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比起旧体的格律诗来,《诗经》,尤其是国风,距离现代新诗的距离更近,也许你会吃惊。 只要我们仔细剥开那些四言体文言古字词的外壳,认真地分析一下这些诗行的结构与诗情的推进和发展,就不难理解我的观点。
首先,《诗经》在诗章与诗句上是随意和自由的,并无固定的格式和一定的限制。每首诗都依着各自的情况,或长或短,构建自己的诗篇。
《关雎》共为三章,每章四句。
《汉广》共为三章,每章八句。
《行露》共为三章,一章三句,余二章各六句。
《柏舟》共五章,《燕燕》共四章,每章都为六句。
《北门》共三章,每章七句。
《君子偕老》共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氓》较长,共六章,每章十句。
从这些诗篇可以看出,各首诗在章句上十分自由。
最长的是《豳风》中的《七月》共八章,每章十一句,计八十八句。
最短的应是《齐风》中之《卢令》三章,每章二句,共六句;《唐风》中的《无衣》二章,每章三句,亦六句。
这和旧体格律诗严格、僵硬的字行限制完全不同。它更像现代新诗的写作,长短随情。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在《诗经》里大量出现的二、三、四句构成一章的较为整齐的诗式,在现代新诗中极为普遍。
其次,在诗句的发展上,或依情绪、或依意象、或依事件的平面推进方面,《诗经》更接近现代新诗。
比如《关雎》,便是依歌者情绪的变化,不断向前发展诗意。先是“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而后“辗转反侧”;最后,是终不放弃“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有梅》则是以梅为意象,象征女子年岁渐长,如梅之熟、之落,之尽,表达了对爱情和婚姻的渴望。闻捷《天山牧歌》里便有以葡萄的发芽、开花、结实为顺序地表现爱情的方式,极似《?有梅》。
至于依事情的发展顺序推进诗篇的,如《燕燕》,《氓》等都是。事件的进展,时间的推移。歌者情感的变化,渐至高潮,完成了一首诗的歌咏或慨叹。
现代新诗的写作,是发散型的,找到一个点,然后寻找意象,设置情景,发散开来,以成篇章。
而旧的格律诗的写作,恰恰相反,它是内敛型的。将许多看似缺乏关联的事物场景,凝结在一起,跳跃式的立体化的统归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所以,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将旧体诗的写作,概括为一些两字句方式:“伏应、停顿、转接、藏见、倒顺、绾插、浅深、离合诸法。”许多古人论律诗写作,认为无管五言七言,千变万化。总不离起承转合四个字。
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论及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时,指出,从古诗十九首到陶渊明为止,“最大的特征是把《诗经》的变化多端的章法、句法和韵法变成整齐一律,把《诗经》的低回往复一唱三叹的音节变成直率平坦。”这是第一个转变,之后,律诗的兴起,最为重要:“它是由‘自然艺术’转变到‘人为艺术’;由不假雕琢变到有意刻画。”
显然,这是十分深刻独到的见解。《诗经》尤其是《国风》完全为来自民间的自由歌唱。是底层人民劳动和生活中情感心声的倾诉。情之所至,歌之所起。无论是“比”是“兴”是“赋”,都是因情而起,因事而发。自然行声,才情喷发,不取雕琢。
恰在这些地方,现代新诗的写作与《诗经》交汇在“自由”二字上。虽然,现代新诗仍然难脱“人为艺术”的写作,但其追求自由随意,一切依乎情,归乎事,并不刻意在辞章音韵上雕琢,不受格律的束缚,使其更靠近“自然艺术”。
第三,《诗经》里大量的白话对话人诗。以赋的形式向诗里注入了散文的因素,使诗句变得质朴、平白和松弛。
《郑风》之《溱洧》写男女青年踏青时的相邀同行:“女曰:观乎?士曰:既且。”女子邀男子说去游玩,男子说:去过了。女子进而强邀:不妨再去游一游吧。那地方宽敞人多好玩。这种对白,十分生活化,却又真切地表现了青年男女问的相悦相爱。
《齐风》之《鸡鸣》更是一对男女在床上的对白。女子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男子强辩道:“匪鸡则呜,苍蝇之声。”女子再催促:“东方明矣,朝既昌矣;”男子仍然赖床不起:“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
这种相互答问以为诗,很有些散文化的意味,正与现代新诗相类。
还有一些完全是散文的句式,加杂在严整的四言体中,使诗句变得婉转起伏,深沉跌宕。如《王风》之《黍离》里反复出现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通篇诗基本是四言体,但这两句一为七言,一为八言。而且,这种七言与律诗的七言绝不相同,它的节奏是三四句式。而非律诗的四三句式;八言且更松弛一似散文。这种表达方式,在现代新诗里经常出现。
第四,如果我们对所谓的《诗经》四言体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并非严格的四言体。四言三言五言六言甚至十言以上,长长短短杂然其间。
有一些四言,是用虚字垫起来的,如就实字实词看不过是三青。如《齐风》之《东方之日》:“东方之日兮,彼姝者之,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后三句取掉“兮”这一虚字,便是三字。又如《王风》之《采葛》:“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兮”亦是虚字。
从汉语的字词结构上看,四字句是最为普遍的句式构成。成语词,绝大多数是四言。过去的祭文、赞诗、露布,多用四言。延续至今,仍见使用。这种文字介乎诗与散文,方便、简捷、上口,便于朗诵,但如谱曲歌唱,则缺少变化,显得缓慢平滞,如和尚诵经。
国风来自民间,传于口头,是采风官征集而来。征集这些民歌原本用意是解民情、察政声。可以肯定,这些民歌在采风官上报王室之先,必定做了加工。将鲜活的口头语言,变成类雅的书面语言,加工者首先选择了四言体。因为专为祭祀祝庆而用的四言体,显得庄重、雅致。但毕竟是民歌原态,其语言自由,长短不一,完全四言,难以完成。这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大致四言。从现在的《诗经》看,文言虚词以及艰涩的文言古字的运用,很难为底层劳动者口头传唱。推想当初可唱的原始形式。更近于今天的原生态民歌。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又和现代新诗的创作汇合了。现代新诗的创作,很大一部分来自民歌,诗句复沓,一咏三叹;随景赋情,托物言志;通俗晓畅,单纯清丽,等等。这些民歌的特点,在现代诗歌创作中,已被诗人们普遍运用。
综上所述,我们回到《诗经》的原态上,可以看到当初的国风,活脱脱就是今天的新诗。无论从章句结构,从诗意推展,从语言构成都相类似。那些文言词语和四言格式,不过是整理者加在自由诗体上的一件僵硬外套。一旦脱掉这些外衣。还国风以鲜活、自由,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生动和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