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12年1月25日，27日，31日 访谈地点：波恩大学汉学系教室 冯 强：您是如何决定开始翻译一位之前不曾翻译过的诗人呢？朋友推荐吗？我发现您的翻译集中于郑愁予、顾城、北岛、梁秉钧、张枣、杨炼、翟永明、王家新、欧阳江河这几位诗人，这是不是因为您和他们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顾 彬:是这样，我开始翻译中国当代诗歌的时候，还没有和诗人见过面。但随着我去中国研究、翻译和教学工作次数的增加，我开始跟很多诗人见面、交朋友，如果我觉得他有意思的话，我会开始翻译他的诗。但也有可能是这样，无论你是否认识一个诗人，他可能来德国参加一个活动，某个文学机关就需要一个译者，就来问我能否帮忙。我过去翻译过一些我并不太重视的诗人，比如说李瑛，“文革”诗人，但从来没有见过面。梁秉钧，我认识他之后，才开始对他的翻译。北岛，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已经出了他一部短篇小说，好像是《陌生人》。舒婷我没见到她之前也翻译过她，也写过她。目前我在为奥地利最重要的出版社编辑中国当代最重要诗人的诗选，其中的大部分诗人我都没有见过面，是别人给我介绍的。比如说王家新。
冯 强：对，您上次跟我提到池凌云是他介绍的。
顾 彬:对。所以我是否翻译一个人，不一定我们是朋友。他也许是朋友推荐的，说这个诗人不错。也许是某些文学机构，他们需要帮助。
冯 强：那您最早知道北岛是什么时候呢？是通过文学史吗？
顾 彬：最早知道北岛应该是在1979年，在南京，我的一个学生向我推荐北岛，他还向我推荐北岛的短篇小说。所以1980年我在德国出版了中国当代短篇中篇小说选，那里面有他的小说。
冯 强：这么说您对北岛的翻译最早是从小说开始的。
顾 彬：对。第一次听说舒婷是在柏林，大概也是1979年。梅佩儒告诉我的。他翻译过她，给我看，引起我注意到她，翻译她，写关于她的文章。
冯 强：您曾提到张枣和杨炼的诗歌翻译起来有很大的难度。您也曾经提到您不太喜欢没有难度的诗歌。您认为当代诗歌是否应该有某些标准？如果有，它们是什么呢？您认为张枣和杨炼诗歌翻译上的困难是同一种困难吗？
顾 彬：杨炼写了很多，但他老在重复自己。重复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词汇在重复，内容上他总是在谈死亡的问题。张枣他写得不多，也可能这是一个原因，他不必重复自己。如果我没记错，他诗歌的词汇不一样，内容也不一样，思想也不一样。有时候我开玩笑地说，杨炼，因为我翻译了他三本书，我现在也可以写他的诗。但是张枣我没办法。
冯 强：您不仅大量翻译当代诗歌，您还有专门的翻译理论著作《黯影之声》，不仅如此，您在波恩大学开设的课程里有一门课也是翻译课，您的很多学生后来走上职业翻译的道路。您甚至写过“翻译与死亡”这样的文章(2011年),我想请教您在翻译的过程中为自己制定了怎样的标准？
顾 彬：我对翻译只有一个标准，德文应该是第一流的，必须是好的德文。
冯 强：您多次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我认为您对欧阳江河和杨炼作品的欣赏一部分来源于您对他们语言的赞赏。但我认为，他们也有陷入语言不能自拔的弊病。我觉得欧阳江河最好的作品是《傍晚穿过广场》而不是《玻璃工厂》。
顾 彬：《傍晚穿过广场》很好，我翻译过。这个在中国发表过吗？
冯 强：应该是1992年发表的。
顾 彬：《泰姬陵之泪》也很好，我也翻译过。我觉得《傍晚穿过广场》不一定是他最好的诗，但是非常深的一首诗。比这个更好的是《玻璃工厂》，但是《玻璃工厂》更加复杂，《傍晚穿过广场》容易看得懂，没有什么困难，《玻璃工厂》我不敢说我看得懂。写得非常非常复杂，翻译时有很多很多困难。《泰姬陵之泪》写得非常清楚，写得非常美，很容易用合适的方式来朗诵，可以影响到听众。我们在波恩大学非常漂亮的教堂里一块儿朗诵这首诗，来了四五十个人。我们用中文德文朗诵，朗诵一小时，在祈坛，影响是非常大的。
冯 强：那天主要是朗诵这首诗？
顾 彬：就是这首诗。够了，足够长。中文，德文，一个小时差不多。
冯 强：那天您请我们到您家做客，您慨叹说您是“失败者”……
顾 彬：我说我是“失败者”的时候有一点点开玩笑。但是也有一点道理，因为到现在为止我的诗集卖不出去。
