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弱冠少年搦管试笔，挣得第一笔润笔，到如今年近半百，迩来二十余年，算是捣鼓出了百篇论文模样的东东。一直梦想着在这些文字中选出自己闲看着也还能偷乐的一些篇什，结集付梓，既可自娱，亦可公诸同好，甚或在二三友人的?掌纵论之间增加些谈资，也算不枉它们曾经在世上有过其短暂的活态存在。如今眼看着奢望竟然就要变成现实了，于是乎费些周折，辑录些旧文，勤加校勘，编而次之，勒为六辑。终而至于可以杀青了，自然少不得借着序文，对这些陈年旧作交待些原委，对其得失做些检讨反思。
首先要说明，选编这个文集的基本思路，并不是要对某一专门论题进行集中探讨；选文的标准也并不是看它刊发在什么级别的学术杂志上，而主要看它是否有意思。所谓有意思无非是指两方面：其一，就私意而言，看它对我个人是否具有某种重要性；其二，就公共空间而言，看它是否仍然具有可以值得讨论的余地。以下且按照目录，对诸辑次第做出简要说明。
《文学盛宴的邀请》，让我想起春风沉醉的丽娃河畔，想起文史楼前草坪上的诗酒风流，想起我少不更事的逍遥岁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历史长河的突然解冻之后万事万物蠢蠢欲动的时代，过去的理想主义元叙事虽然几乎土崩瓦解，但是与过去那些宏大叙事相伴的乌托邦激情并未同时退场，它保持着强大的惯性力量。如果说，宏大叙事被分解成无数小叙事，也就是政治的、经济的、美学的、伦理的等几乎所有方面的、各自具有正当性要求的叙事，那么，在这些小叙事背后，仍然徘徊着乌托邦激情的幽灵，它呈现为种种渴望、梦想、欲念、祈求、冲动、感伤，而这些感性力量所具有的高蹈、浪漫、纯粹、乐观的诗化性质，在文学中找到了最佳的自我表达式，因为显然，只有在文学之中，所有的焦虑、压力、迷惑、困难才能够获得替代性的解决方案。因而，文学这个想象共同体的载体，它的形式功能竟然在短时期具有了内容价值，它变成了承载着中华民族梦想的集体意识的物质现实，变成了全民的普遍性话语。在八十年代初，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在校园里完全可以气宇轩昂，高视阔步，而才华横溢的男诗人们也变成了无数文学少女的情感杀手。我们几乎不谈学术，事实上做个学者差不多与做个腐儒，做个村学究是一样的意思；我们最好的命运是能做个诗人或小说家，次一等的也该做个文学批评家。
《试比较张承志与艾特马托夫的美学追求》一文，虽然今天看来，技术上极为粗糙，印象式的漫谈强于严谨的学术论证，但是它显示了那个时代我的文学梦。我要感谢《批评家》这本杂志，它曾经风光一时，可惜不幸夭折。它的先锋性不仅表现在其所刊发的文章上，也表现在它敢于刊发一个大学在读的本科生的论文上。现在，当论文的刊发与学术GDP的功利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像我这样的幸运儿出现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别一种媚俗》，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对余秋雨较多负面评论的论文之一，它让我收获了最初的虚荣，因为不仅被不少学人引用，甚至它还得到了著名教授孙绍振先生让我惭愧而又得意的高度好评。但刊发此文的《当代作家评论》的林建法先生认为此文“不够从容”，这和已故著名画家董欣宾先生认为我够锋利但不够厚度的评述，如出一辙，得到这样能让我对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批评，是一件幸福的事。
本辑其他文学批评性质的论文，显示了我对一些未必具有学理价值的问题的兴趣。《论中国爱情文学中的“女追男”》所关心的事情，与其说采用文学研究手段可以得到解决，倒不如说透过历史社会学的视野才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分析。它曾经获得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钟来因先生的谬奖。至今还记得，钟先生在洒满阳光的书房中，踩在凳子上从书架最高处取书的状貌，记得他赠书与我时顽皮的笑靥。钟先生衣冠考究，服饰时尚，研究的却是古典文学，其人生机勃勃，一言一行常带有戏剧性的夸张。他对古代文学中的男欢女爱最感兴趣，与我可谓一拍即合。这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竟然在早些年驾鹤西去，思之令人惘然。
