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要写《醉学士诗》 如果在开国皇帝中挑选大老粗，首选人物则是谁也抢不过朱元璋。他的口谕都是大白话。我曾开玩笑说，在中国第一个推广白话文的，不应该是胡适，而是他的前辈老乡朱元璋。但是，就是这么一位粗人，居然仿效屈原的骚体，写下一首《醉学士诗》，为了以下故事叙述的方便，现在全诗抄录如下：
西风飒飒兮金张，会儒臣兮举觞。
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
为斯悦兮再酌，弄清波兮水光。
玉海盈而馨透，泛琼?兮银浆。
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
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
诗中提到的宋生，便是侍讲学士宋濂。顾名思义，侍讲就是皇帝的老师。
朱元璋为何要为宋濂写这首诗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却说洪武八年的八月中旬，江南已是一片醇厚的秋色。朱元璋心情大好，便率领一班词臣登上京城西北狮子山上的阅江楼。面对川流不息的大江，有人呈上尹程创作的《秋水赋》给他看。他玩味一番，觉得尹程的文章虽对景生情，但言不契道。便决定自己另起炉灶重写一篇《秋水赋》，以纠正尹程的谬误。这位朱皇帝说干就干，不消半日，就像泥瓦匠砌墙似的砌出一篇赋来。朱元璋自我感觉良好，便让侍候的大臣们唱和。既毕，还在兴头儿的朱元璋，又在阅江楼设宴款待。席间，他拿着大酒杯要宋濂喝酒，宋濂谦卑推让说：“臣不胜酒力。”朱元璋哪不知道宋濂不会喝酒？但他就是想看看宋濂醉酒后是个什么样子，于是说道：“不会喝酒，畅饮一次又何妨？”宋濂再不敢推辞，于是被朱元璋连灌了三大杯，当时就醉倒在地不醒人事。在场的御医又是扎针灸，又是灌醒酒汤。宋濂几番呕吐才缓过劲儿。稍能动弹，便挣扎着给朱元璋磕头，诚惶诚恐说道：“臣狼狈造次，有污圣目，望皇上恕罪。”看着面前这位已经六十六岁的老臣局促不安的窘态，朱元璋只觉得心里头爽得很。老虎的乐趣不仅仅在于生吃绵羊，还在于戏弄。于是，下令笔墨伺候，写下了这首《醉学士诗》。其时，距刘伯温去世不过四个月。
刘伯温未死之前，朱元璋警惕之心，搁在那位神机妙算的高人身上。刘老秀才咽了气儿，朱元璋便觉得眼前这位书呆子宋濂，也不可掉以轻心。
宋濂为何改变了不当官的主张
宋濂是金华潜溪人，后迁往浦江居住。他比刘基大一岁。在元朝没有出仕为官。元至正中期，就是刘伯温出任浙江学政之时，也有人举荐宋濂出任元朝翰林院编修。他以双亲大人年迈需要颐养为由，辞不赴任，并住进家乡的龙门山十余年。期间著书立说，收徒授课，声名播于遐迩。宋濂博闻强记，从少年时起就刻苦钻研上古典藉，先后求学于当时浙东闻名的大儒梦吉、吴策、柳贯、黄潜等门下。老师们都夸赞他是学问天才。
1360年的旧历三月初一，在南京（当时叫建康）的明王府，朱元璋接见了“浙东四杰”。其时朱元璋在对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几股军事势力的征战中，均处上风。虽然天下未定，朱元璋早已蓄下了问鼎帝座的雄心。所以，尽管战事频仍，他仍不忘网罗人才。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受到他的礼聘来到建康，这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此次会见的浙东四杰，刘伯温、章溢与叶琛是第一次被朱元璋召见，而宋濂是第二次了。他第一次被朱元璋召见是1358年的腊月二十二日，这是朱元璋攻克婺州的第三天。这一天，朱元璋召聚当地的儒士代表十三人，商量开设郡学，并请叶仪与宋濂两人担任讲授《五经》的先生。但学校的校长与教务长这两个官职却另外委派。可见，当时朱元璋对宋濂还不怎么了解，并没有想到要重用他。
稽诸历史，朱元璋大量招募文士进入他的幕府充任谘议顾问之职，是在他夺取婺州后开始的。其时，刘伯温、章溢与叶琛三人所在的处州尚在元军的控制中，刘伯温在青田老家写《郁离子》，章、叶二人尚在元朝守将舒穆噜伊逊的幕府之中。深受信任的明王府中书省郎中陶安不止一次向朱元璋推荐这四个人。所以，当处州被攻克后，朱元璋便请这四个人来到建安会面。
