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命”，我主张心平气和，彻底地心平气和。 对于“运”，我却主张心潮起伏。 心潮起伏。起，就是迎上去，热烈响应或者奋然抗争；伏，就是避过去，冷静回旋或断然割舍。
“命”可以作定量定性分析。比如，性别、出生年月日时、籍贯、父母姓名、年龄、民族、血型、指纹、相貌（一寸至二寸免冠正面照），成人后的身高、肤色、发色、瞳仁颜色、牙齿状况，等等。
“运”却往往难以作定量定性分析。
时代、社会、群体，这三者或许还可做出一些定量定性分析。
灾变、突变、机遇，这就很难做出定量定性分析了，特别是在来到之前，而预测往往又是困难的，即便有所预测也是很难测准的。
“运”常被我们说成“运气”。
没有人把“命”说成“命气”。要用两个字，就说“生命”。“命”是生来自有的。
“运”却犹如一股气流。它从何而来，朝何而去，我们或者弄不懂，或者自以为弄懂了而其实未懂，或者真弄懂了而又驾驭不住，或者虽然驾驭住了却又被新的气流所干扰而终于失控，一旦失控，我们便会感叹：“唉，运气不好。”
“运”又常被我们说成“时运”。没有“时命”的说法。
“运”却随时而变。“运”是外在的东西。“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间正道是沧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不能第二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明日黄花”、“随风而去” 这些中外古今无论是悲怆的还是欢乐的，也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感喟和概括，都证明着“运”有“时”，也有“势”，所以有“时运”之称，也有“运势”之说。
从大的方面把握“时运”和“运势”当然重要。认清时代，看准潮流，自觉地站到进步的一面，正义的一边，这当然是关键中的关键。然而还有中等方面和小的方面。中等方面，如自己所处的具体社区、具体机构、具体群体、具体环境、具体氛围，如何处理好适应于自己同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是自己同群体同他人的关系，就实非易事。小的方面，如邂逅、偶兴、不经意的潜在危险、交臂而来的机会，等等，抓住它也许就是一个良性转机，失去它也许就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或者遇而爆发便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躲过它去则就是万分地幸运，都实难把握。
西方人，特别是受基督教文化浸润的西方人，似乎在承认上帝给了自己及他人生命的前提下，比较洒脱地对待“运”，他们常常主动地去“试试自己的运气”，敢于冒险，比如去攀登没人登过的高峰，只身横渡大西洋，从陡峭的悬崖上往下跳伞，尝试创造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怪诞的“世界记录”而进入到“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他们甚至在本已满好的状态下，仍不惜抛弃已有的而去寻求更新的，主要还不是寻求更新的东西，而是寻求新的刺激，新的体验，他们不太在乎别人怎样看待自己，他们主要依靠社会契约即法律来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们的这种进取性一度构成了对东方民族和“新大陆”土著居民的侵略，所以他们的“运气观”中确含有一种强悍的侵略性和攻击性。
东方人，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儒、道、释”熔为一炉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我们认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我们崇拜祖先，提倡孝悌，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我们要求个人尽量摆脱主动驾驭“运气”的欲望，我们肯定“知足常乐”，发生人际纠纷时我们宁愿“私了”而嫌厌“对簿公堂”；我们这种谦逊谨慎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变为了惊人地好客，我们总是“外宾优先”，我们绝不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我们的每一个个体都乐于承认：“我与群体共命运。”
我们不必就东西方的不同文化模式作孰优孰劣的无益思索。既已形成的东西，就都有其成型的道理。好在现在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东方人、西方人，不过是“地球村”中“鸡犬相闻”的村民而已。东西方文化已开始撞击、交融、组合、重构，对“命”的看法和态度，对“运”的看法和态度，越是新的一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相似点或共同点似乎就越多。
你挺有意思――今天的人类。
（节选自《献给命运的紫罗兰》，刘心武著，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