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3日，日本学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京召开。这是《日本学刊》第一次召开有外地编委参加的编委会全体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清华大学现代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的12位编委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所长、日本学刊杂志社社长李薇主持。她在致词和会议总结中肯定了《日本学刊》近几年取得的成绩，认为学刊让中华日本学会和日本研究界有一种归属感，已经成为其存在的象征。她还指出了学刊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并就对策性文章与理论性文章的区别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会上，日本学刊主编韩铁英代表编辑部做了工作报告。他从《日本学刊》面临的形势与压力讲起，阐述了编辑部在工作中坚持践行的尽责、创新、民主、公正、求索等理念，汇报了学刊迄今采取的专家匿名审稿制等改进措施及其成果和目前面临的若干问题。
作为会议的第二项议程，韩铁英还就交付全会审议的《日本学刊编辑委员会章程(草案)》做了说明。
与会编委围绕刊物的理论性与学术性、稿源及选稿程序、栏目设置与发行量、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肯定了学刊取得的业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的办法。
一 关于提高刊物理论性与学术性
针对韩铁英在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如何提高刊物的理论性”等问题，与会编委纷纷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为怎样办好学刊、提高刊物质量建言献策。
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刘江永首先分析了《日本学刊》中理论性强的文章较少的原因。他认为：只就一个领域(比如政治、外交、经济)进行专业描述和分析的文章，是《日本学刊》所载文章的主体。研究日本的学者多是先学日语后再转入专业领域，很少从大学本科时就学专业理论知识。其长处是善于直接利用日文的第一手资料，短处是专业国际理论基础不足；对一个领域(如经济或外交等)的研究较细，但跳出该领域进行宏观概括归纳的能力不足。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应循序渐进，引导作者努力提高文章的理论水平；在年轻人里面发掘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才，编委也要做这方面的努力；把约稿范围扩大，必要时可邀请一些有学术专长但非专门研究日本的名家写文章；提倡研究方法的探讨，可以发表一些关于日本研究方法论的文章，这也能够增强刊物的理论性。
关于学术性，刘江永认为，《日本学刊》发表的文章还是应以学术性论文为主，综述类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对研究观点的综合评述，提高其学术性。只有把学术性与有用性结合起来，如对今后日本经济、政治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才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冯昭奎，用成语生动地陈述了自己的感想和建议。他用“水涨船高”说明了“水”(整个日本研究的学术水平)与“船”(研究日本的学术期刊)的关系。他指出：学术期刊是上层建筑，期刊的水平取决于研究的学术水平。但好的学术期刊不仅能跟上而且能够推动提高全国日本研究学术水平。挖掘出有学术质量的文章，及时掌握学术动向，是《日本学刊》的重要任务。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吕耀东认为，作为国别研究的刊物，很难从国际问题研究角度去引领。至于如何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他认为应该从交叉学科、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全方位提升，理论和综合性研究相结合是提升的切合点。日本所研究员张季风指出：学术文章和理论文章应并重，而不能偏废。西方理论真正能用的不是很多，理论一定要与实际问题、应用问题相结合，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王伟认为，无论在理论性还是学术性方面，日本研究界队伍的整体水平都要进一步提高。日本所研究员崔世广认为，虽然学刊在日本研究杂志中已经很出色，但在增强理论性、学术性、可读性或立于学科前沿方面都有可以努力的空间。
二 关于稿源及选稿问题
稿源是决定刊物质量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优秀稿源不足这一问题，与会编委纷纷出谋划策。冯昭奎认为：征稿是办刊的基本方法，但应增加主动约稿，编辑部可通过参加学术讨论会，了解专家学者的研究动向，做到有的放矢地约稿。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指出：好稿靠“组”而非“等”。组稿可以与研究人员的课题项目相挂钩。高档次的课题项目一般都有一定的水平，《日本学刊》可以有计划地主动去争取这类课题项目的稿件。吕耀东认为，办刊需要“引领性”，约专家来写文章，引起讨论，是提高刊物影响力的一个方面。他建议多召开会议，或就某个议题组织争鸣。日本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蒋立峰认为：通过“争鸣”的形式，可以组织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等不同领域、不同观点的多篇文章。同时，文章不一定局限于专门研究日本的，涉及日本的国际问题论文也可以在选稿之列。