冯 强：但是现在诗歌普遍卖得不好啊。
顾 彬：我希望我能卖300本。如果能卖300本，出版社不会说什么。另外我翻译张枣、北岛、王家新、梁秉钧这些书很快卖光了，他们很成功。我的诗集卖了一百几十本。所以当地的出版社Weidle出版我的第三本诗集后告诉我他们不准备再出我的诗集。所以我去奥地利，那里有家出版社出了我的第四本诗集，卖不出去。另一家出版社出了第五本。是一家专门出版汉学家著作的出版社，他们问我有没有书可以给他们发表，我说没有书，但我说我有一本文学的，有一本诗集，他们说给我吧，不要什么钱。
冯 强：聊一聊昨天的朗诵会吧。我记得您专门写过文章讨论中国诗人在国外朗诵时如何能与听众更好地进行交流。您说欧阳江河和杨炼与听众交流得很好。
顾 彬：对。这要看情况。比如梁秉钧，他非常聪明，他真正懂文学，不仅懂中国文学，也懂外国文学，所以如果开朗诵会，不一定要谈他的作品，也可以谈别人的作品，谈文学形象、谈文学史。另外梁秉钧有幽默感，如果我们俩一起上台，听众们老是在笑，但不一定是我们故意让他们笑，是偶尔发生的。如果是和北岛，应该知道他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回答问题。当然如果是具体问题，他可以回答，比如你从哪里来，你现在有什么计划，但如果你问他自己的作品，他一般来说不回答。如果是杨炼的话，他又特喜欢说话，欧阳江河也是，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可以回答一个小时，不停止的。所以如果要组织他们的朗诵会，组织人就要注意不要让他们谈太多太长，因为听众他们会不耐心。所以要看一看谁来，才能决定怎么组织。
冯 强：您的学术文章和回忆文章都透露着您的真诚和直率，我感动于《最后的歌吟已远逝：祭张枣(1962―2010)》，即使它是经您的友人肖鹰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您认为什么东西是翻译中不容易被磨损掉的？我认为除了技艺，最主要的是价值观，价值观可以沟通不同种族不同记忆的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顾 彬：我反复说过，无论是写作还是翻译，我最高的判断标准是语言水平。比如昨天我碰到我的同事，他突然提到海德堡大学的Günther Debon，他说看过他的翻译吗，我说我当然看过，我非常重视他的翻译。因为这个人他可以用19世纪的语言来写诗，所以他的翻译很有味。他还保留19世纪的词汇。所以当他把《诗经》和唐诗翻译成19世纪的德文时，给他的翻译加上古代的味道，当然也有人批评他――我们看唐诗，并没有感觉到有19世纪的味道，完全是错的。但是我们翻译家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应该决定要把作品翻译成那种语言，这是我们的想法。这个想法你可以不同意，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能同时用19世纪、20世纪和21世纪的语言。另外Debon的诗也和19世纪分不开，所以他老用我们德国人已经忘掉的词。我们看他的翻译的时候，也需要查德文词典。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完全可以把中国的诗歌翻成真正的德文诗。
冯 强：您说“我可以说是半个基督教徒、半个儒家，也可以说我是一个新的儒家基督教徒”。您在日常生活中严格作息、兢兢于事业，又热爱家庭，经常下厨做饭。的确是一个新的儒家基督徒。民国时期张东荪曾说儒家的价值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可以得到更大的彰显，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呢？
顾 彬：不光可以得到更大的发挥，也可以碰到更大的危机。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人应该去控制自己，但很多人他们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他们觉得民主社会应该满足我所有要求。但你没办法，你满足了这些要求，肯定还会出现新的要求，你可能一辈子不满足。但应该学会满足。
冯 强：儒家讲究慎独。这个非常重要。
