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奇妙的工作》（1957）引起荒正人、平野谦等著名评论家的关注，到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得到世界性赞誉，大江健三郎一直被认为是日本当代文学变革的先锋。50多年来，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从迄今为止出版的研究专著来看，日本学者的大江健三郎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研究范式。
一、 评传视角
传记研究者认为，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经历的外在显现，研究者可以从作家的人生经历中寻找理解作品的钥匙，可以根据作家认识世界的态度特别是人生观、伦理观、哲学观点、政治态度来探索作品的意义。早期的大江文学研究大都带有评传色彩。
?原茂《大江健三郎》（1973）从“作家的苦恼”、“原初体验”、“文学出发点”、“政治与性”、“个体与时代状况的接点”、“历史与民众的发现”、“现代疯狂与末世观”等七个方面探讨了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创作。?原认为，大江初期作品描写了沉闷的时代状况下现代人的孤独，他通过性来反映社会，向禁忌发出挑战的同时，探索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发现了笼罩现代社会、腐蚀人之精神的“疯狂”。?原根据大江的创作年谱客观地评价了他的小说，宏观描绘出大江试图通过与自身体验、时代状况的关联来把握现代社会的创作姿态。
川西政明《大江健三郎论――未实现的梦》（1979）从大江的人生体验出发探讨了从《个人的体验》到《洪水涌上我的灵魂》这一阶段的“人类救赎”主题。川西认为，残疾儿的诞生使大江文学的风格发生了转变，当作家面对现实由绝望转化为祈祷时，文体风格也获得了一种犹如去除枷锁后的开放性。川西考察了大江对想象力的认识，认为大江的想象力以在意象和逻辑之间架桥的形式发挥着作用，进而指出《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之后大江文学风格的转变。即“他从一个靠创造意象来表现的作家开始追求意象和思想的真正统一”。川西将大江创作风格转变的原因较多归结为作家的人生经历和社会体验，结论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不乏真知灼见。
柴田胜二《大江健三郎论――地上与彼岸》（1992）梳理了大江小说的创作脉络。柴田从“状况与自己”、“朝向彼岸的立场”和“共同体与他者”三个方面追溯了大江小说主题变化的轨迹，探索形成大江文学特质的恒定要素。柴田指出，“作为现代社会的他者”这一意识是大江文学的基本特征。大江出生在四国的山谷，长子脑有残疾，这些人生经历虽然只是偶然，但却形成了大江观察外部世界的立场。同时，这也赋予了他对抗现代文明社会的意识。柴田认为，大江小说的独特性，在于他从事创作活动时，采用了站在生活的“当下、这里”，同时将视野投向另一侧的复眼式观察方式。进入其视野中的“彼岸”，以各种各样的形态被虚化，或是位于文明社会外部的自然，或是死者所在的“彼岸”。这一对“彼岸”的关注，形成了他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的立场。柴田从大江自身出发，将立论建立在对作品精读的基础上，观点具有独创性。
平野荣久《大江健三郎――我的同时代游戏》（1995）按照大江创作的时间顺序追溯了大江的创作与时代的关系。作为大江的同时代人，平野将大江的小说重新置于当时的时代语境中进行考察，表达了自己对时代的看法和阅读大江小说的体验。平野指出，大江并不是受了山口昌男的影响才开始关注中心和边缘问题，离开森林山谷，在东京成长为知识分子的大江从未离开过这一主题，山口昌男的理论和墨西哥体验只不过使大江的边缘立场进一步明确化。平野认为，大江的创作是从“自闭”向“往返”的连续不断的运动，往返意象能够概括整个大江文学。“所谓‘书写’，就是以‘现在’为契机，将过去与未来统一起来的行为。”因为以自己的经历和阅读感受为出发点，平野的研究明显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然而，作为大江的同时代人，他的一些观点对大江文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条孝夫《大江健三郎――其文学世界和背景》（1997）对大江不同时期文学活动的要点进行了梳理。正如各章小标题中出现的“想象力”、“方法”、“性”和“边缘”等关键词一样，这些概念赋予了大江各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一条指出，大江作品中经常存在能够用“中心和边缘”这一原理来解释的个体与整体的对立模式。初期“个人与社会（集团、共同体）”的对立、第二期“个人与绝对存在（历史、天皇）”的对立、80年代前后“当下的个体和宇宙”的对立。一条对大江“中心和边缘”这一创作模式具体表现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通过对大江各个时期作品的研究，一条认为，“小说最终都是皈依的故事”这一观点是大江登上文坛以来最基本的小说观。这一看法较好地概括了大江文学的基本特征。