关于“历史、文学、语言方面的文章如何刊登”的问题，杨栋梁认为：日本研究最早起步于传统学科，如历史、文学、经济等。因此，涉及文学、与文化相关的语言研究类文章应该在选稿范围内，历史类文章的比例应该有所增加。李薇则表示，很难用学科来划分这些类别，而用问题来划分则比较合适。王伟认为，纯文学、纯语言类的文章不适合刊登于《日本学刊》，但如果是通过文学、语言等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文章，则可以在选稿之列。崔世广提出，理论性、学术性较强的历史性文章可以适当纳入稿源中。
对于“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的‘某某人的日本观’之类的文章是否刊登”的问题，刘江永认为：如果是谈在世的中国人的观点，因其仍有变化的空间，所以不适合采用。但是如果是研究值得总结的“大家”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文章，也可考虑采用。崔世广提出，研究中国人的日本观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有理论参考价值的文章也可以纳入稿源之列。
三 关于栏目设置与发行量
关于《日本学刊》的栏目设置，冯昭奎认为：“分门别类”很重要，便于不同学科研究者找到想要的文章，《日本学刊》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也可以适当考虑做一些改进。“书评”也能发挥重要作用，能深入剖析著作内容、提出真知灼见的书评也值得刊登，好的评论和综述性论文也同样有价值。杨栋梁指出：关于刊物的栏目设计，出版业是有标准要求的，如是否有持续性、是否有固定栏目等。不同的刊物，有各自不同的作法。除固定栏目之外，可以根据热点或焦点问题设置专栏，如“辛亥革命与日本”等。但是，设置专栏应该事先做好准备。除了固定栏目，也可以设一些特定栏目，如焦点问题或基金栏目等。
关于学刊如何能让读者面更宽、扩大发行量、拉近与中国读者的距离，日本所研究员张淑英指出：《日本学刊》应探讨一些中国人关心的重大问题。国内重大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有意挖掘与此有关的日本问题，比如大地震、震后处理等，刊物就能够通过自己的选题拉近与中国读者的距离。此外，学刊还可以利用在日研究者的研究资源，如日本华人教授会等，通过海外学人的稿件来反映日本新动态新动向，同时也可以扩大海外发行量。张季风则认为，不应刻意 追求发行量，因为学术刊物与通俗刊物不一样，学术刊物追求的是质量。
四 关于刊物的制度建设
为了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和影响力，建立和完善匿名审稿制度、充分发挥编委会作用等制度建设也至关重要。
对于专家匿名审稿制度，与会编委一致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能保持下去。蒋立峰认为，学刊每一期都要有重点文章，而且不管谁写的文章，都应该经过匿名评审。敏感性的文章更要通过匿名评审。张季风提出：不能因为成本问题而取消匿名评审制度。专家在匿名审稿过程中也学到不少东西，因为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各自的亮点。同时，专家自己的文章通过匿名评审，也可以提高文章的质量。吕耀东认为：《日本学刊》的审稿过程对年轻学者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可使青年学者增强自信，在论文写作方面也得益不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匿名评审制度有助于培养科研后续队伍。王伟和崔世广也表示，《日本学刊》必须坚持匿名评审制度，经费和精力的投入都是有价值的。
关于如何适应“名刊建设”的要求，扩大刊物影响力，与会编委都认为，《日本学刊》不应刻意追求轰动效果，提高学术质量才是最重要的。刘江永提出：作为学术刊物，它的使命就是对人们需要解答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是对学术进行探讨。蒋立峰认为：做名刊虽然好，但不能操之过急。学术刊物和《环球时报》等出版物不一样。具有轰动效应或在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的文章不一定适合《日本学刊》，但《日本学刊》的文章可以通过加强理论性和学术性来吸引读者的眼球。
冯昭奎则提出，《日本学刊》不必追求轰动效应，扎实的高水平文章自然会产生轰动。张季风认为：《日本学刊》现在已经是社科院日本所在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刊物与新闻媒体不一样，太着急追求效果，反而可能降低刊物质量。
编委们都充分肯定了召开编委会全体会议的重要性。蒋立峰认为：发挥编委会作用以及每年召开编委会全体会议都很重要。建议在学刊中增设反馈栏，使读者的想法能及时反馈，并从中挑选读者一起参加每年召开的编委会全体会议。张季风认为，每年开一次编委会议的做法很好，但《日本学刊》的工作也不能太依赖编委会。
会上，编委们就编委会章程草案进行了讨论，认为该章程的制定，明确了编委的职责，有助于进一步搞好刊物建设。同时，他们还就其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全会经过审议一致通过了《日本学刊编辑委员会章程》(见后附)。本刊在中国社科院率先制定学术期刊编委会章程，相信定会对我院的名刊建设乃至学术期刊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