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 3000多年建城史、850多年建都史；融合农耕、游牧、游猎等多种文明；地处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交汇之地；拥有6处世界文化遗产，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千余万的户籍人口和近千万的流动人口；举办过奥运会，吸引数十万外国居民居住……北京历史悠久，积淀厚重，文化独特。集中民智，汇集民意，于2011年11月2日发布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8个字，凝聚了首都人民的对“北京精神”的共识。本期特刊发我们精心组织的一组关于“北京精神”的散文作品，以飨读者。
我的小女儿是英语导游，常给中外游客讲解我国城市的特色，用她的话来说，广州是花城，南京是绿城，昆明是春城，桂林是山水如画的城市，苏州是玲珑剔透的城市，上海是最繁华的城市，香港是最忙碌的城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
好一个大气之都！您瞧，这里有全世界最宽最长的长安大街，最大的天安门广场，最雄伟的万里长城，最大的皇宫建筑群故宫博物院，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最大的人民大会堂（可容纳一万人开会、五千人吃饭、上千人同台演出），还常有几万或十几万人自动聚集在晨曦里瞻仰升旗典礼――这是看得见的北京。那看不见的人文故事呢？女儿让我帮她充实解说词。我是文艺工作者，知识所限，只好借助大家熟悉的文艺作品来领略北京的大气派。
叙说北京故事的电视剧《庄妃秘史》里有两位主角，蒙古族美女庄妃和满族悍将多尔衮，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历史剧不等同于历史，文艺是生活的镜子）。满族入关之前，统一了我国东北女真族和各少数民族部落，又与蒙古族联姻结盟，多次发兵攻打山海关未果。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明朝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摄政王多尔衮乘机派明朝归顺的大臣洪承畴劝降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共同打败李自成，又进军江南。多尔衮在北京主政期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迎接年幼的顺治皇帝来北京，而不是自己登基称帝。入关前的清帝皇太极去世时，皇子福临只有六岁，皇弟多尔衮实力强大，足以争夺皇位，但是为了避免八旗军队分裂，他与早年的恋人庄妃联合拥立福临为帝，自己当摄政王，保证了内部统一，否则怎能打进山海关？现在迎接幼帝进北京，再次避免关内关外分裂，保证了内部统一，合力争取全国统一。有人说多尔衮“不爱江山爱美人”，非也，他更爱全国大一统的江山社稷！第二件事是完好地保护明朝帝都北京城，不沿袭项羽火烧秦朝阿房宫、忽必烈焚毁金中都那种“毁其宗庙”、“刨其祖坟”、“断其龙脉”的狭隘短见，而是心平气和地继续使用紫禁城（毋需劳民伤财另建皇宫）。同时为崇祯皇帝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且派兵守护明朝皇帝的十三陵。第三是留用汉官汉臣，不像李自成那样全城搜捕官员富商，枷锁拷打，勒索钱财。对于外地中下层官员，归顺清廷者一概留用，以保持社会稳定。重用汉军将领，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配合清兵作战有功，后来还封了王，拥兵驻守南疆。由此可见，多尔衮的大气派，出于他统一全国的雄心壮志。
多尔衮的父亲努尔哈赤原本就是明朝官员，其子弟也由明朝老师教授“四书五经”，他们认知满族都是中国人，进军关内，与历史上“逐鹿中原”的多次战争性质相同，不是外国侵略，只为“改朝换代”――明王朝政治腐败了，李自成取而代之，很快也腐败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有透彻分析），多尔衮为什么不可以再取代呢？满族入主中原只有几十万人，统治偌大国家267年，必须依靠汉族。今天新中国的民族团结政策有三句话：“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这在庄妃和多尔衮的故事里已见端倪。为什么？为的就是热爱我们统一的多民族泱泱大国。
《康熙王朝》讲的也是北京故事。孝庄皇太后是一位英明的政治家，辅佐三代清朝皇帝（护佑两位六岁登基的幼帝），其雍容大度主要表现在“满蒙一家”、“满汉一家”的政治主张，深深影响康熙皇帝，并且以民族包容的大气魄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康熙做了四件大事。一是满族巴图鲁（英雄）首辅大臣鳌拜为属下旗人“圈占”汉族耕地，奴役汉民，欺压汉臣，结党营私，图谋篡位。在孝庄支持下，少年康熙把“身家性命”交付汉臣九门提督，冒险剿灭鳌拜及其死党，维护了民族团结。二是藩王吴三桂招兵买马，割据西南，反叛朝廷，叛军打过了长江，形势险恶。又在孝庄支持下，青年康熙重用汉臣周培公，统领满汉联军平息“三藩之乱”，维护了国家统一。三是郑成功率福建军民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功不可没。但是其子郑经抗清，割据台澎金厦，闹独立，又频繁袭扰沿海村镇，掠夺钱粮。进关初期，多尔衮毫不容情地剿灭“南明小朝廷”；如今大陆已经统一，北京是中央政府，岂容闹独立的“郑经小朝廷”？招抚不成，满族水师攻打金门又吃了败仗，康熙大胆起用汉臣汉将，造战船，练海军，由施琅全权统帅汉军水师，一鼓作气光复台湾。此时康熙亲临南京，拜谒朱元璋的明孝陵，表明自己是中国各族民众的皇帝，不是狭隘的满族皇帝。第四，孝庄和康熙十分珍惜“满蒙一家”的亲密关系，但是谁若搞分裂，破坏国家统一，那就绝对不能宽容。康熙的女婿、蒙古王爷噶尔丹勾结沙俄势力，侵吞其他蒙古王爷的草原和牛羊，与北京分庭抗礼，拥重兵作乱。康熙大帝两次御驾亲征，几乎病死漠北，也绝不退缩，绝不手软，决战决胜，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之统一。多尔衮、孝庄、康熙的故事，也是北京的故事，蕴含着爱国、包容的北京精神。