《略论作为精神撒娇的对问体》，是我在东南大学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的副产品。重读此文，我发现自己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策略基本上遵循的是相似的老套逻辑：我喜欢归纳所论及文本的叙事结构上的相似性，然后再进行社会批判意义的总结，其实不脱形式/内容的双重批判法。尤其是，后者涉及某种价值观，我因而实际上进行的是类似于法官判案那样的下判决的评论。这种评论可能有时候也能成一家之言，比如我对林语堂宣传的幽默论的不满，我相信他实际上推销的是缺乏社会批判性的滑稽；再比如我认为崔健歌词具有以反抗形象包装的文化商品性质，其实质是与“文化大众”的同流合污；以及我相信金庸武侠小说没有超出传统武侠小说范畴，在思想深度上缺乏独创性。但它们都确实如陈晓明君在本书序言所指出的那样，具有一种精英主义的意识，而且往往对所论述之对象持论过苛：我似乎不该用现代的个人主义标准，来指责古代文人其实一直在对君王精神撒娇；林语堂的闲适情怀如果不能够给我们带来苦难的刺痛感，我们本该欢迎它给我们带来足够多的智性娱乐；而用所谓严肃文学的尺度来对原本就属于通俗文类的金庸、崔健大张挞伐，也可能是令人扫兴的鸡刀杀牛，不仅偏执，而且可笑。然而话说回来，任何一种规范性批评，必然是党派性的有倾向有立场的批评，它难免显得教条而霸道。我相信，要避免使得这种话语变成独白性话语，其最佳的解毒剂与其说设法让这些文本本身具备自我解毒的张力，也许倒不如期待学人们生产出一些与它们立场不同的、与之竞争的别的话语系统。
《选择严冬》是我对自己崇拜的鲁迅先生的致敬之作。它与成为当时显学的鲁迅研究界实际上是脱节的，因为它所关心的问题是非常方巾气的：鲁迅的思想与希腊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当初吸引我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疑惑：作为“中国现代的孔夫子”的鲁迅，为何对在当代中国主流文化中声名狼藉的“虚无主义”情有独钟？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把我引入到鲁迅对于中西文化传统独特的接受方式上去了。新世纪初某个炎热的一天，我跟友人薛毅兄都忽然有闲，中午喝酒，下午喝茶，一直剧谈驳辩到午夜。当时华灯在，曾照薛郎归。路灯下的薛毅兄清癯轩举，不似今天虽酒量依旧豪放如故，但已日渐敦厚慈祥。言谈中提到此文时，他无情地通知我它毫无价值，甚至我引用鲁迅原话的地方也是错的，因为我赋予了它们错误的解释。而且，它所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还是八十年代的思路。确实，汉语学界自九十年代以降，开始响应欧美“一切要历史化”的学术口号，像薛毅兄这样比较前卫的学者对某些纯知识学的思考或许已经变得不屑或不耐，是可以理解的。鲁迅的某种虚无主义倾向，确实也是不可以概念化的，它本身也许有诸多不可化约的不同的面相，而这些不同的面相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这是我部分赞同薛毅兄批评的地方；但我觉得也许还可以思考的地方在于，文学评论如果最后不指向某个层面的普遍性，似乎价值就不是太大，而指向某种普遍性，则不得不对所论述对象有所化约。这不过是程度、方式的差异罢了。更有甚者，我们是否必须把鲁迅加以政治化解读――晚近的批判理论总是把历史化与政治化挂钩的，才算是理解了鲁迅的真谛？换句话说，难道我们就不能在意识形态的凸透镜之外，看到令我们着迷的鲁迅的别一种魅力？
第二、三辑其实都是文艺学论文。《文艺学：另一种可能的思路》的优点是它有攻城拔寨的气势，酣畅淋漓的文风。虽然公允地说，它某些具体论述仍然还不无道理，但总体上它反映了一个年轻气盛但对于理论不得其门而入的门外汉的焦躁与偏见。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一种缺乏内在严谨学理性的观念陈述如何通过文字的虚张声势掩饰了它的逻辑硬伤，并显示为一篇能够自圆其说的好文章。将此文选入本书，一方面因为它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艺学论文，值得敝帚自珍；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作为一个被批判解剖的靶子，也可以借由它来说事，因为学界以我这篇文章的风格来进行学术探讨的，眼下似乎还不乏其人。本文的逻辑简单说来就是：中国的文艺学不尽如人意，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现在搞的不过是西方文艺学的附庸，但西方文艺学其实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根子出在对体系的迷恋上，而建造体系的做法解决的问题还不如新出现的问题多，事实上连西方人自己也已经厌弃了。怎么办呢？