黑古一夫《作家是这样出生、这样成长的――大江健三郎传说》（2003）考察了大江发表在内子高中学生会会刊《梅树》上的《初夏夜》、《赭色的春天》和发表在松山东高中（旧制松山中学）文学社刊物《掌上》的诗作，同时结合高中时代大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太宰治的接受和认识，尝试对其“文学思想的原点”进行新的解读。此外,黑古将文本分析与大江对同时代的政治状况、社会动向的批评联系起来，分析了从初期的短篇到《愁容童子》为止的小说作品以及《广岛札记》、《冲绳札记》等随笔，将焦点对准“在闭塞状况下自由的可能性”、“性与政治=天皇制”、“与残疾儿的共生”、“核状况下的世界”等系列主题的小说，认为大江试图在小说中建构与中心对立的乌托邦来探索“反国家的可能性”。黑古通过一个个明确的小标题，清晰、全方位地描绘了大江的创作道路。
不难看出，评传视角对大江身世、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的考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大江文学,这也是这种研究方法迄今为止仍在大江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二、 社会学、文化学视角
社会学、文化学视角就是通过作品来挖掘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并依靠这种背景来解读作品。大江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作品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这一方法被广泛运用在大江文学研究中。
松原新一《大江健三郎的世界》（1967）整体论述了大江从《奇妙的工作》至《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为止的作品，将其初期作品看作是“青春文学”，认为大江在《个人的体验》之后脱离了这种特征。《万延元年的football》标志着大江开辟了现代文学新的可能性。松原从整体上将大江的文学世界概括为“监禁状态”、“对盲从主义的拒绝”、“性的人――破坏的冲动”、“地狱与救赎的冲动”、“可能性的世界”，高度概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江小说的整体特征。松原指出，大江早期小说强调的“日本学生消极、否定的一面”，仅仅是他小说世界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大江在阴暗的时代闭塞状况中与围绕他周围的墙壁进行着积极的内部抗争，这“体现了大江拒绝堕落成为没有自由要求的植物似的人这一创作激情”。松原将大江小说放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高度评价了大江早期的小说创作，较好地阐释了大江小说的社会意义。
野口武彦《吠声•呼喊声•沉默――大江健三郎的世界》（1971）高度概括了大江小说中出现的各种意象。作者指出，地下洞穴意象是大江小说世界特别是《个人的体验》之后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出现的一种意象，是与作家的深层创作动机紧密相关的一个隐喻。地下洞穴这一世界和朝向天空打开的宗教式空间即上升指向型空间体验不同，它是一种“下降型空间体验”。在大江看来，所谓的地下洞穴，“只能是抵达疯狂的孤独的通路。”野口指出，《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鹰四的暴力指向是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叩问，鹰四的自杀是一个为读者阐明暴力意义的具有启示性的事件，鲜明地向读者揭示了“暴力的未来指向性，或至少是根源性”。野口将大江小说置于它所产生的现代文化状况中进行探讨，在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中探索了大江对暴力、疯狂等现代社会问题的深沉思考，通过小说中多样的意象阐明了大江文学的想象力结构。
片冈启治《大江健三郎――精神地狱的行走者》（1973）探讨了时代状况与大江小说结构复杂性的关联。片冈指出，《饲育》和《感化院少年》描写的战争故事，带有幻想的、寓言的性格，即必然带着所谓的英雄传奇式的虚构。根据虚构，战时的一种可能的位相作为一种事实体现在作品中。片冈认为，《万延元年的football》描写了小说人物寻找身份认同，但由于以天皇制为背景的“秩序感”的崩溃而不得不在“虚伪的生”里寻求同一性。片冈认为，这部小说的多重隐喻、错综复杂的主题使小说的多义性成为可能。片冈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把视野投向作为想象力起点的大江的自我存在状态，将与现代息息相关，作为先锋不断凝视同时代的作家复杂的心理刻画出来。
