢不可破的政治纪律具有关键性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和朱德的“大余整编”都还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初步探索，而古田会议发展“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作出《古田会议决议》，党指挥枪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建军原则。此后，朱德不仅在整个革命斗争实践中对这一原则予以坚决贯彻，而且在理论上也作了很好阐发。对“党指挥枪”原则的形成作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朱德正是把“党指挥枪”看做自己的生命，始终以这个思想规范自己的一切行动。因此，南昌起义后出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毅然挺身而出承担保存革命火种的领导责任；为挽救濒临溃散的起义军余部，他积极探索政治建军的有效方法，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闽西“朱毛之争”时，他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勇于坚持和追求真理，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正确建军原则；受到“左”倾思想错误的打击时，他坚决听从党的指挥等等，这些都表明朱德始终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原则。后来朱德在一次红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针对“党指挥枪”的原则，曾说到:“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政治工作领导的结果，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他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他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这是过去政治工作收到的伟大效果。”??[1]（P.223）??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选择机动灵活战术的唯物论?
不拘守过去的作战经验，从变化了的战争客观实际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灵活机动地指导战争，是朱德用兵打仗的根本特点。?
朱德的游击战思想萌发于护国战争时期的滇南剿匪。此前，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学习，以及云南“重九起义”后所经历的两年军事生涯都是在与正规战打交道，对于游击战争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1914年初朱德随部队来到滇南边疆,重点负责驻守今蒙自、个旧、建水一带。这里同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相邻，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他们不时受到外国势力以及他们所豢养的土匪的骚扰和侵袭。面对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敌情，为了保住革命成果，朱德摆脱正规战的思想束缚，以打赢为原则，从实际出发积极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战略战术。根据敌人的作战特点，他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灵活机动地打退了土匪。经过这两年实际作战的磨练，朱德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带兵，如何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通过与受法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匪徒所打的战斗实践，朱德总结出一套对付土匪的有效战术，那就是“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他日后在讨袁护国战争中成为战功卓著的名将的重要原因，对他后来的游击战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6年，入川的云南护国军在围攻泸州时受挫退守纳溪，局势逆转，“进攻战”变为“保卫战”。危急关头，蔡锷令朱德带兵星夜兼程赶往纳溪要塞――棉花坡阻击北洋军。面对强敌，朱德又一次选择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来战胜敌人，朱德带领一支约80人组成的“敢死队”进行突击，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并采用“侧攻”、迂回战、肉搏战、夜战等，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整场战斗中仅用了1000多发子弹，打败了数以千计的敌人，守住了阵地，为“讨袁”赢得了时间。这便是朱德的“成名之战”――棉花坡战役，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棉花坡之战充分显示了朱德卓越的军事才能，同时，也显示出游击战的威力。这使他成为远近闻名的“滇军名将”、“护国名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向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如何解决新型人民军队的军事战略转变问题就成为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朱德与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一道，在战争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战术原则，正确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1925年，朱德赴苏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与作战经验，在与教官讨论回国后怎么打仗时，就提出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3]（P.126）?的游击战思想。南昌起义失利后，朱德率余部转战闽、粤、赣、湘边界。行军途中，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四面受敌，但朱德依然对革命的前途无比乐观，对于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德认为在农村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在三河坝时，朱德在敌强我弱、打正规战争失败的情况下，就根据以往的经验准备放弃打正规战，而实行游击战。在天心圩整顿时，朱德分析了敌我形势，吸取以往的教训，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到农村去，依靠广大的农民打“游击”战。部队到达江西崇义以后，为了适应客观要求，朱德“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争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4]（P.394）? ?
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 1927年11月上旬，朱德带领部队转移到农民运动高涨过的崇义县上堡地区。朱德利用湘、粤军阀之间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起义军余部这一有利条件，对部队进行了军事整训。军事训练讲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只有正规战的旧观念，实行向游击战转变。在朱德的耐心工作下，部队按照朱德的指示开展了游击战训练，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从而很快适应了军事战略的转变。“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采取“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3]（P.125）? ?
经过湘南起义的实战锻炼后，朱德逐渐总结出一套游击战术原则：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发动群众，诱敌深入，不打硬仗，知己知彼，重视侦察，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点，打敌不备等战术原则和“人”字形的战斗队形，以及军事斗争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武装进攻与智取相结合的策略原则等。智取宜章、坪石大捷、?山庙伏击战、一打耒阳、二打耒阳等胜利，均显示出这些游击战术原则的威力和正确性。?