答案是明显的：中国人的事情还是要中国人自己解决，我们要回到传统的思路上去，要勤读古书，当然西方的思想资源不妨也可以当做补药加以挪用，这方面钱锺书先生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榜样，我们跟在后面干，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这里观点本身如何，其实并不重要，其中流露出的文化民族主义，也不能说是坏事，关键的是，这些观点的推进是如何达到的。其实并不存在一个西方文艺学，而是存在着无数种西方文艺学观点，我们并不能将这些西方文艺学理论等量齐观。我们更不能把比如黑格尔的某个美学观点的不尽人意之处，当成所有的西学观点都不靠谱的证据，因为这两者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退一步说，即便西方算是不亮，也并不是反证东方必亮的充足理由。文章的大题大作，通常不是因为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不具学理价值的伪问题，就是因为它没有找到具体而微的切入路径。宏大叙事在我看来本身并没有错，因为一流理论家其实都在进行某种层次上的宏大叙事，但大师的令人自叹弗如的高妙之处，并不在他们时常会说出令人吃惊不明所以的警句睿语，而是在于他们逻辑推演时的滴水不漏的精耕细作功夫。而小题大做之所以是优秀但未必是天才的学者的不二选择，乃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毕竟保证了研究的知识确定性和质料具体性，因而也保证了基本的学术水准。
但我这样的大题小做式的论文，在本文集中并非“孤篇横绝”。《文学批评参照系之再思考》与《略论通俗文学的批评策略》虽然技术上有所进步，但仍属此类叙述。关于前者，当时《江海学刊》的编辑、现在深圳大学的庄锡华教授指出，关于文学标准人言人殊，今天你提一条，明天他提一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如果不脱主观认定，缺乏新的方法，意思其实也不大。我一直怀疑，庄老师作为一个厚道君子，虽然出乎对后学的奖掖提携，刊用了我这篇文章，但他也许内心是颇为踟蹰的。庄老师认为我是他的哥儿们，但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年长于我的他，对我始终坚持以“您”相称。我认为他可能善于矛盾地思考问题。善于矛盾地思考问题，不仅仅可能是辩证法专家，也可能是文学家。庄老师一直多少有些惋惜地建议，我其实应该去搞散文创作的。得到他对我文学才能的认可我倍感脸上有光，特别他本人就是颇有成就的散文家。但我不知道他这是委婉地暗示，我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是学术研究本身就不像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某种永久性的价值，因此花费许多时间在注定会落伍的东西上面，其实并不合算。除了庄老师所指出的毛病之外，本文的写作还沿袭了陈旧的本质主义思考方法，对文学标准之所以成为可能的条件缺乏批判性反省意识。十年后重读此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我提到的一条标准即“极端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竟然与本雅明的相关论述颇有某种重合之处：他认为作为真理表征的理念，应该呈现为诸极端和独特之物的集合，而所谓真理，在本雅明看来在美学经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我暗称惭愧的同时，也一下子沮丧地意识到，我叩击理论之门实在为时太晚。
《略论通俗文学的批评策略》在《文艺研究》的刊发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大事。上个世纪末，我在学院体制中是被双重边缘化的：文科在我所供职的以工科见长的学校里难免是可有可无的，而我学的一无所用的文学，在并无任何学科地位的文学院中，又是无足轻重的。《文艺研究》为默默无闻的我，一个小讲师，带来了近乎于天边外的福音。这当然是因为《文艺研究》本身具有巨大的符号资本，也是因为这个事实给我带来了这样的信心：我也许可以不必太多依傍他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实力打开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处在底层的人们，常常倾向于相信社会命定论，而不相信社会资源的分配碰巧会有利于自己，除非自己付出某些特别的代价。一年以后的某个夏日，我去京城宴请当时还是《文艺研究》编辑部主任的方宁先生。方老师坚持要在编辑部附近一个普通小酒馆吃饭，并且坚持喝此前我从未听说过的京酒。方老师笑眯眯的小眼睛，在当时我感受不到丝毫狡黠机敏的智者气息，只感受到某种宁静从容的磁力，它渐渐吸走了我的全部局促不安。方老师说：国华原来喝酒之后，就好像换了一个人，比较健谈了。从此以后，我知道其实我也是能够并愿意喝点小酒的，因为喝酒之后，我更爱说话，甚至强聒而不舍。
