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香港 Q：第一次去香港是何时?对香港有什么印象? 廖伟棠：我第一次去香港也就是移民到香港的时候，1997年7月。我爸爸是香港人，香港回归推出一个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可以申请香港籍的政策，所以我就第一个被批了。我妹是第二个，我弟是第三个。之前也不是不能去，但好像没什么兴趣。没去之前觉得香港是通俗文化很发达的地方，除了一小部分，其他都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之前会让我爸爸从香港买一些关于动画、漫画的杂志，别的就没有了。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深圳海关乱得一塌糊涂，过到香港就秩序井然。而且工作人员的态度天壤之别，深圳那边特别凶、烦躁、对人不礼貌。到了香港，很耐心，很客气，所以印象非常好。
我刚到香港时，很多人都会知道我是从大陆来的，因为那一天被香港电视台采访。所以到香港的第二天我去家旁边的图书馆借书，工作人员就认出我来了，跟我聊天，特别友善。当时香港基本没有族群矛盾，在回归的当下，普通百姓对回归后的发展还蛮有憧憬和信心，整个香港社会很乐观。
因为我从小在广东，可以看到香港电视，说的也是粤语，对香港文化很熟识，没有不适应的地方。当时发现旺角有一条街叫西洋菜街，都是二楼书店。甚至比我在大陆去过的书店还要好，很诧异。这才意识到香港分好几个层面，不只有流行文化，有一个地下的、文化人的香港，不太张扬，不动声色，不同的人能在那里找到空间。参与不同的活动，好像是地下暗流一样。许知远：我是2003年11月份去的香港，第一印象是味道，很多的空调冷气，混杂着混凝土、街上的烧腊，一种潮湿味道。之前我对香港没有太多印象，一方面是流行文化的记忆，同时有一个港英文化的记忆，觉得香港很优雅。另一个记忆是《龙虎豹》与叶玉卿，在大陆能看到的色情杂志都是香港出的。到了香港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本《龙虎豹》。《龙虎豹》是20世纪80年代那时违禁的杂志。积几代人之遐想，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特别粗糙，是个很粗鄙的杂志。
自由感是也是马上就能感受到的。政治和色情在大陆是被压抑的，而香港不同。另一方面是社会制度对人的塑造，对社会面貌的塑造。罗湖站两边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边零乱、肮脏、像是一个在建的巨大工地。到了香港则秩序、整洁。我每次去都住在港大，很喜欢港大的校园。还有湾仔那边的骆克道，那里会让人有很多历史的联想，《苏丝黄的世界》讲的就是发生在那里的故事。现在还有脱衣舞，但都是马尼拉、泰国来的姑娘，这里面历史沧桑的转变，对我来说是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但我没兴趣生活在香港，如果有香港身份，对我唯一的便利就是旅行不用签证。本质上不能长待。还是觉得有点压抑。我喜欢的香港文化、媒体，都是七八十年代的，现在过分本土化了。
朋友圈子
Q：觉得朋友之间的交往，香港和内地有区别吗?