黑古一夫《大江健三郎论――森林思想与生的原理》（1989）是一部具有明确整体意识的大江文学研究专著。黑古的研究基本由两大视点统领全篇。一个是“森林思想”，另一个是“乌托邦思想”。黑古认为，“森林思想”是贯穿大江文学的根本思想。大江的“森林思想”，就是认同四国村庄的森林所代表的人类原始存在状态这一思考方式，是“对抗‘核问题’这一象征终极都市文明的感性的、基本的根据”。黑古是第一位将大江小说中“山谷村庄的森林”这一场所的意义提升到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者。黑古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方法意识，他以“森林思想”、“乌托邦思想”为出发点，并将这一观点贯彻到评论中去。虽然在大江代表作的选择上还不够全面，但从总体来看仍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浓厚社会文化批判色彩的大江论。
渡边广士《大江健三郎》（1994）指出，大江的小说呈现出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精神世界）的强烈冲突，他小说中的监禁状态指的就是与外部隔离的精神世界，它在大江小说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就是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的监禁状态，《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等作品流露的徒劳感明确反映了这一点。监禁状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他人的脚》和《鸽子》等作品体现的“被保护的精神世界意象”。渡边对大江小说监禁状态两种特性的认识打破了大江初期小说主题只是对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简单模仿这样一种传统认识。渡边认为，大江对“恐惧”、“存在缺失感”等现代人精神世界的探索和挖掘本身就是对机会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判。渡边深入探讨了大江小说的精神诉求和作品本身的社会批判性，高度评价了大江的文学创作。
中村泰行《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轨迹》（1995）认为，大江从登上文坛开始一直将战后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他的民主主义信念，前期通过存在主义，后期通过结构主义表现出来。大江初期的小说集《死者的奢华》可分为两个主题系列，一个是基于存在主义人生观的作品系列，如《奇妙的工作》、《他人的脚》；一个是以战后民主主义作为基本道德规范的作品系列，如《死者的奢华》、《饲育》。中村指出，初期小说主题的二律背反成为此后大江探索文学方法的动因。中村认为，在描写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政治这一非常具有战后民主主义主题的作品系列中，大江并没有将存在主义人生观和战后民主主义价值观很好地结合起来，其原因在于他在描写作为美国附属国的日本的政治现实时始终恪守存在主义的反现实立场。中村指出了大江小说呈现的思想和主题的自我分裂，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燃烧的绿树》为止的大江文学主题变迁的轨迹。
大江文学是日本历史文化语境、战后社会状况等一般文化状况下的产物，社会学、文化学批评方法涉及了大江小说创作的天皇制批判、疯狂主题、性主题、灵魂救赎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大江作为当代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介入社会的创作姿态。
三、 文化研究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方法也被引入大江文学研究领域，小森阳一、井口时男就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杰出代表。
作为当今日本知识界广受关注的学者和新生代左翼知识分子，小森阳一敏锐地感受到大江小说中的历史认识问题、象征天皇制等问题，他将这些问题和大江小说的结构、主题等联系起来，尝试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小森以大江《被偷换的孩子》、《万延元年的football》、《同时代的游戏》和《给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四部重要作品为中心，探讨了大江小说的历史认识问题。他以将瓦尔特•本雅明的星座化认识论作为自己的批评立场。即通过把历史事实星座化，也就是将历史事件共时化，在理念的光照下重新排列，使蕴含在过去、现在、未来中的人类生存的本质凸显出来。小森用这种把历史的现实性和可能性、本质和存在统一起来的方法，从大江小说文本细节的具体性入手，探寻大江的历史认识问题。