《略论雅文学与俗文学的概念区分》一文，虽然就其整体倾向而言，在我当时的写作中不算异数，也就是仍然植根于本质主义的预设，但是在叙事策略上已经意识到，将别人得到广泛认可的论述框架采取拿来主义，做些小幅修改，从而打造成自家的地基，其实是比较占便宜的事情，因为我可以不必费力去考虑这个地基是否坚固的问题，万一不坚固，也就好比天塌下来，先有高个子的替矮个子的人扛着一样，自己也相对少负些责任。文章里面引用并评述了王梵志的打油诗，显示我当时的读书奇怪而杂乱，但对本雅明关于震惊概念的错误引用，又说明了这种读书的奇怪杂乱，难免存在着望文生义和穿凿附会。本雅明是把震惊与体验（erlebnis）而非经验（erfahrung）联系在一起的，前者恰恰是指孤立的、机械的、永恒同一的，也就是非诗化的体验。阿多诺谈到美学经验打动别人的时候常常会说到，一种真实性的经验会刺伤人们的心灵，他们似乎并没有使用震惊概念来说明艺术经验对于我们的启蒙效果。新世纪以来，我学了乖，对西人言论的征引，会尽可能去核对英文文献，从而力图减少犯错误的概率。
《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可能》的刊发对我具有双重事件意义：一方面，它开启了我关于艺术终结的系列研究，这个研究集中表现为我在业师赵宪章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而尾声则是收入本书的《认识与智识：跨语境视阈下的艺术终结论》；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得到了《文艺争鸣》的错爱，我有机会得到邀请去深圳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让我如临其境地感受到所谓“学术界”的具体涵义。作为学术草根的我第一次受邀去外地参会，而且城际交通之外，一切费用全免，在当时课题费还是难得之货的情况下，这对我而言，是怎么样的受宠若惊呢？所以我对《文艺争鸣》一直心怀感激。
新世纪以来，我在文论的写作方法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我意识到我以前的写作预设了匿名的也就是普遍的主体，也就是把自己的个人观点无意识地置换为不言而喻的观点，它实际上内在地包含着符号暴力，我改而选择个体化更强的叙事风格；我放弃了此前的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普遍化宏论，转而将宏大问题兑换成几个小的问题，切分出不同层次来加以分析讨论；我不再萦心于将一些结论性观点首先罗列出来，然后搜罗一些例证以证实之，我重视这些观点得以可能的推论程序，论证过程变成了比结论更重要的东西；我也不在意别人是否会讪笑诟病我论文的结尾，它们往往既无美丽之承诺，又无玄远之余韵，更无警策之妙语，而往往显得疲软不振、虎头蛇尾。《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的结论是我们无法寻找到具有普遍性的经典化结构原则；《认识与智识》则是无奈地承认，预言中国艺术必将走向终结，目前还为时过早；《转识成智：论文艺学的逻辑出发点》给出的确定性结论却是不确定性：文艺学应该体现为不断建构与解构的辩证实践过程，应该始终是未完成的。但我要附带说一句，学术写作应该区隔于文学写作，它所追踪的应该是事实层面的真理，表述的美学维度则是随时可以牺牲的原则。如果表述这样的真理的时候颇具文章学的起承转合或词采文势，那应该首先视为写作者的幸运，因为作者遇上了可以让他的文学天赋自由挥洒的质料，其次才该称道他的才华。
《思辨的长短句》这一辑，其编选原则最贴近本书的书名“乌合的思想”。本辑所处理的问题五花八门，难以归类，但也显示了我包打听式的多方面求知兴趣，这些所讨论的问题不限于文学或美学领域。如今，我的阅读和写作越来越局限于哲学、美学和文论领域，越来越专门狭窄，也越来越实际，让我感觉到，年轻时代的那种“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的读书的自由快乐，已经渐行渐远了。
《润笔考论》的写作动机，源于我对文人与经济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产生浓厚兴趣，并希望借道古代来对此加以了解。在那些宁静的夏夜，妻儿已经沉沉睡去，进入黑甜的梦乡，他们轻微的鼾声、窗外淅沥的雨声和眼前的一豆灯火，伴随着我进入古典的世界。此时我忘记了自己本是为寻找写作的材料而阅读，忘记了身居十二平方米的陋室，忘记了种种人生的不得意，渐渐沉溺于古人的意趣之中不能自拔，那曾经是怎样的俯仰自得呢。