井冈山会师后，朱德主要负责军事指挥，这些游击战略战术原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总结。朱德又先后提出：集中主力于主要方向，用于打攻坚战、伏击战和歼灭战；非主力部队安排于次要方向，担任警戒、掩护、阻击、骚扰等新的战术原则。在二打永新取胜之后，朱德根据这一时期红军人数较少，武器装备很差，物资供给困难，根据地很小，作战流动性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1928年5月，在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他根据自己过去在作战中形成的一套游击作战方法，与毛泽东一道将游击战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作战原则。“十六字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游击战争的正确原则,成为人民军队积极防御战略的雏形。它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在作战指导上最重大的问题。这些基本经验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很好的实战运用，一打永新，红四军先集中兵力于一路，然后声东击西在五斗江设伏，溃敌周体仁第八十一团，歼灭黄兴邦先遣营，乘胜一占永新，取得第二次反“进剿”的胜利；二打永新，红四军避其锋芒，敌进我退，然后再次声东击西，奔袭高陇，在草市坳设伏，全歼敌第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击毙敌团长刘安华，击溃敌师部，击伤敌师长杨如轩，乘胜二占永新，取得第三次反“进剿”的胜利；三打永新，红四军又一次声东击西，在龙源口歼灭敌第九师李文彬第二十七团，并击溃敌人第八十、八十一两个团，杨如轩负重伤，乘胜三占永新，取得第四次反“进剿”的胜利。在朱德的军事指挥下，红四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朱德后来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总结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强调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5]（P.95）?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指出实事求是是游击战争的思想精髓。?
三、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的唯物史观?
朱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切地体悟到以“群众战”为基本内容的人民战争思想，不但是我党我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指南，而且是我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出发点。因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是朱德军事思想的根本点，它贯穿于朱德的全部军事实践活动中。朱德曾对1911―1922年这段最初的革命生活经历，总结了四条经验教训，其中第二条就鲜明指出:“革命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没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的觉悟，革命就会此起彼落，终归失败。”??[1]（P.69-70）?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就从历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依靠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他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指出:南昌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4](P.393-394)? 。?
朱德认为，工农运动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力量源泉，武装斗争只有得到工农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他十分注意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以军队支持农民运动。1927年5月上旬，他奉命率军官教育团到赣东地区“剿匪”。他对部队强调要严格分清匪患与农民运动的界限，对地方反动武装、惯匪要坚决打击，对农民运动则要坚决保护。他亲自举办训练班，培养工农干部，并帮助建立工农武装，协助剿匪。他还亲自召开群众大会，讲清剿匪和支持工农运动的重要意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军官教育团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平息了赣东各县的匪患，并促进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在离开抚州地区时，朱德还选派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学员骨干留在当地做农运工作，并拨出一部分枪支弹药以加强农民武装的战斗力。后来有一部分农民武装加入了南昌起义队伍。这次行动，使学员们认识到工农群众力量的伟大，认识到依靠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朱德在改造旧军队创建人民军队的初期，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湘南暴动期间，朱德就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进行充分结合，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广大农民支持革命，投身革命，充分发挥农民主力军的作用。在朱德的指导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和县农协，很快就制定了关于没收地主财产分配给贫雇农，不准夺佃，实行耕者有其田，责令地主偿还剥削账等政策法令，并且成立了县土地委员会，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接着，朱德又帮助湘南特委制定了《土地分配法》。从此，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就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插标分田，烧毁田契，废除债务，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从而在湘南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局面。宜章、郴州、永兴、资兴、耒阳、安仁、茶陵等7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28年3月中旬，成立了以陈佑魁为主席的湘南苏维埃政府，并发表了政纲、宣言和通电，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革命风暴遍及20多个县，从而形成了湘南暴动的高潮。与此同时，湘南暴动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迅速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在暴动中，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从进入湘南的700多人发到2000余人。暴动胜利后，朱德又派军队宣传组织群众闹革命，具体帮助地方建立自己的武装，当时各县普遍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队等人民武装，并在此基础上扩建了工农革命军。先后组建了宜章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郴州工农革命军第七师、耒阳工农革命军第四师、永兴独立团、资兴独立团。湘南各地共发展了地方武装力量10000多人，从而在组织建设上实践了武装工农，促进了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结合，形成了正规军、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人民武装体制。?
