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前后，陈独秀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是一位典型的激进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对泰戈尔学说的批评上。泰戈尔作为一名印度诗人和思想家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抱着沟通中印文化以及“复兴东方文化”的愿望于1924年4月访问中国。这位享有“东方文艺复兴之父”盛誉的诗人，此次访华并未围绕谈诗的主题展开，而是表达了对西方物质主义的反感和对东方精神文明的赞赏，对此陈独秀展开了有针对性的批判。这些批判有偏激的成分，但也有合理之处。
关键词：陈独秀；泰戈尔；批判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12-02
一、对“复活东方文化论”的批判
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处在中西文化发生碰撞最强烈，人们一时间还无法把握未来的中国文化该往何处走的阶段，国内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在大力宣扬人们如何向西方文明看齐。应该说，陈独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骨子里一直都是一个激进的革命主义者，他所想的是如何在当时能够彻彻底底的唤醒中国人的意识，接受西方先进的文明，在他看来要想改革就必须将传统文化――洗刷干净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让许多人感觉到西方的文明也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样完美，事实上西方文明也出现了精神危机，因此，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的“西化梦”自然就受到了影响，正因为西方出现了精神危机，所以西方人也开始向东方寻找治病良药。而此时中国的守旧派以及一些顽固势力正借着人们质疑西方文明的时机大力宣扬国故。这个时候中西文化的冲击，新旧文化阵营的对峙都处于极为尖锐的时刻。这点应该是陈独秀所以会认为泰戈尔的言论扰乱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原因，应该说泰戈尔在这个时间进行访华的举动并不是最恰当的时机。
泰戈尔在他的讲话中提出了“复活东方文化”论，称“西洋文化――非赋予人类平和永远之光明者，反之东洋文明则最为健全”[1]656。并且在泰戈尔看来，轻物质重心灵也同样是东洋文化的特色，于是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中提到“中国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开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价之巨，而其真假之乃远过之……且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1]663
试想若泰戈尔这样的言论在中国深入人心的话，那会有怎样的结果，人们会认为物质文明对于我们并不重要，甚至物质文明就是为了腐蚀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而来的。如果否定物质文明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不会进步，中国人也不会有今天的视野和物质生活。
针对泰戈尔的言论陈独秀做出了“一针见血”的反驳。他指出，第一，“尊君抑民、尊男抑女是东洋固有的思想文化，并且现在还支配着社会。尤其是在中国，有无数军阀官僚和圣人之徒做拥护者，这种思想并没有死，用不着泰戈尔来复活它。这种思想若再加以提倡，只有把皇帝再抬出来，把放足的女子再勒令裹起来，不但禁止男女同学，并须禁止男女同桌吃饭、男女同乘一辆货车或电车”[1]656。第二，“知足常乐、能知足而竞争的理念，这其实是错误的。东方民族正因为富有退让、不争、知足、能忍的和平思想即奴隶的和平思想，所以印度、马来人还过着‘一手拭粪一手啖饭的生活，中国人还生活在兵匪交迫中，全亚洲民族久受英、美、荷、法之压制而能忍自安’”[1]656。陈独秀还犀利地在文章中指出：“泰戈尔所要提倡复活的东洋思想，亚洲文化，其具体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这些思想文化复活后，将社会上发生什么影响，进步或退步。”[1]656诚然，泰戈尔在发表了一系列提倡“复活东方文化”的演讲时，是否考虑到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他对中国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呢？泰戈尔作为殖民地的思想家也许正因为自己身处的国家背景，所以认为中国也不应该崇拜西方，学习西方；而应该坚守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不过正如陈独秀针对其所提出的究竟泰戈尔所说的东西文化是什么，泰戈尔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究竟该往何处去等一些具体的问题，泰戈尔始终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因此，陈独秀认为泰戈尔所提倡的中国文化复兴“倘只是抽象的空论，而不能在此外具体地指出几样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1]656。
陈独秀显然继承了五四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思路，认为泰戈尔有关复兴东方文化的论说有悖于历史发展的趋势，不利于推进科学与民主，不利于中国的繁荣与昌盛。
二、对“反物质文明与科学”的批判
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主要是因为泰戈尔反对物质文明与科学，他在《泰戈尔与金钱主义》中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不佩服泰戈尔，明明白白是因为他反对科学与物质文明”[1]704。
他在《评泰戈尔在上海、杭州的演说》一文中，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劳苦大众的立场为科学和物质文明进行辩护。他指出，“现代产生的众多恼闷来自于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成果和弱小民族物质文明的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和阶级间的掠夺。但这些侵略和掠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无限恼闷，都不是科学和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1]663