《背诵、经典与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文化认同与经典的再发明》写作的实际意图是吁求一种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中国人也在诗意地栖居吗》与《关于身体写作的诘问》，主要是配合陶东风教授敲边鼓。东风兄登高挥手，有时候会吹皱文艺学一池春水，但我与其说努力变成池中渐次漾开的美丽涟漪，倒不如说像是一只发出“咕，咕”不祥叫声的池边青蛙，因为我的文章对相关讨论的问题性，都保持了距离。《理性何为》与《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挣扎者》，是两篇书评。前者虽然区区两千言，但意外得到了沈语冰兄的激赏，我们也由此订交。一篇小文竟然能够换来深厚的友情，我想不出还有比它性价比更高的买卖；后者事实上是整部文集中我最得意的文章，因为它虽然是在讲些道理，但我却刻意地让它保持着某种散文诗的感性风貌。每当我自信心受损的时候，我都要重读此文，为的是给自己打气：我至少曾经是有过才气的。
《历史的误读》一辑，收录了我撰写的四篇历史人物论。我一直觉得，如果职业与爱好一致的话，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摧毁这个爱好。这是因为，职业的内部压力，也就是其游戏规则的强迫性，有时候会与爱好的自由无碍的享受倾向发生冲突，并以自身的逻辑成功地收编后者，套句时髦的话说，让职业病在爱好中“内爆”了。我对文学当然也还算是继续爱好着的，但是，那种爱好已经是文学从业人员目光下捕捉猎物的那种爱好。现在一接触到文学，我的职业警觉马上会做出条件反射，那些文学的范畴、观念，文学史的知识，文学作品的评论，都会自动呈现，并形成一个模糊的但却具体可感的感觉系统，包围裹挟我所阅读的文学作品，我也在此感觉系统的框架内做出反应。所以，突围之计应该是另寻新欢，我对古书的嗜好很自然变成了最佳选择。子贡、蔡邕、韩愈和王安石，都是我同情以至私心喜好的历史人物。以前正统的官修史书，主要是二十五史，大部分篇幅其实都是人物传记。近世以来，中国的历史写作自从不再图谋“资于治道”，而变成了一门人文学科之后，它就把主要精力花在了对历史事实的阐释上，原本最引人入胜的臧否人物的任务，则变成了一桩可有可无的次要叙事。上个世纪末，我曾经以为，这个领域留下的空当我颇可以大有作为，可以恣意走笔，由着自己的兴趣数历代风流人物了。这四篇文章当然有些不伦不类。从史学角度来看，它们并没有提供新的历史材料，或以新的史学理念对历史材料进行阐释；如果从文学的角度上来看，它们作为所谓历史大散文，掉书袋太多，文学意味又不浓。但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可是乐此不疲，这倒不全是因为我一方面可以对中文系同行们吹嘘自己作为史学票友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可以对历史专业人士强调此类写作的文学性，从而两头讨好；主要是因为史学外行的身份倒是给了我文字上撒野的特权。此写作的表达欲望曾经吸引我阅读了不少野史笔记，但很遗憾，写了四篇之后我就为生计所迫，戛然而止了。作为一个越来越自觉的学术人，必然会将学术场域的法则内在化，这就让我转向更功利的读书和写作了。
最后一辑，即我与陶东风教授的学术通信选，见证了我跟东风兄友情的发轫伊始。它其实开始于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合，也就是我们同时处在一个相对孤独、逍遥的特定时刻：那时候我离开了我喜爱的南京城，到复旦做博士后，但还没有来得及融入上海；而东风远在大洋彼岸，在那里也无人宗之，只能在僻处自说。对我来说，跟学术江湖上成名已久的大侠对话，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缘，是快速增加学术资本的捷径，而在学术资本中最重要的，乃是学术自信。在我看来，能够获得一种稳健的学术自信而不是自大，在于对自己要始终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警醒意识，另一方面，要得到像东风兄这样一类学林硕儒的认可。感谢东风兄，他对我这个无名后学在讨论过程中对他的质疑和挑战，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感到兴奋，以至于有时一天之中，竟然会连回两信。仅仅提及他的雅量是不足以说明这一点的，关键是他的学术性情，事实上我们在那个时候都被认识的激情所击中了。
在学术出版变得越来越容易的同时，学术著作得到阅读的概率也越来越小。我必须沮丧地承认，这本小书也可能会死在它印行的那一刻，所谓方生方死。所以我要在最后把我的感谢赠送给本书每一个未来的读者，无论是师友还是陌生人：谢谢你，正如王子之吻唤醒了睡美人一样，正是你的阅读，小书的生命之灿烂，才为你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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