这四个人都非等闲之辈。有一次，朱元璋问陶安：“这四个人和你相比怎么样？”陶安回答说：“若论出谋划策，臣不如刘基；论文才学问，臣不如宋濂；至于治理百姓的才能，臣又比不上章溢和叶琛。”听了这番话，朱元璋对浙东四杰便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宋濂与刘基，都是大器晚成。他来到建康见朱元璋时，已经五十一岁。在人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元末之际，这已是标准的暮年了。五十岁前，宋濂无意出仕为官。辞掉元顺帝要他担任翰林侍讲的诏命，便是一个明证。但他这一次为何改变初衷呢？我想大概是以下三件事情对他的触动：
第一件事，朱元璋打下婺州后，就下令禁酒，更不准酿酒。不久，他的爱将胡大海的儿子私自酿酒被人举报，朱元璋立即下令将胡公子逮捕并下令处死。这时，有人劝说朱元璋不要这样做，因为胡大海正在前线对元兵作战，若将他惟一的儿子杀掉，恐怕会让胡大海临阵倒戈。朱元璋说：“我宁肯胡大海背叛我，也决不允许有人破坏我的指令。”他毫不通融，将胡大海的独生子斩首示众。
第二件事，婺州城中，有一个叫曾氏的女人，自称精通天文地理，对一些自然灾害和一些偶发的异常事乱加解释，蛊惑人心。婺州城中的人都很信她，认为曾氏是麻姑下凡。朱元璋听说后，派兵士将曾氏抓起来当众处死。
第三件事，婺州城打下来的第三天，朱元璋就下令恢复郡学。因为兵荒马乱，郡学已经解散了好几年，朱元璋以极快的速度恢复教育，使久违的读书声又在婺州城中响起。
第一件事证明了朱元璋的“言必信，行必果”；第二件事证明了他的“治难需用重典”的狠劲儿；第三件事证明了他的“重在教化”的贤君风范。目睹和经历了这三件事。宋濂这才下定决心投奔朱元璋。他同刘基一样，认准了朱元璋是个再造乾坤的真命天子。与其抗命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倒不如跟着他做一点进贤修德的工作。
说到浙东四杰，最著名还是刘基与宋濂两人。但是，这两人的性格、学问差异很大。《明史?宋濂传》中将两人作比较时，有如下评述：
（两人）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
这里的文学，不是今天的文学艺术，而是涵盖了文史哲诸方面的经邦济世的学问。
帝王学的必读书是什么？
据说朱元璋把四人召聚到明王府中，说的最动情的一句话是：“我为天下屈四先生。”须知说这话时，中国的皇帝还是元顺帝。他只是江南三大反元军事势力中的一支。但他俨然以皇帝的身份在说话了，四个人也都把他当皇帝。应该说，这一时期，是朱元璋与浙东四杰的政治蜜月期。在这个蜜月中，最为朱元璋所倚重的是刘伯温，其次才是宋濂。
宋濂被授的第一个官职是儒学提举。这个官职倒是符合宋濂的身份，但宋濂并不到衙门管事，他只是挂这个职衔，主要的工作是“授太子经”，就是当朱元璋的大儿子家庭教师。第二年，江南儒学提举的头衔被免掉，改任史官，担负起记录朱元璋日常言行的“起居注”的工作。对宋濂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职务的变化，而是他被朱元璋宠任的表现。既然要写“起居注”，就得天天不离皇帝左右。如果朱元璋没有对宋濂产生好感，怎么可能让他形影不离地陪伴自己呢？
那么，宋濂究竟是怎样取得朱元璋的信任呢？
有一天，一大早朱元璋就派人把宋濂找去，劈头劈脑就问他一句话：“帝王学，什么书最重要？”
宋濂不假思索地回答：“《大学衍义》。”