顾 彬：对。我完全同意。
冯 强：您曾经提到1915年左右庞德吸收东方诗歌更新了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之后影响到整个西方乃至东方的诗歌写作。杨炼和西川都承认庞德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杨炼最近告诉我，他写的诗歌跟庞德的关系很密切，因为他通过庞德对中国文学、中国诗歌的了解，才知道他怎么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的诗歌。”庞德学习中国的古诗，西川、杨炼又学习庞德，好像是一个礼物，诗歌在他们之间来回传递。您如何评价这种现象？您当初从神学转到汉学，也是受了庞德翻译的中国诗歌的影响。
顾 彬：对，受到影响，但是和西川、杨炼受到的影响不一样。第一我通过庞德认识到《诗经》和唐诗的意义，第二我通过他感觉到中国美学是什么，第三，通过庞德我开始写作，开始走上中国古典诗歌味道的路。另外最近我从他那里重新研究一些诗学问题，两年前我在韩国从庞德出发谈中国诗歌和外国诗歌的不同。最近我写了关于庞德的几篇文章，我觉得在他那里还会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但是他最有名的诗歌，外文说Cantos，我不太爱看。因为什么语言都有，乱七八糟。是这样，我的脑子喜欢Cantos，但是我的心不一定喜欢。他的Cantos太用他的头脑来写，而不是用他的心，缺少感情。当然了，有人说现在的诗歌不应该用感情写，应该用头脑写，但是这样会有一点儿冷。比方说德国最好的诗人Grünbeim，他从来不会说“我”，从来不会写他自己。他的诗歌非常非常冷。我想有人不一定喜欢看他的诗歌。他的诗歌很好，没有争论。但是我最近觉得他缺少一点东西。今天我在翻译王家新的一组长诗《少年》，这首诗他给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谈他自己，但是通过谈他自己他谈时代，“文革”的问题，等等等等。不光他一个人，虽然他谈他自己，他谈当时所有的小孩的经历。所以如果适合于你的话，你还是会非常客观地、冷一点地写作。
冯 强：您说“1949年前后，中国文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在文学上比一些欧洲的国家进步得多。而在1949年后，中国就和现代性的文学告别了”。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现代性文学呢？在民族大学的讲座里，您提到您是现代性的诗人。但在一次采访中，您说“我觉得现代性完全是一个错误，20世纪也完全是一个错误。到了现代性以后，我们什么都丢了，没有什么基础，所以什么都是暧昧的”。您是被迫做一个现代性的诗人的，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吗？对现代性的诗人来说，有哪些标准呢？
顾 彬：我做学生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自己喜欢的都是现代的东西，无论是文学、哲学、艺术，越现代越好。80年代以后，我是相反的，虽然我是一个现代、当代的作家，不会写古代的东西，但我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越古老越好，越来越旧。这些大概和80年代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有关系。从60年代起有一批人Club of Rome，他们告诉政治家，如果我们西方的人，如果我们欧洲、美国、日本这样继续下去，老主张发展，二三十年之后我们就会碰到许多问题，不仅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那时所有的人也包括我在内笑他们，觉得他们是错的。到了80年代以后，因为绿党的影响，我们意识到Club of Rome的理论完全是对的。所以我从80年代开始对我们的现代化开始怀疑。另外那时我也开始回忆，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想起了我们的老师老给我介绍的一批哲学家，他们是保守的，比方说Josef Pieper，比方说Romano Guardini，我突然觉得我应该重新看他们的书，我发现第一，什么都看得懂，第二，他们的德语很好，非常漂亮。