泰戈尔认为中国的受创是因为物质文明，但是这个物质文明从何而来？是中国自身文化中所没有的西方物质文明，当一个民族认可这种物质文明并且努力想去接受的时候，正说明了这种物质文明的先进以及自身文明的欠缺和不足，陈独秀对此的说法正是“创中国的不是中国自己发生的物质文明，乃是欧美帝国主义者带来的物质文明，这正是中国自己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结果……”[1]663。
如果我们分析泰戈尔出此言论的渊源会发现泰戈尔拒斥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的主张在自己的同胞中也是长期得不到支持声音的。他本人是一位殖民地国家的思想家，因此，或许可以说他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与外来文化冲击方面的理解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尤其是陈独秀等一些激进的改革派不同，但是这点并不能够说明泰戈尔的思想就更加全面，他的分析就更为透彻，事实上泰戈尔对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些鼓励太过于虚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有着十分鲜明的阶级立场，他认为“若是我们自己侥幸有了物质文明的享乐，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恼闷，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做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做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像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1]664
三、对批判的分析
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还有一点就是针对泰戈尔的以诗人身份在访华期间过多地讨论中国的国情甚至是政治。他在《寸铁――诗人却不爱谈诗》中批判道，“泰戈尔果以诗人身份来中国谈诗，我们虽不会做诗，也决不反对欢迎一个诗人，尤其不反对欢迎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诗人。”[1]703可见陈独秀等人对泰戈尔的诸多批判源头则是泰戈尔访华并不只是谈诗那么简单，他在中国所作的演说之所以会引起轰动，以至于使得诗人泰戈尔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中屈指可数的一度受到争议的访华使者，其根本原因就是他的言论冲击了当时处于变革期的中国政治。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主要还是针对泰戈尔在上海、杭州发表的演说中提到的科学与物质文明，以及泰戈尔所提倡的“复兴东方文化”。有人认为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有合理之处，但是更多的是在对泰戈尔演说的误读的基础上的批判，认为陈独秀在对泰戈尔的诸多言论攻击有过分之处，如陈独秀曾在文章中讽刺泰戈尔道：“在北京算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1]683再有《泰戈尔是个什么东西》和《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等一些文章中都足见陈独秀对泰戈尔的厌恶和反感。应该说泰戈尔是“一位关心中国，支持中国，热心中印文化交流的国际友人”[2]258，是带着对中印文化促进发展交流的美好愿望来到中国的，如此说来陈独秀这样对待一位国际友人似乎是有些过激，但再多的过激正如陈独秀的文章所言也都不是针对诗人泰戈尔，他所批判和针对的只是对于泰戈尔的言论和发表自己不同的声音。当然，在当时对于泰戈尔的访华除了陈独秀、林语堂等人的反对外，有很多人是支持和欢迎的，如徐志摩等。当然也有人认为即使陈独秀无法做到像徐志摩这样将其奉若神明，他至少可以同胡适等人那样，竭尽礼数地欢迎这位国际友人。但是陈独秀之所以会极力反对泰戈尔甚至有了过激的讽刺言论，正是因为陈独秀反中国传统恶俗文化意志之坚定，态度之坚决。他提倡全中国人民“破旧立新”，就绝不会允许此时的泰戈尔“复兴东方文化”。我认为有些人说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判不够客观的说法也是不尽合理的。陈独秀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虽激进，但是他所始终主张破除的还是中国的一些腐朽的恶俗，并没有将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所以他在批判泰戈尔“复兴东方文化”的言论上绝对有理有据。当时正是因为有了陈独秀这种大刀阔斧的难能可贵的精神才真正唤醒中国人力争改革的意识，正是有了陈独秀“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中国人“破旧立新”的思想才更加坚定。
应该说，对于泰戈尔的访华，陈独秀在泰戈尔的讲话之后，相隔四日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1]656。陈独秀对泰戈尔言论的批判是对整个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批判，同时借着对泰戈尔的批判也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在对待东西方文化方面的具体理解，也指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可以说陈独秀在改变社会现状、呼唤人民挣脱封建枷锁和倡导人民努力争取“独立人格”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五四前后陈独秀的一贯立场，只不过五四后体现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情怀。陈独秀的批判虽然有过激的成分，但总体符合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潮流，也有利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1]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柴文华.中国现代道德伦理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