廖伟棠：香港的文化比较彬彬有礼，大家一起会做一些事情，但是公私分明。像有些朋友认识10年了，都没有去他家做过客。出去喝酒，时间差不多了，大家说该回家了。就散了。在北京，肯定不是这样的，刚见面就喝得一塌糊涂。掏心窝子。2001年我到北京第一个月就酒精中毒了，天天喝白酒，在香港哪里会有机会这样子呢?香港有点细水长流，大陆比较大江大海，很容易变成掏心掏肺的朋友。但也很容易分开或者翻脸，大情大性一点。
在香港大家都比较平淡，有时候会觉得。这人认识这么久都没有变成深交的朋友。这种感觉可能和英国文化相关，每个人都要保留自己的空间。好处是让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进行摸索，不会有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状况。不好的就是，毕竟艺术家，应该更性情中人一点。
在香港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但后来发现都是大陆来的，或者是上了岁数、50年代出生的那一拨，那一代香港人特别开放，特别热爱自由，生活无拘无束。总体来说香港本土人很内敛，优秀的艺术家也是这样的。他们做的都是内敛的艺术，特别简约，向内心深处，而不是很张扬，先声夺人的那种。
许知远：我想我和廖伟棠都没什么代表性，都不是混圈子的人。我觉得香港的人际交往普遍比较简单，因为整个社会不复杂，小世界，彼此都认识，跨界很容易。不像在北京。所有人都不认识所有人，做媒体的和文化的不太熟，做文化的和写小说的不太熟。香港因为内部关联比较多，这种网络化可以产生创造力，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大陆始终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比如北京的文化系统其实是隔离式的。
在香港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和一帮朋友在庙街吃饭，庙街有一个很老的歌厅，年老的舞女陪我们唱歌，然后看到一个人穿着雪白的西装，飘然而出，伴着凤飞飞的老歌，挺有历史感的。在香港，只要离开“中环价值观”就都挺开心的，酒精是有趣的朋友，让你变得勇敢，超越了自我恐惧和各种限制。
我在北京不怎么混圈子，朋友都是我的同事，北京那么大，交通不方便。见朋友也挺麻烦的。有时我们聚会喜欢一起喝酒、听音乐、读诗。对我来说，友谊当然很重要，我没有那么强的抵抗孤独的能力，我现在在看《托克维尔的政治与友谊》，对我个人来说，可以从友谊上寻求某种人生的慰藉。
写作生涯
Q：地域对写作会产生影响吗?
廖伟棠：香港对我写作的影响非常大，非常好。到了香港才学会放开自己，接受现实世界。之前我是一个很封闭的人，人生的经验大多数来自书本，学一些喜欢的外国作家，写一些个人的、小圈子的东西，当时在大陆电视台做幕后工作，像一个象牙塔，与世隔绝的，完全不用和外界打交道。而香港是一个很市民、世俗的社会。我在书店工作，接触很多人，西洋菜街就是闹市区，能接触到人生百态。比如书店旁边一条街，有很多妓院，另一条街有很多打麻将的地方等等，三教九流都在旺角。工作了四五年，对我影响很大。
一开始我主要关注旺角这个地方，写过《旺角天使组曲》，讲这里的应召女郎、在旺角的卖盗版CD的人等等。主流的眼光会认为他们是社会的糟粕。但接触以后会发现他们有血有肉，赋予这个地方很多灵气。这些人就像天使一样，照亮了这个地方。
许知远：北京对我的写作生涯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无法倒推，它已经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了，你写作的养分、思考是在此地形成的。热衷于宏大叙事和身处北京有关?或许吧，但也不一定。人的心灵是无法设限的，无法定量去描述它。我想本质上是书籍塑造了我而不是某个城市，或许我生活在小乡村里同样充满对世界的关怀。
我很少写北京是因为我没有离开北京。海明威到了巴黎之后才能写美国的故事，陌生地会让你对自己的诞生地重新去考量。去剑桥的时候，中国对我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个国家。当然在旅行中你的过去会跟着你一起，不断比照，比如去了莫斯科，我才发现它是北京的鼻祖，太像了，巨大的街道，非常粗暴的城市。
我接下来要写关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不知道能不能写出来。还有香港、台湾这些年转变的过程，以及跟大 陆互动的关系。
求职
Q：毕业后求职找工作困难吗?有哪些求职经历?
