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了大量的上古神话传说以补上古史资料的缺失。其对上古神话传说的取舍除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爱奇”倾向及《史记》创作原则及主旨影响外，也深受孔子思想的沾溉。在司马迁对上古神话传说取舍加工的过程中，孔子的天命观、符瑞思想、春秋“取材”及其对神话历史化的贡献无疑起到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对其脉络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发展演变历程。
关键词：孔子；司马迁；《史记》；上古神话传说；神话历史化；天命观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1-0136-05
从《史记》中关于孔子的记载可见，司马迁对孔子极为推崇，并以孔子著《春秋》功业的后继者自居。他认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堪称“素王”，并将其纳入“世家”，与王侯并驾齐驱。“太史公日：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在此，司马迁明确表示要以孔子著史为榜样和创作《史记》的动力之一。在《史记》中司马迁多处引用孔子的言论：《殷本纪?赞》：“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吴太伯世家，赞》云：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列传》云：孔子曰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在《礼书》《律书》《封禅书》《河渠书》中，这种引用也随处可见。
司马迁在《史记》中采用上古神话传说以补上古史资料的缺失，并将上古史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其取舍加工上古神话传说除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爱奇”倾向以及创作原则及主旨影响之外，也深受孔子的影响。本文拟从孔子的《春秋》“取材”与司马迁神话取舍原则、孔子的天命观与司马迁对历史神话化的批判、司马迁对孔子神话历史化的继承与发展、孔子的符瑞思想与司马迁取舍神话的时代风气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孔子《春秋》“取材”与
司马迁神话取舍原则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官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司马迁就有师从古文经大师孔安国和今文经大师董仲舒研习《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的经历。时代背景及这一特殊经历使得司马迁对儒家经典十分推崇，而且相当熟习，《五帝本纪》即是以《尚书》及《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姓》为准则取舍史料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日：‘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道，《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在此司马迁对六书的主旨及专长进行了深刻阐释。
孔子作为六经删定者和传承人，在儒学独尊之后，成为万众效法的一代宗师，其言论遂成为千古不易的最高法则。《史记》中许多篇章就大量引用孔子言论阐述自己的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天官书》载：“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褛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由是可见，太史公取合运用史料是以孔子为榜样，用事实说话，而是不空发议论，继承了孔子删定六经的审慎态度和严谨精神。
在六经之中，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皆认为《春秋》一书为孔子所作，“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仲尼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作《春秋》一事对司马迁影响尤为深远，“夫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可见此书极为司马迁所推崇。《春秋》的书写方法也是司马迁作《史记》的指导思想之一。《春秋》详今而不写古的做法，对司马迁取舍上古神话传说建构上古史产生了极大影响。陆贾在《新语?术事》中云：
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
这段话充分肯定了《春秋》略古详今的写作原则。《三代世表?太史公日》：“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由此可见，司马迁对孔子详写近世历史的做法十分赞赏，对其序《尚书》时对不可知的上古历史采取简略或缺而不录的态度大加称誉。《孔子世家》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司马迁对《春秋》寓褒贬于曲折的文学笔法也大为称道，在孔子的笔削与隐喻之中，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不足以表现其对于历史事实的态度，故略而不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以及“至于麟止”的时代断限，都深受孔子作《春秋》的启发。《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牒终始五德之传，古文成不同，乖异。”对于这种迷惑，司马迁采取“折中于夫子,的态度，得出“夫子之弗论次年月，岂虚哉!”的结论，而没有相信谍记的说法。然而，司马迁为了写一部通史，不得不自上古开始，在上古史史料奇缺的情况之下，无法完全做到“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司马迁将两千多年的上古历史简化为少数篇章，只是略及大概，“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兴坏成败之理”，其取舍上古神话传说补充上古史史料之不足，是和孔子作《春秋》及序《尚书》的“取材”原则相吻合的。
二、孔子的天命观与司马迁
对历史神话化的批判