思想虽然保守，但是有吸引力。另外因为他们谈道德的问题，谈人的问题，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我可以从他们那里来思考社会的问题，他们也可以代替孔子、《论语》等等，另外虽然他们和《论语》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有不少思路是相近的。比方说Josef Pieper专门写过有关道德的一些书，专门谈希望、谈教育、谈伦理之类的问题。如果我们从近年自然灾难来看，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很快就会走入末日。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绿党在德国越来越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基民党、社民党突然也多谈一谈自然保护的问题。70、80年代他们觉得自然问题无所谓。
冯 强：那时候莱茵河……
顾 彬：很脏，不能够游泳。现在可以游泳了，但是我们还是不游，因为莱茵河很危险，它的激流太多了，每年在那里死不少人，所以我们不敢游泳，不是因为水不干净，水差不多干净了。所以到90年代，德国在自然保护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不少哲学家,包括我非常重视的、非常保守的Robert Spaemann在内，他们都觉得现代人太注重自己的要求，太少从后代、从动物、从植物、从宇宙来看自己。对这一批人来说，我们的现代化完全是一条错的路。我们应该回去，回到我们原来那个来源。这个来源也包括宗教、道德在内。他们都是天主教的，他们从天主教来看社会、人的问题。
冯 强：绿党应该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
顾 彬：对。但是他们没有宗教的背景，他们基本上是无神主义者。
冯 强：他们是信奉自然。
顾 彬：对，对。德国跟英国、法国、美国不一样，德国人大部分特别是知识分子、文人，他们不相信现代化、工业化，从浪漫主义时代开始迄今，还没有停止，大部分文人他们反对。对他们来说，现代化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人独立、让人思考、让人自己决定，包括女人在内。但是你不知道70年代的鲁尔区、80年代的柏林，空气污染可怕、可怕得很。
冯 强：比现在的北京还要严重？
顾 彬：有时在柏林还要更可怕。因为是东柏林、是民主德国他们污染到西柏林。有时你看不到什么，不能够开车，不能够到外面去。那时西柏林的工业不怎么发达，他们靠西德的钱过日子。那现在鲁尔区的空气很好，柏林的空气特别好，民主德国的空气非常非常好。所以工业如果是允许我们多买东西，多舒服，我们都不要。我们觉得工业对人、对他的生命和生活不一定好。所以这个Spaemann老是说我们应该控制，控制工业、现代化。也应该控制经济，我们应该从人来看经济。经济发达可能等于人的死。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是为什么这些年来德国环境保护是不错的一个原因，基本上到处都可以去呼吸新鲜空气。基本上大城市不会有很长时间的污染，可能还会有一两天，但是我怀疑，真的还会有。因为人家马上就会游行。他们都需要人民的票，要不然他们没办法。所以他们老考虑到我们。如果他们在城市砍什么树的话，先应该跟当地的人商议一下，需要他们的同意。虽然从法律上看不需要他们的同意，但如果不跟他们商议一下就砍树，他们马上会从他们家里出来，开始骂、写信、找记者，等等等等。所以德国人现在为了一棵树去游行，真的是这样。
冯 强：在谈到神学家朋霍费尔(Bonhoeffer)时，您给他的评价非常高，“虽然我们的罪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因为德国曾经有过一批人能够跟犹太人、波兰人一样，为了未来而死，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权利来说我们的过去不光是黑暗，我们过去的黑暗里面还有一些光。”在您看来，我们中国大陆是否存在朋霍费尔式的人物？