京剧《四郎探母》说的是宋朝“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当中，有个杨四郎被契丹族军队俘获，他隐姓埋名，居然还当了辽国驸马。在此后的战争中，他的母亲佘太君挂帅出征辽国，他的岳母萧天佐领兵迎战。在两军对垒的情况下，杨四郎向妻子吐露真情，想去宋军营中探望母亲，并发誓连夜返回。公主同情丈夫，从母后那里偷来令箭，让驸马顺利过关。杨四郎刚见了生母、胞妹和结发妻子，又匆匆离去；萧天佐要杀私探敌营的驸马爷，又在怀抱外孙的女儿恳求下饶恕了他。这出戏，情意缠绵，唱腔优美，脍炙人口，却引发了多年争论。此剧创作于清朝中期，当时的社会观念，契丹族与宋朝交战，也属“逐鹿中原”性质的内战，与满族入主中原的意愿相同，此时已经允许汉满通婚，可见汉族杨家将与契丹族公主联姻也是正当的。可是到了民国时期，社会观念变了。国民党“驱逐鞑虏，振兴中华”的口号影响很大，起到了推翻清王朝的积极作用。但是，把清王朝统治者与满族人民混为一谈，则是错误的――众多满族同胞已遍布全国各地，都当作“鞑虏”驱逐回东北去吗？东北就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口号吓得满人纷纷改汉姓，冒充汉族。在这种情况下，杨四郎变成了汉族的叛徒，《四郎探母》也被定性为“同情汉奸”的剧目而禁演。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实行民族团结政策，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平等互助，和睦相处，共同组成相亲相爱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再没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纵观历史三千年，放眼世界五大洲，新中国的民族团结大业是做得最好的！在这时候，《四郎探母》也获得新生，重放光彩，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多民族的文化异彩纷呈，必须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最近澳大利亚媒体评选出世界十大“美食之都”，北京名列前茅，还特别点名烤鸭是北京佳肴。我女儿说，“没错，老外大都要求品尝烤鸭，不吃烤鸭就好像没来过北京！”其实，挂炉烤鸭来自山东，焖炉烤鸭来自杭州，它们是怎样变成北京烤鸭的呢？话剧《天下第一楼》和电影《老店》对此有过精彩描绘。简言之，方菜进京，要想站住脚，必须接受同行业的激烈竞争。繁华帝都拥有一批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横挑鼻子竖挑眼。在他们的百般挑剔、百年挑剔之下，无论全聚德还是便宜坊，都必须精益求精，不断提高烹饪艺术和服务水平。这些百年老店，不但建立了环保型养殖基地，完善填鸭技术，今天也还在创造无污染的电炉烤鸭、绿色食品。有趣的是，我到济南采访，朋友请吃烤鸭，那酒楼高挂的金字招牌却是“北京烤鸭”。生于他乡，成名北京。这样的佳话多矣。
京剧也是如此。为了给乾隆皇帝祝寿，四大徽班进京献艺。演出之后留下了，这一点很重要，一方面是“长安居大不易”，京都戏迷的眼镜架儿高，好比众多鉴赏家和评论家，你同样要接受他们的百般挑剔，才能立足强手之林。另一方面，北京也给他们提供了广开眼界、博采众家之长的机会。徽剧本来就有自身的优点，在竞争中又汲取了汉剧、北昆、皮黄、弋阳腔的优美曲调，移植了姊妹艺术许多优秀剧目，不断丰富提高，精益求精，煌煌二百载，几代艺人与戏迷的共同努力，终于将一个地方剧种造就成为京剧，国剧，国粹。
北京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胆识和能力――开放城市，来者不拒，筛选提高，为我所用。话剧是外来的剧种，由北京作家和北京人艺的导演、表演艺术家精心创作出《雷雨》《日出》《茶馆》《骆驼祥子》等传世之作，成为中华文化之瑰宝。电影电视也是外来的，在北京同样创作出《青春之歌》《四世同堂》《渴望》《大宅门》等精品。我采访过多位航天科学家，知道我国20世纪最重大的科研成果“两弹一星”，在国际封锁情况下，是怎样以惊人的创造力和高速度闯进世界前列的――其决策首脑和主要科研队伍都在北京，再加上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创业者们，无不洋溢着文化古都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北京也是仁慈宽厚之都。此地藏龙卧虎，冠盖云集，“您上街走路留点儿神，一脚能踩住仨老爷”。哈，既然你年纪轻轻的贾宝玉是宝二爷，历尽沧桑的老妓女赛金花是赛二爷，那么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皆可称爷：二道贩子是倒爷，平板三轮车夫是板爷，和尚道士是陀爷，耍嘴皮子的是侃爷，唱高调的是左爷，光膀子上街的是膀爷，护兵马弁是军爷，暴发户是款爷，连背插小旗的泥塑玩具也是兔儿爷。北京市民这种“爷文化”，深涵着平等待人、一视同仁的愿景和幽默感。末代皇帝溥仪从小让人伺候惯了，来到战犯管理所，不会自己拧牙膏盖儿，用手指甲抠，都抠流血了还不好意思说，简直是个活废物。幸亏他遇上了北京的宽厚之道，不会像法国皇帝那样上断头台，也没有像沙皇那样全家被枪毙，而是通过政治学习和劳动改造，获得特赦，成为一位自食其力的北京市民，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我的前半生》。溥仪重获新生的故事，只是北京厚德精神之一例。连皇帝都能得到改造和宽恕，遑论其他乎。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