《史记》中的上古神话传说主要是始祖神话。关于始祖神话，张筠认为“《史记》于始祖神话材料的运用涉及了神话与历史关系的三种形态，即神话的历史化，如黄帝；神话化的历史，如简狄、姜螈、女修等；历史的神话化，如刘邦等。司马迁于刘邦神化材料的处理表现了清醒的历史批判意识。”司马迁对历史神话化的批判，就受到了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孔子把天看作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看作人类和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像一切神教信徒一样，孔子对于上帝也充满了虔诚敬畏之情，并把它作为衡量善恶是非的标准和精神的寄托。孔子神话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点记载至上神上帝而不言具体神祗。《论语?述而》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种强烈的反差说明孔子崇信具有高度抽象本质的上帝，而对离奇怪诞、违背常理的具体神祗则避而不谈。孔子思想中的宗教观念与理性精神是相互矛盾的，他对天、天道和天命的观点比较复杂，既有相信天命，认为不能得罪上天而敬畏天命的一面，同时也有敬天命 而又远之的一面。《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押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雍也》载“樊迟问知。子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史记，孔子世家》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这些显示了孔子对天道和性命的敬畏与罕言。孔子观念中的“天”是有多重意义的，有时是指支配一切具有思想意志的上天，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畏天命”等，《论语?颜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有时又指自然之天，即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总之，我们可以说孔子对天的态度是敬仰的，但是出于敬畏的态度所以不轻易言“天命”和“天道”。这种罕言天道鬼神的态度是其既重视天命意志，更重视现实人生的表现。
孔子思想中的宗教观念与理性精神是以矛盾的形式并存的，这使其在理性精神限制下不能肯定神话的存在，而其理性精神的不彻底又使其不能完全否定神话。于是，孔子只是徘徊于二者之间，对神话存而不论。
司马迁取合上古神话传说也受孔子天命观的影响，使其在信天命与不信天命之间不时发生冲突。在司马迁看来，具体神祗“其言不雅驯”，和虚无飘渺的上帝相比，与理性背离的程度更加遥远，故罕论具体神祗。他在《大宛列传》中明确表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马迁一方面继承了孔子天命观，另一方面又对传统天命观进行了大胆的怀疑。《伯夷列传》云：
或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这段话体现了司马迁对天命思想的质疑与反思，索隐日：“太史公惑于不轨而逸乐，公正而遇灾害，为天道之非而又是邪?深惑之也。”自周公始，正式割断了人神之间的血缘纽带，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司马迁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传统思想产生了怀疑，这是对儒家思想的突破，也体现了司马迁著书要“成一家之言”的批判精神。
武帝即位之后，虽然将儒学推上了独尊的地位，而其个人对神仙思想更为热衷。司马迁对历史神话化的批判的同时，也对武帝求仙做法进行了大胆的否定与批判，这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天命观的影响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历史神话化和仙话都是不切实际的虚幻之说，都是对“怪、力、乱、神”的热衷，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手段，对它的批判恰恰是对孔子重视现实人生和现世社会的继承，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关注现世的精神。
在取舍上古神话传说时，司马迁不言具体神祗，认为“其言不雅驯”，并对刘邦等历史神话化进行了大胆的批判，继承了儒家“天道观”并有所突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司马迁笔下的神话传说才走下了神坛，具备了强烈的历史真实感。在取舍材料建构上古历史的过程之中，孔子天命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
三、司马迁对孔子神话历史化
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现并肯定神话历史化的思想家，他的这一贡献是非凡的，其影响早已超出了神话范围，而涉及到了其他更为重要的方面。不仅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拓展了上古中国的历史空间观念，而且促进了统一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司马迁正是在孔子发现并肯定神话历史化的基础上，取舍加工而成上古史，使得中华民族观念得以确立，在这一过程中，孔子功不可没。
吕微曾经比较了《吕刑》与《汤诰》《非攻》《楚语》和《山海经》中记录的蚩尤作乱神话，结果表明，成书于商朝初年、早于《吕刑》近千年的、同样讲述蚩尤、三后神话的《汤诰》就已经充分历史化了。这提示我们，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性质可能原本就是汉语神话的“本来面目”之一。吕微认为这种神话历史化现象其实远在商代就开始了，并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开创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孔子整理六经，曾经序《尚书》，《汤诰》作为《尚书》一篇，有没有受到孔子历史化思想的改正，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孔子对神话历史化的解释，其影响之深远是毋庸置疑的。
孔子最先肯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神话演变为历史传说，并对此作了正式记录。《论语?泰伯》记载：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日：“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子日：“禹，吾无问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孔子在肯定神话历史化的同时，还加入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完全淡化了神话色彩，使尧、舜、禹～变而为人间帝王和仁德谦让的上古圣君。
孔子主张“大一统”，在他所编定的《书经》中建立了虞、夏、商、周的历史正统观。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同时对一些传说进行了“历史化”的合理解释。例如，《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尸子》：