顾 彬：Bonhoeffer是个非常强的人，因为他坐牢时写出了他最有名的一支歌儿，Von guten M?chten wunderbar geborgen，做礼拜的时候会唱一唱，很难翻成外语。他有事的时候心里也非常非常安静，中国文化对我来说为什么有这么大吸引力，因为不少唐朝的诗人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从容，得到从容和风度。一批人肯定得到了，也包括苏东坡在内，因为他也不怕死。他批判过王安石当时的改革活动，当时要判他死刑，因为他的朋友帮他的忙，所以他可以不死。不少中国文人对我来说他们包括一种我非常重视的、我希望有的、能够得到的从容、风度。那Bonhoeffer他更是，连坐牢的时候他还是歌颂。我觉得非常非常遗憾，好多人，二次大战以后，会提出好多笨的问题来，在集中营那里有上帝吗？但是集中营不是上帝的事儿，是德国纳粹分子的事儿，是他们做的，他们有责任，上帝没有什么责任。从Bonhoeffer来看，无论我在什么地方，上帝都跟着我，我不要受苦，我不要咒骂他。我应该相信，他保护我。那么Bonhoeffer可以说是德国人的良心，跟Boll、Grass一样，还有不少其他的人。所以我佩服他。
冯 强：您在1987就曾有关于舒婷诗歌的论文《用你的身体写作：舒婷诗中的伤痕文学》。这是您研究当代诗歌的开始吗？
顾 彬：我是1974年在北京研究现代诗。那时我专门写了一篇戴望舒的文章。为什么呢？70年代法国有个汉学家专门介绍受到西方、特别是欧洲、特别是法国影响的现代诗人，也包括戴望舒在内。因为戴望舒受到西班牙20、30年代诗歌的影响，我的诗歌也受到这个影响。我对戴望舒很感兴趣，想研究研究他是怎么接受、介绍和翻译西班牙现代诗歌的。当代诗歌，如果我记得对，是在柏林，1977年后开始研究翻译的。不对，我1974、1975年在北京学中文时开始翻译当代诗歌，包括毛泽东、贺敬之和李瑛。但是当代诗歌研究可能是在1977、1978年。在波鸿，我写过一篇研究毛泽东诗词的文章。贺敬之、李瑛――在柏林，1978年――我写过关于他们的长篇论文。所以研究舒婷这篇文章虽然写得比较早，1984年在北京开始写的，但是之前我的研究已经开始了。
冯 强：您在1990年已经介绍了包括北岛、顾城、杨炼、舒婷、多多、丁当、李亚伟、翟永明和食指的诗歌，这些诗人包括前朦胧诗诗人食指，您所喜欢的朦胧诗，也包括第三代里的“莽汉”李亚伟和“他们”早期的丁当，我想问您当时选择这些作者的原因是什么？比如同是“他们”一派，于坚、韩东等人早期的代表作已经发表，但并未在您的选集里出现，您翻译于坚应该是在2009年左右的事情，这一年您和高红在波恩出版了 Alles versteht sich auf Verrat，是于坚、翟永明、王小妮、欧阳江河、王家新、陈东东、西川和海子的诗合集。这是否与当时中国号称“民间写作”的一批诗人在与知识分子一拨争论时话语权较弱有关？
顾 彬：对于当代文学，主要是作家、朋友来介绍，他们告诉我，谁有意思、什么作品有意思，然后我会试试看。
冯 强：这里我主要是以“他们”诗派为例，比如说丁当，“他们”派早期的一个诗人，现在已经不写诗了，您很早就介绍过他。而另一个“他们”诗人于坚，您直到2009年才开始翻译，我这个表述准确吗？
顾 彬：是对的。
冯 强：那是什么促使您很早介绍丁当却没有介绍于坚？
顾 彬：有好几个原因。第一，我不能什么都做，我需要有所选择。
冯 强：但当初您已经知道了于坚是吗？
顾 彬：我1994年――如果我记得对的话――第一次在莱顿和于坚见过面。因为他和王家新之间有矛盾，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等一会儿。为什么呢？如果我歌颂他，人家会说我骗王家新，如果我批评他，人家会说我受到王家新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应该等一会儿。因为王家新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人，不论别人说他什么，他都会承认他们的成绩，所以他老告诉我，这是个很好的诗人，你应该翻译他。所以最后，我翻译他15首诗。另外我也写过一篇我同事翻译他诗集的书评，也已经在我的杂志发表了。
冯 强：于坚的诗您怎么看？
