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是债？ 2012年的3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的天空终于升起了久违的太阳。在这样的天气里，成都人一般都心情舒畅，但苏由庆却很郁闷，因为他要去一个朋友家还一个人情。
去年苏由庆的孩子考上大学，请了这个朋友，人家送了400元的礼金，而3月10日是这个朋友的生日，请了他，他必须得去。“如果不去，交情就可能就此终止。‘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送了400元，我得送600元，不能比400元少，人嘛，还有个面子问题呢。” 苏由庆苦笑着告诉记者，今年才过两个多月，他就已经送出去了3个红包，加上今天这个就是1400元了。
苏由庆买红包的干杂店老板告诉记者，他去年一年卖出去了600多个红包，生日红包、升学类红包、贺年红包居多，“人情往来嘛”，干杂店老板已经见惯不惊。而成都市下辖的县级崇州市的一名公务员告诉记者，去年他送出去的人情红包在2000元以上，一般的人情是200元，关系比较近的至少是400元，“少了拿不出手啊”。而他的正常月收入不到3000元。
人情往来形成的经济负担让一些人备受煎熬。
大年初三赵天伟就提前从哈尔滨老家赶回了工作地安徽省合肥市。“再在老家待上几天，恐怕真的要借路费回来了。”赵天伟一脸苦笑。“长辈、晚辈都要给红包，家里要办年货，走亲戚要带礼品，同学聚会，请客吃饭……总之就是离不开人情两个字。”赵天伟感慨道，过年回家花费近2万元。
不久前，一项调查显示（1336人参与），93.7%的受访者认为“送礼就是送钱”，人情风给青年带来很大负担。17.7%的人表示自己经常送礼物，50.7%的人有时送礼，仅31.5%的人很少或从不送礼。天津市民张凯认为，现在送礼都是越精美越好，否则要被人笑话。而北京市民何艳波说，当下送礼风气太盛行了，求职送礼，升职送礼，升学送礼，择校送礼，连孩子上幼儿园也要给老师送礼……一般物品人家还不愿意要，巴不得直接送钱最好。
“在人情上付出的成本费用有多少？根本没办法统计具体数字。一是有些东西实在不便透露，二是很多是隐性的、分散的，算不清楚。”在西部地区从事咨询行业的范老板告诉记者，“我们大概估计，用于维护各种人情关系的支出，占到了公司成本的30%以上！”
范老板介绍说，咨询行业是一个对客户关系倚重较高的行业，因为企业咨询与培训，并没有刚性的市场需求，“很大程度上要靠相关部门的责任人去游说老板”。于是，与企业的行政、人力资源、企划等部门“搞好关系”，就成为他的公司最重要的成本支出。
在人情成本高企的压力下，当公司有了一定名气，有了一批合作比较稳定的客户后，范老板曾经试图削减过这方面的投入。然而结果却是，2010年初，公司项目大幅减少，降幅甚至超过了50%。而纯粹凭实力拿下的项目，价格和利润也明显低于之前的“人情生意”。不得已，范老板只能回头修补之前的关系，才挽回了部分合作。“修补关系”的成本，远比之前的“日常维护”高。
拿项目靠关系，进卖场靠交情，甚至在原料采购中，质量和价格也需要人情来保障。人情耗费巨大的成本，但有时如果企图不花人情成本，付出的代价则更大。
“投桃报李”是现代人心领神会的另一种人情偿还方式。四川商人汪荣遇到了生意上的纠纷，其同学律师祝良帮助他打赢了官司，让汪荣避免了很多损失。但因为同学情面，祝良只收取了很少的代理费。汪荣觉得自己欠了祝良很大一个人情，一直在找机会偿还。祝良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汪荣得知后主动把祝良的儿子安排在自己公司里。
这样的人情交换在官场也不少见。江苏省委原组织部长徐国健帮助章俊元高票当选为江苏省交通厅厅长后，章俊元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把徐国健的儿子从科员提拔担任江苏交通产业集团的总经理助理。“在交通系统捞一个肥差比直接受贿百万甚至千万要更实惠。”江苏省人大一名常委曾这样说。
人情之殇
2012年2月，中组部、人社部出台规定，要公务员进行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和公务回避。除血亲关系和相关公务活动的回避外，规定还明确了公务员一般不得在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试图让公务员尤其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公务员摆脱人情干扰，更好地履职尽责。
出台这样的规定绝非偶然，因为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的人情文化传统的社会里，执掌公共权力的官员们很容易被人情包围。在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时，不少官员会为了人情逾规，有的甚至徇情枉法。温州市纪委副书记徐有平就曾说：“从温州市近两年查处的案件来看，不少机关干部都栽在‘熟人’关系上，当讲关系、重人情侵入行政领域，协作共赢便被异化成了结党营私、权钱交易。”