《大学衍义》这本书乃南宋真德秀所著。真德秀号西山，浦城人，22岁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被学术界视为朱子思想最重要的秉承者。他所编撰的《大学衍义》四十三卷，是推行孔子《大学》的奥义，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四个方面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大旨在于正君心、肃宫闱、抑权幸。宋濂对这本书十分推崇，认为是皇帝必读的第一本书。斯时，朱元璋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当皇帝。而历代帝王师这一角色，就是教人如何当皇帝。帝王师也必定是士林翘楚，胸藏韬略，学富五车，道德文章众望所归。在朱元璋眼中，宋濂就是这一类人物。所以，他才问宋濂这个问题。很显然，朱元璋对宋濂的回答不甚满意。也许他内心思忖：“读一本《大学衍义》就能当皇帝，天下读书人个个都读过这本书，岂不个个都能当皇帝？”宋濂看出朱元璋的心思，从容解释：“陛下能当皇帝，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因为深得天下民心。得民心者别无它途，惟在施仁政而已。《大学衍义》一书，将孔子之‘仁’阐发透彻。士子读此书，便懂得忠君孝悌，皇上读此书，便懂得教化风俗，淳育邦民。”
朱元璋是何等灵醒之人，一听这话虽属平常，却深藏奥妙，当下点头称善。也就明白了“帝王学”的知识来路。书还是那些书，只不过不同的人读了有不同的开悟、不同的效果。譬如妇人生孩子，有的生出了帝王，有的生出了囚犯……
也不必多说了，反正朱元璋同意了宋濂的观点，他当即决定将《大学衍义》全文抄录在勤政殿的两庑壁上。他听说宋濂的儿子宋燧书法不错，便下旨让宋燧抄写。父子同受恩眷，一时传为美谈。
宋濂的洗脑工程
时下，某一个执政团队或某一位领袖上台，都会建立自己的思想库，或者叫智库。其执事者，应该是思想家一类的角色。他们参予国家制度的建设和重大事情的决策，将学问转化为政治，可谓功不可没。明代的翰林院，便是为皇上执政服务的思想库。
翰林院是各类社科人才的管理机构。人才都是从进士中选拔。凡选中的人，称为馆选。民间叫点翰林。被选中的人，清贵无比。是光宗耀祖的盛事。翰林院官职甚多，搞研究工作的，叫检讨；替皇上起草文件的，叫待诏；给皇上讲课的，叫侍讲……在这些官位上干得好的，升格为学士。学士也各种各样，有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等。有了学士的资格，才能充当皇上或者太子的老师。皇上的老师叫太师或者太傅；太子的老师叫太子太师或太子太傅。到了这个级别，就可称为天下的文坛领袖了。朱元璋一朝，似乎没有任命过太师与太傅。大概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称是这位开国皇帝的老师。刘伯温与宋濂，都是朱元璋恭恭敬敬称过先生的人。国有疑难，朱元璋向这两个人请教甚多。但即便是这样，朱元璋也从来不肯把太师的头衔赏给他们。宋濂最高的头衔是太子太傅。这也是洪武朝中惟独的一个。宋濂当了十几年的太子太傅，他同时教两个人，一是朱元璋，二是太子朱标。
宋濂的性格有点“迂”，或者说有点“倔”。他每次进讲或进言，都不看朱元璋脸色，而讲他认为应该讲的道理。有一次，朱元璋在端门口升座，把宋濂找来，要他讲《黄石公三略》。读过《汉书?张良传》的人，都知道黄石公这个神秘人物。正是他传了一部兵书给张良，使张良能够辅佐刘邦获得天下。朱元璋不止一次对人说：“基，吾之子房也。”他认为刘伯温就是他的张良。奇怪的是，关于黄石公的事，他不去请教刘伯温，却叫宋濂来回答。
宋濂看出朱元璋一直对奇书秘籍感兴趣。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入旁门左道，不利于国家政治的健康发展。于是拱手答道：“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
宋濂认为有利于社稷的正宗学问还是儒学，学不好儒学，便找不到治国的根本。还有一次，朱元璋就赏赐功臣一事征询宋濂意见，宋濂说：“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室，将焉用之！”在宋濂看来，治国须以人为本。若要让人民安稳，前提还得以人心为本。“得民心者得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朱元璋刚愎自用的性格，能够在治国理念上听从宋濂的建议，实属不易。朱元璋特别迷信。他立国第二年，南京钟山上屡降甘露，有人说这是祥瑞，是真命天子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的表现。朱元璋非常高兴，便命令群臣写《甘露赋》以颂其事。宋濂却一本正经地对朱元璋说：“受命不在于天，在于人。休符不在于祥，在于此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朱元璋被扫了兴头。于是请宋濂讲《春秋左氏传》。宋濂说：“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