朱德认为，革命战争既要为了人民，又要依靠人民。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众运动，是群众斗争的一种最高方式；人民军队的各种作战原则，都必须考虑在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的同时，还须发动和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要使群众积极支援和参加武装斗争，除政治教育外，还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他非常重视建立和健全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早期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后期有民兵和自卫军，认为这是配合与补充正规军，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是支持长期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人民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战争，而是以与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而进行的战争。一方面以军队的作战去援助人民群众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用各种人民群众的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通的、军事的)去配合军队作战。不仅有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而且有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并有广大群众配合进行各种支援作战的战地勤务工作。所有这些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在朱德游击战争思想中的鲜明反映和生动体现。?
四、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军事辩证法?
下面我们主要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关系来阐述朱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任何战略战术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将随着战争诸要素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朱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战略战术，这种战略战术之特点就是：在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队伍日益强大的时候，逐渐转到正规的战略战术。”??[6]??
朱德认为，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因为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不重要，恰恰必须看到它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不可能打好运动战，以致战胜敌人。对此，朱德从游击队活动的角度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像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使敌人的交通迟滞、阻塞，企图暴露，军心动摇，汉奸政权也不稳固，兵力不敷分配，给养断绝，经济资源被破坏，有生力员被削弱。在军事活动的全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蛀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7]（P.68）?还说:“对于打运动战的正规军队，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几乎是保证其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因为它可以隐蔽我正规军的运动，侦察敌人，迷惑敌人，拢乱敌人，在作战时钳制敌人的增援部队或者造成我军进攻取得胜利的良好条件。对于我扼守要点的正规军，游击战争可以相当截断敌人的后方运输、弹药、粮秣和有生力量的补充，袭击其兵站等，使敌人的机械化兵种减少威力，后方的死伤与损失甚至超过前方，后方维持交通的兵力等于前方作战的部队，陷敌人于进退维谷、异常困难的境地。”强调：“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的配合，是战胜敌人所必须采取的战法，是每个优秀的军事家所应当郑重考虑的原则。”??[4]（P.37）?指出:“游击战的目的，不只是破坏交通，劫夺粮械，消耗和分散敌人兵力，创造敌人的弱点，它也需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一般游击战也可以说是小的运动战，而且，事实上几个游击队也常常联合起来，在敌人进攻时或运动时，突然集中力量消灭其一股。这种打法，实际上就是运动战。相反地，正规军队也可以打游击战。总之，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他们间隔开来。”??[7]（P.62-63）?强调游击战，但不放弃有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是辩证法思想在朱德军事思想中的体现。?
1930年6月，敌我双方的态势与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有较大不同。一方面，红军组建了大兵团，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有了一块比井冈山大得多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可以充分利用根据地各方面的有利条件来打击敌人，具备进行运动战的条件；另一方面，军阀大规模混战暂时结束，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如仍用游击战对付敌人，就难以粉碎敌人的“围剿”。面对变化了的情况，朱德与毛泽东认真分析时局变化的动向后，组织红军适时地进行了战略转变，即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决定用正规战的战略取代游击战，实行统一指挥，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从而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被调离部队的情况下，朱德和周恩来从战场的实际出发，采取声东击西，灵活穿插进退，调动敌人于运动中予以歼灭，指挥红军取得黄陂、东韶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此次胜利开创了大兵团袭击敌人的新战例，积累了大兵团伏击敌军的成功经验，是体现游击战与运动战辩证关系的典型战例，对完善红军的战略战术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德认为，运动战与游击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速决的进攻作战，只是规模大小和作用不同。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需要游击战争掩护，在二者之问，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游击战争虽然十分重要，但是，它不能解决最后的胜负问题，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力量的壮大，使游击战逐步向运动战发展，适时调整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比重。一方面，正规军根据确实有利的条件，增加运动战的份量，扩大运动战的规模；另一方面，地方游击队也要融合从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连贯性，这样，既能发展地方游击队，又能壮大正规军，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总之，运动战起主要作用，游击战起辅助、配合作用。但二者又是辩证的，是相互作用的。从实际出发，正规战可以转为游击战，游击战可以上升为运动战，运动战与游击战可以交替运用、相互配合。这正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当中的辩证法。当然朱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很丰富，除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的关系，还有集中与分散、进攻与防御、运动与静止、系统与孤立等辨证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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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佳]
收稿日期：2012-01-10?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资助课题项目。?作者简介：朱荣兰（1970-），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培训部学员工作处处长，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