顾 彬：他写得不错。我翻译时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很容易翻成比较好的德文，他的诗没有写得像欧阳江河、杨炼那么复杂，他写得简单一些，所以容易翻成比较好的德文。另外我2009年在波恩出版了中国八个后朦胧诗派的诗人的代表作，这八个人不是我选的，是唐晓渡选的。他决定是谁，哪一些诗，我根据他（的选择）。
冯 强：您曾在2008年撰文介绍荷兰汉学家柯雷讨论中国当代诗歌的著作，您也曾介绍过美国人宇文所安和法国人于连。我们把范围缩减至当代诗歌，请您用简单几句话评价柯雷的这部著作，另外请您简单介绍几位您觉得不错的专门研究当代中国诗歌的汉学家。
顾 彬：柯雷写多多的书我写过书评。这本书大概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写的，从当时来看，他写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看，有一些缺点，什么缺点呢？德文有一个固定的说法，这个人他没办法看盘子外的世界，如果你吃饭的话，你看盘子，不看盘子外。所以如果真想了解多多的诗歌，第一，应该把他放在中国现当代史里面，他没有这么做，另外因为多多受到外国人影响，所以我们也应该从国外来看他，这样能够丰富对他的研究，但是柯雷没有这样做。他在体系之内，我看过的他的所有研究都是体系之内的研究。现在我们会觉得不够。这好像是莱顿的传统，比方说那里原来一个老师，Lloyd Haft，他一两年前出版了研究一个台湾诗人的书，这个诗人叫周梦蝶，他根本不告诉读者这个人是谁，到了80页之后才知道他是台湾来的，另外他也不告诉我们周的重要性在哪，也不告诉我们他和现代诗、当代诗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告诉我们和外国诗人比较起来，他有什么地位。所以Haft的这本书是写给研究周梦蝶的专家看的，他们不需要听Lloyd Haft告诉周梦蝶是谁，因为他们都知道。柯雷写多多，Lloyd Haft写周梦蝶，汉学界之外不可能去看。这样的书我称它们为“死掉的书”，因为没有什么影响。我写书总是会考虑到汉学界之外，因为汉学界的人他们基本不看我的书。另外如果我在德国开设中国当代诗歌朗诵会，肯定不会有汉学家来。
冯 强：是因为研究领域不一样吗？他们多研究古代？
顾 彬：第一，我说过，德语国家的汉学家基本上看不起中国当代作家，看不起中国当代文学，根本不看，基本上也不研究。如果研究，第一，他们不翻译，第二，他们也不接受，第三，也不会发表什么。
冯 强：现在德国翻译当代诗歌的只有您和您跟我提过的霍夫曼吗？
顾 彬：对，但是他现在不翻译当代诗，他现在翻译当代小说，因为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有市场。现在还有梅佩儒，他回来了。70年代末他翻译了舒婷、顾城以后，没有继续翻译，但是最近，也可能是他准备退休，也可能他已经退休了。但他翻译的诗人都是台湾的，如果我了解准确的话。另外我不知道Raffael Keller是否还在翻译，他专门翻译过萧开愚。最近他出版了柳宗元一本诗集。
冯 强：在德国，哪些出版社乐意出版中国当代诗歌呢？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顾 彬：如果要出诗集，基本上是小出版社，大出版社也会出，但是很少。他们出有名诗人的诗集。比如说Hanser，一个非常重要的出版社，他们出版了我翻译的北岛，现在要杨炼的，但其他人他们没有接受。Suhrkamp，柏林一个非常重要的出版社，1985年我在那里出版了中国现代当代诗选，卖得特别好，卖了一万册。是很大的出版社，不是一般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出版社之一。但那以后他们没有来要诗集……不对，2009年他们要求我翻译杨炼。他们还出版了杨炼的散文，不是我翻译的，是另外一个人翻译的。
冯 强：这是最大的两家出版社？
顾 彬：最大的。其他出中国诗人个人诗集的出版社都是小的，无论德国还是奥地利都是小的。为什么是小出版社？因为他们不想作别的，不想重复大出版社的工作，他们想有特色。这是第一。第二，他们有时会把诗集做成艺术品，比如去年和今年我在奥地利出版的欧阳江河和王家新的诗集，是手工做的，比较贵。不一定是爱诗的人要，收集艺术品的人也会要，因为很多年后他们可以卖得很贵。今年你花30买，过了10年，因为书都没了，你可以卖几百块。