大凡开国之君，起于行伍，屡经杀伐，嗜血成性。宋濂数年来始终如一向朱元璋讲述一个“仁”字，可谓是一个异常艰难的洗脑工程。政治家讲成功，思想家讲操守；政治家看效果，思想家看风气。这就是道统与政统的差别。
好在朱元璋从自身计，从家天下计，他接受了宋濂“仁治”的思想。有一天，他带着大臣在西芜听完宋濂讲述《大学衍义》后，作了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他说：
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到秦皇、汉武、好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若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顺之理？以朕观之，人君如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事以害有益。使百姓安田里，足衣食，熙熙??，天天快乐，此即神仙也。功业垂于简策，声名留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信；幽怪之事易惑，人君要谨慎所好，不入旁门。朕夙夜兢业，以图天下之安，岂敢游心于此？
从这段话来看，宋濂长期的游说还是起到了作用。朱皇帝接受了仁治思想，而仁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宋濂的君道与臣道
研读历史不难发现，帝王师中学问好的人不在少数，而算得上思想家的人，却少之又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正统思想，这个不可能随便改变。思想一乱，社会的困惑必然增多，这是统治者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皇帝挑选老师，首要的标准是学问好而不是思想新。思想家多好标新立异，很容易被人斥为异端邪说。明代可以称为思想家的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李贽。两个人都当过官，但都屡受排挤。所以说，让思想家生活在道统中是可以的，若让其进入统治阶层，则两败俱伤，思想家的下场会更悲惨。
朱元璋欣赏的宋濂，若定其学术身份，他决不是思想家，却是优秀的学问家。这么说，并不是讥刺他没有思想，而是说他在思想上倾向保守。他是朱熹理学思想的继承者。因为他的原因，朱熹学说成为明朝自始至终坚持的正统思想。他毕生致力于儒学，重在阐发而不是拓展。但是，在他的阐发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独到的见解。
他有一篇文章《读宋徽宗本记》，其中有这样一段：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极，呼吸雷风，舒惨旧?，赫然有为，闻于天下。于是叙?正人，宏开言路，意?时雍之治，以?祖宗之旧。曾未旋踵，卒改所图，委政奸回，托国阉竖。鼎轴非据，节钺妄加。狐狸嗥于阙庭，鬼蜮潜于宫掖。置编类之局，树党人之碑。倡言绍述，挤陷忠良。虐焰炎炎，炙手可热。百僚侧足，四国寒心……
分析历代帝王的兴亡得失，给当下皇帝以警示，是帝王师最为重要的责任。宋徽宗好声色犬马，结果导致忠奸不分、黑白颠倒。宋濂讲述这段历史，是为了增强朝廷统治者的忧患意识与励精图治的精神。
剖析君道，他亦不忘研判臣道。对白居易的《长恨歌》，他有一个全新的解读：