比如,小森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了football的起源，指出既是安政七年也是万延元年的1860年这一时间点上，football既是可以用脚踢的足球，也是可以用手抱持的橄榄球，从而揭示了football这一体育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被遮蔽的意识形态特征，即它是和英国为首的列强共有的、试图统治世界的殖民主义不可分的，是以人类的暴力作为背景的。小森将其和1860年前后日本既打算消极开国又准备积极闭关这一矛盾的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认为《万延元年的football》是一部关于暴力的小说。小森对大江小说的分析，涉及了很多他长期以来思考的政治问题，小森和大江的思想在“历史认识”这一点上达到了一种契合。
井口时男《危机与斗争――大江健三郎与中上健次》（2004）论述了大江健三郎和中上健次的小说创作。井口认为，大江健三郎和中上健次在精神层面都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人生起伏。这种人生的巨大落差导致了两人内心存在着强烈的自我分裂和矛盾，也使他们利用这种落差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井口指出，面对“现代文学的终结”这一文学状况，两位作家通过语言进行了艰苦的抗争。大江撷取前沿的人类思想文化成果，运用讽喻这一技法，不断重读自己的作品，试图重新建构主人公所处的公社（共同体）空间或“根据地”；中上则是将积淀着故事、记忆的“小巷”解体并废弃了它。大江和中上将精神落差作为自己的人生难题来接受。“事实上，他们都将这种困难转化为创作优秀作品的可能性。在这点上，浓缩了现代日本的困境和可能性。”井口将着眼点放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大江和中上的文学轨迹上，考证了两位作家创作的共性和特性，对1980年之后的文学空间和现代日本自身的变迁进行了集中解读，并将之较为完整、清晰地展现出来。
小森、井口的研究把大江小说置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了全面观照，全方位地展现了大江文学的历史文化内涵。
四、 文艺诗学视角
?本正树《大江健三郎的八十年代》（1995）是通过文本分析探讨大江小说方法的专著。作者将大江80年代作品放在其整体的创作脉络中进行考察，认为大江80年代的创作是对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作品的更新和整合，也是他在90年代和21世纪实现文学飞跃的推动力。《听“雨树”的女人们》通过虚构化的、与现实人物一致的作品人物相互指涉的运动来编织文本这一表现形式，在大江80年代之后的作品中是共通的。在这个意义上，“‘雨树’系列可以定义为连接大江‘现在’的直接出发点。”
安藤始《大江健三郎的文学》（2006）全面探讨了大江的小说方法，涉及的作品从《奇妙的工作》一直到《再见了，我的书》。安藤指出，大江文学的基点是反私小说的，然而,大江文学的源流是他自己的私人领域，大江文学就是他发挥想象力对其个人以及周围事件进行书写的结果。“大江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创造出作家‘我’，并将其作为写故事的代言者。这一结构，构成了大江基本的小说创作方法。”安藤的研究对全面认识大江小说创作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安藤二人的大江小说方法研究均大量引用了大江文艺随笔、文艺理论著作中的观点，并将之与作品分析结合起来，做到了理论和文本的互证，很好地揭示了大江小说的诗学特征。
从50年代至今,评传视角、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一直是大江文学研究的主流。新世纪的大江健三郎研究在此基础上有了重要突破,出现了借鉴西方理论话语资源，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研究的趋势。同时，大江小说的丰富性也要求研究者在研究时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不能将其创作局限在一个框架里，这也是新世纪以来大江文学研究多以具体文本为出发点的一个主要原因。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叙事学视野中的大江健三郎小说研究”［编号：10YJC75201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凯尔泰斯、君特•格拉斯、大江健三郎战争叙事比较研究”［编号：2011-QN-231］的阶段性成果。）
（兰立亮：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邮编：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