四川眉山原副市长余治平因为所谓的人情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2年至2009年2月，他利用职务之便，为郭某、陈某等21人提供支持和帮助，收受贿赂300多万元。在悔过书中，余对自己的过错是这样反思的：“我在担任眉山市政府副市长几年后又任眉山市委常委，一直分管工业。取得一些成绩后，就逐渐忘乎所以，失去了对是非的辨别能力。不拒绝以拜年名义送来钱物的‘礼尚往来’，也不拒绝别有用心的‘兄弟’想方设法对我8小时以外时间的安排。党纪国法在我脑子里几近空白。”“我甚至在会上讲，中国是礼仪之邦，逢年过节表达情意的‘礼尚往来’都是正常的人际交往，是中国人具有人情味的特殊表现，非常具有普遍性，所以不算违纪违法。也许是很多人与我抱有同样的想法，或者是碍于我副市长的权位，我的这番谬论竟然还得到不少与会者的掌声。”“如果我拒绝别人的‘好意’，甚至上交贿款，不仅得罪人，还担心会被视为异类，认为我是神经不正常、脑袋有毛病。这对工作无益，更谈不上树业绩奔前程了。所以，对熟人、‘朋友’及企业家们以拜年名义送来的钱物，我都一一笑纳。”
而像余治平这样的落马官员不在少数。
近年来，中国足坛掀起反腐风暴，刮倒了不少“黑哨”和官员。而“黑哨”开始时就和“人情”有关。
有人说，中国足球联赛发展的16年，就是“黑哨”成熟的16年，亦是“黑金”演化的16年。而从1994年职业化开始时，“黑哨”就产生了，不过那时候和金钱的关系并不大，只和“人情”有关。有一些引起争议的判罚，绝大部分是技术上的失误。当时的“黑”主要是吹“人情哨”，裁判平时和某个队或某个教练关系不错，对方有困难找到裁判员“嘴下留情”，裁判抹不开面子，偶尔也放宽了一些执法的尺度。但后来却逐渐演化为给“黑哨”们送路费加土特产，再到整体收受“黑金”数额以千万计。
人情的通关秘笈
“现如今，在饭局酒桌上，本不认识的人，听说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就拉老乡关系，这是为了向地缘上靠近；在一个学校读过书的，不管年级高低，就向同学校友关系靠近；在部队当过兵的，不管年代隔得多么远，却以战友相称；有的人为了向亲缘关系上靠近，就认干妈干爹干儿干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拉近关系，有了人情，今后办事方便。”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光伟指出，“中国的‘熟人社会’也就是‘人情社会’、‘潜规则社会’，背景和关系是人情社会的典型话语。‘人情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在这里，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
从2004年起，在南方做物业管理的陈老板开始与政府部门合作，承接政府工程的物业管理项目。他体会到人情的巨大威力。“和政府部门做生意，其实本质上就是做关系。因为对于管理人员而言，反正生意不是自己的，公司实力倒是次要的，优先考虑的是‘亲近’的人。”
陈老板拿下的第一个政府工程是开发区管委会新建办公大楼的物业服务。为了拿下这个项目，他提前两年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疏通”和“打点”。算上公关成本后，该项目基本上只是在保本运作。
这次与政府部门合作的经历让陈老板真实感受到，人情是可以用利益换来的。人情交易的实质就是，用金钱或别的方式，让对方觉得欠了你的人情，因此当你有求于他时，自然要考虑给你相应的回报。这正是陈老板所看重的。第一次与政府的合作虽然没有带来利润，但通过这笔投资，打通了各个关节，为陈老板建立起一条与政府合作的专用通道。依靠第一次建立起的关系，他相继承接了新开发区几项政府工程的物业服务项目，这些项目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工业化对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冲击很大，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政府控制着资源，而法制尚不健全，尤其对政府官员的私人和公共界限未做清晰地划分。有的人便凭借同乡、同学、战友、亲戚等关系，和掌控资源的官员形成一个个隐秘的圈子，集体分肥。而这样的圈子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群体网络，是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些人往往通过这种具有社会性质的人情往来，甚至依赖着原本就是亲戚、同族、同乡或朋友的情感关系，使圈子更为稳定；因进行多次交易、合作，小团体之间就逐步地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构成一个相对安全的系统，除非分赃不平而少有翻船的。”四川大学社会与心理学系主任陈昌文教授从中国社会转型期，制度与人情的边界转换角度阐述了为什么人们乐此不疲地要构建人情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