廖伟棠：因为我在大陆做电视，所以到香港就先去电视台应聘。香港电视台的考核很严格，面试中谈很多技术上的问题，而且要求思路新锐，有自己的创意。我当时应聘摄像师，他们就问我有一个突发事件，要怎么表现?假如你要表达一种感觉，又会怎么表现?大陆没有这么主观的问题。面试完了我感觉很好，因为自己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想很多的人，考我这些，正中下怀。在等电视台消息的时候，我又在婚纱影楼当摄影师。做了一天就辞职了。因为婚纱摄影很烦，要跟那些人沟通，又要拍唯美的东西，不是我的兴趣。
去逛书店的时候，发现有一家我很喜欢的书店正在招人。书店面试特别搞笑，老板一开始问我喜欢看书吗，我说当然喜欢看书了，我不但喜欢看书，我还写书，于是就掏出我的诗集。老板也是很爱书的人，一翻就说太好了，你来上班吧。我反问他，如果我来工作的话，买书打什么折扣，老板说给我成本价。当时香港工资比较稳定，做书店店员工资和一般白领也差不多。第二天，电视台来消息说要聘我，我一比较，还是决定做书店店员。后来认识了一些喜欢书的朋友，一起开了一家书店。再然后去了北京。又回来，在一个杂志工作了大半年，辞职以自由撰稿人为生，有六七年都没有再正式工作了。
许知远：我没怎么找过工作，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经济观察报》。当时我给《21世纪经济报道》写专栏。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别人带我去见《经济观察报》的主编何力，那时在我眼里这是个小报，需要人，就去了，没想太多。过了几年就开始觉得报纸变得老朽了，衰亡得特别快。当时可能也有幼稚，沉浸在昔日的美好中，觉得为什么这东西就变质了呢，朝气蓬勃的东西哪里去了呢?我的同事于威辞职时，当时我还在外地，他们打电话告诉我，我就说你们辞了我也辞了呗。这个小团体对我的个人意义很重要。之前和邵忠(现代传播集团董事长)认识，他听说我们辞职了就请我们吃饭，后来我就到他那里开始做《生活》杂志了。
如果我在香港，那会找不到工作，活不下去。专栏作家?他们也不登那么长的文章。大陆还是有空间让你长时间想一个问题的，我本质上还是喜欢作家的生活。中国经济崛起，我们也是受益者，市场可以承受我这种方式的存在。我感觉香港、台湾那边的朋友挺累的，每天都忙得要死。
搬家
Q：都搬过几次家?是否感受过生存的动荡感?
廖伟棠：我一共搬过四次家，其实有很大差别。一开始是为了改善居住条件，从小房子慢慢变成更大的，都是跟着父母搬的。最后一次是结婚成家，自己买了房子。我的搬迁环境变化很大，越搬越偏远，我现在生活在香港的一个岛上面，离市区有一定距离。现在香港很多文化人、艺术人都住在小岛上，或农村里、郊外。香港的农村不种地，当地农民就是出租房子为生。政府特别批准，每人可以盖一栋三层小楼，他们就出租其中两层。租这种房子的人。大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和我一样，没有上班的压力。
我一开始住的地方，离旺角很近，也住过红?火车站附近，越搬越偏。现在这个岛在香港机场旁边，环境很好，有山有海。走5分钟到海边，另一个方向走5分钟到山下面，跟自然生活很近。同时交通也很便利，机场线路半个小时就能到市区，到市区上班也可以。
许知远：很少搬家，就两次，因为我的房子是10年前买的。确实没感到过什么动荡感，没吃过苦，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有那种傲慢跟这个有关系吧，上过最好的大学。有精英意识。其实我对人挺好的，但我希望社会里面大部分人要对自己有要求，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要对美好的东西、对复杂的东西有追求。或许我应该更宽容一些?但还是不对，对谁都宽容，这个社会就越来越完蛋了。
我现在住在苹果社区，和朋友一起租房子。因为好多同事都住在这边，我们像家人一样，因为和家里很难沟通，他们只关心你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这个城市对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很压抑，因为共同富裕的梦想已经破灭了。是否庆幸买房早?我没怎么想过这个问题，朋友之间总说，胡适之死的时候兜里只有25美元，萨特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苏珊，桑塔格好像也没有，又怎样?虽然我们没他们牛B、崇高。但也是很好的例子啊。有时候是自己吓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