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也。”
“黄帝四面”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日：‘夔，一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日：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在此，孔子对“一足”作了历史化的巧妙阐释。《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又云：“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把黄帝活三百年说成三百年的影响，如此等等，这些都被司马迁接受，并写进了《史记》之中。
司马迁在接受“神话历史化”的过程中，大抵不离孔子所言，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孔子著述参照，以确定取材的内容。《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云：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 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对取舍上古神话传说采取审慎的态度，“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伯夷列传》首段云：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成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日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日：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论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由此可见，太史公对传说中多有涉及而文献典籍罕载的人物不加选取，而是以孔子多次颂赞的古圣先贤作为主要的选材对象。站在神话学的立场上，孔子和司马迁的神话历史化，是对神话的“忽视”。歪曲解释”，使得中国上古神话零散甚至亡佚。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反对把超自然内容直接写入历史，的确是一个严谨、科学的历史观。由于司马迁对孔子神话历史化的继承，使得中国上古史神话和历史杂糅，成为一道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
四、孔子的符瑞思想与《史记》的符瑞记载
《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对符瑞的看重，朱熹注日：“凤，灵鸟，舜时来仪，文王时鸣于岐山。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皆圣王之瑞也。”麟、凤、龟、龙号称“四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亮点。《礼记?礼运》云：“何谓四灵?麟、风、龟、龙，谓之四灵。”麟为仁兽，主和平、嘉瑞；神龟主寿，龙风呈祥。麟列“四灵”之首。
《孔子世家》中记载了孔子“获麟绝笔”一事：“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组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学术界对此颇多争论。在司马迁时代，人们对孔子获麟绝笔”一事则是确信无疑的，认为春秋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泽获麟，此乃圣王之嘉瑞，这是符合当时“天人感应”学说和统治阶级“受天明命”思潮的。当然，这也受到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局限，以及汉儒重师承家法风气的影响。《春秋左传集解》杜预注日：“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孔子认为麒麟被猎获是出非其时，认为是“吾道穷”的符兆，遂不再作《春秋》。他认为麒麟是吉祥之物却被捉，预示着不祥，所以孔子“绝笔”。司马迁以此确立了《史记》创作的下限。时值政治和国家繁荣以至天降麒麟：“郊雍，获一角兽，若康然。有司日：“陛下肃抵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风符应合于天也”。《太史公自序》：“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日：“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太史公自序?索隐》引服虔云：“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迁作《史记》止于此，犹《春秋》终于获麟然也。”
孔子“获麟绝笔”一事对司马迁取舍上古神话传说产生了直接影响，即是在《史记》中保留了许多符瑞的记载。如《五帝本纪》曰“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夏本纪》日：“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将符瑞与朝代兴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在《大戴礼记?五帝德》中所不曾有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继承孔子思想而又对其有所突破，将神话传说进一步历史化，从而使其定格为上古史的一部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经过儒家经典与历代史家的不断继承与强化，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后世虽有新的神话不断产生，但有《史记》中神话传说的影响存在，我们都会潜意识地视之为小说家言，自觉将其与正史区分开来，这不能不说是太史公取舍上古神话传说的一大贡献。而在这一取舍加工的过程中，孔子的天命观、符瑞思想、春秋“取材”及其对神话历史化的贡献无疑起到了“导夫先路”的重要作用。对其进行脉络梳理，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发展演变历程。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M]_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张华，人神之际多元互动下的“实录”坚守――司马迁取舍上古神话传说的原因探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1(2)：124一131.
[3] (汉)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