冯 强：就出这一次，不会再版。
顾 彬：对，只出一次，因为是艺术品。另外告诉读者，我们只印50本或者100本，限量本。
冯 强：那这些出版社的要求是什么？
顾 彬：他们要求德文好。另外他们校对我所有的翻译，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所以我很喜欢和小出版社合作。大出版社可能会校对，但未必（很仔细）。小出版社肯定会很认真地看。还会和我坐在一起，和我说，这句话可以更好些，那句话可以更好些。
冯 强：所以编辑在德国出版业占有重要地位。
顾 彬：对。所以这个在德国卖得也特别好。不光是我的翻译，也可能有人看（校对）过。
冯 强：您有时候需要为中国当代诗歌在德国的出版自掏腰包，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这样做？
顾 彬：是这样，高行健的《车站》是我自己出钱出版的。到现在诗歌好像没有用过我自己的钱，但经常没有收到过钱。比方说目前我在准备为奥地利最大的出版社出诗选，包括好多好多年轻人，他们说不给我钱，所以也可以这么说我为他们白工作两个月。两个月我差不多能翻译完。
冯 强：他们只出书，不给您任何费用。
顾 彬：什么都不给。非常不公平，因为他们是大出版社，不是小出版社。另外他们是成功的。
冯 强：那小出版社会付给您钱吗？
顾 彬：是这样，王家新、翟永明、欧阳江河的诗集基本上没有（给）钱，出版王家新诗集的小出版社没有给我钱，但是他们送给我20本王家新的诗，告诉我你卖20块吧，我是这样做的，卖得很快。出版欧阳江河诗集的是大资本家，他们说我给你做500本，100本我想送，400本我想卖，每一本我给你一块钱，他放在我手里400块钱，要求我和欧阳江河分，但是欧阳江河不要钱。所以虽然没有真正的合同要求给我多少钱，我还是有400块钱。那翟永明的诗歌出版社要1500块钱（出版费），这笔钱是从一个基金会来的，等于是我的翻译费，但出版社要。到现在为止翟永明的诗集我一分钱也没收到。
冯 强：中国当代诗歌在德国卖得怎么样？都是哪些人喜欢读这些诗歌呢？
顾 彬：中国当代诗人的诗集基本上卖得都很好，也卖得很快。比方说北岛、梁秉钧。北岛的一年之内卖了800本，算很好，因为出版社能卖300本的话就不会亏本。德国诗人一般来说也只能卖300本左右，所以北岛如果一年之内能卖800本，算很好。梁秉钧、王家新、翟永明、欧阳江河的诗集从我们这里来看都卖得不错，出版社可以不发愁，基本上会卖四五百本。杨炼所有的诗集都卖光了。北岛的第一本第二本还没有卖光，但是他也卖了有1000本。
冯 强：我在波恩感觉这里的书很贵，而且即使在网上，也很少像中国和美国那样可以打折――在中国，有的学术著作甚至可以打三折――我想这是因为德国比较重视知识产权，这样的话德国诗人们的日子肯定要比中国诗人好过一些。您能不能简单对比一下中德两国诗人们的生存状况？
顾 彬：德国到处都有文学中心，如果你能去文学中心开朗诵会，你至少有250块钱朗诵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1月欧阳江河同意自费来德国，我跟他去九个文学中心介绍他的诗集，文学中心包欧洲内的路费、住宿费，另外给他几百块朗诵费。所以他的钱回来了。不光回来了，他回中国身上会剩一两千欧元。如果一个德国诗人很有名，他可以要求一千块。如果一个月开一两次朗诵会，差不多了。另外有些诗人他们也是翻译家，他们也可能有自己的工作，比方说Sartorius，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翻译家，刚退休。另外还有作家为大报纸写书评，有几百块钱。
冯 强：一篇文章就几百块？
顾 彬：几百块。如果是无线电台播放，1000块。所以有些人靠报纸或者无线电台。Sartorius非常重要，中国不少当代作家都认识他，经常见面。
冯 强：他介绍他们？
顾 彬：通过我。因为他影响非常大，地位非常高。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寄给他。
冯 强：他主要通过您来了解中国的诗歌？
顾 彬：对。
冯 强：教授，我的问题暂时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您这么耐心地回答我。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