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这间屋子里作过一个大胆的决定，与我有关。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裙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才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一个四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和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事。”
――节选自《借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