乐天谪居江州，闻商妇琵琶，掩泪悲叹，可谓不善处患难矣。然其词之传，读者尤怆然，况闻其事者乎……余戏作一诗，止之于礼义，亦古诗人之遗言欤，其辞曰：
佳人薄命纷无数，岂独浔阳老商妇。
青衫司马太多情，一曲琵琶泪如雨。
此身已失将怨谁？世间哀乐常相随……
（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后）
相信世上人读《长恨歌》，觉得值得吟咏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但宋濂却认为白居易“不善处患难”，和一个早就失身的风尘老妇搅在一起悲悲戚戚，怎么说也是件掉身价儿的事。何况白居易是得罪了皇帝而遭贬的，这么发牢骚，更是不懂“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古人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白居易若给朱元璋当臣子，写这首《长恨歌》，不遭杀身之祸那才怪呢？
关于所谓民间高人依附权贵屡屡乱政，宋濂亦相当痛恨。在《说玄凝子》一文的结尾，他写道：
先王之世，以左道惑众者，必拘杀于司寇。有旨哉，必有旨哉！
孔夫子痛恨“怪力乱神”，宋濂亦如是。所谓清明政治，就是不允许旁门左道者进入庙堂。
宋濂独尊儒学，但他并不呆板。在《本儒解》一文中，他说：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智数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
把儒学分为七种，这么说，天下一多半的学问，都属于儒家了。
朱元璋称宋濂为贤人
大约是洪武六年，也就是刘基遭胡惟庸的陷害，从家乡回到南京闲居一年多之后，朱元璋加紧了对大臣的控制。有一天早朝时，他让宋濂出列，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他问宋濂昨夜做什么？宋濂回答说在家请朋友吃饭。朱元璋又问请的何人？吃些什么菜？喝的什么酒？什么时间散席？宋濂一一回答。
一番盘问之后，朱元璋笑道：“宋濂说的都是真话，卿不欺朕。”
朱元璋如此说，乃是因为他派出的监视宋濂的密探已经将宋濂昨夜的行踪作了禀报。朱元璋利用早朝的机会发问，动机有二：一是检验宋濂是否忠诚；二是借此机会威慑其他的大臣。设想一下，如果宋濂说了假话。他的后果将会怎样？轻者贬谪，重者杀头。在他之前，已有不少大臣掉了脑袋，刘基监视居住，已是惶惶不可终日。
开国之后，最受朱元璋信任的两个人，武有徐达，文有宋濂。但就是这样两个人，依然经常受到朱元璋的监视和敲打。
宋濂自1360年投奔朱元璋之后，一直呆在朱元璋身边“备顾问之职”，只是在1367年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三年。洪武二年即1370年还朝，被朱元璋任命为编纂元史的总裁官。书成后，升为翰林院学士。
但是，当上翰林院学士后，宋濂也有两次贬官的经历。
第一次是洪武三年，因为有一次早朝迟到，被朱元璋训斥，降为编修。第二年，又因为没有及时就考祀孔子的礼仪向朱元璋上奏，再次贬谪为安远知县。用今天的官职作比较，等于是从正部级干部一贬为厅级，二贬为处级。由此可见，朱元璋对人苛严，再信任的人，只要犯下一点点过错，也必严惩。
一来是宋濂的天性使然，二来他深谙“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成为朱元璋的禁臣之后，宋濂谨小慎微到了极致。他每日到禁城上班，散班时，绝不带走一张纸片。朱元璋分封有功之臣，何者为王，何者为侯，什么人可当什么官，惟独只找宋濂一个人商量。那段时间，朱元璋与宋濂同宿大本堂，讨论通宵达旦。直到结果宣布之前，外人无从猜测。因此，宋濂知道的朝廷的机密最多，参予决策也最多。《明史?宋濂传》说到这一段，只有一句话：“濂力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但究竟采用了哪些汉唐故实，又如何“量其中”，则语焉不祥。个中秘密，只有朱元璋与宋濂两人知道。两人一死，就谁也不知道了。
宋濂既居密笏之地，又是近侍重臣，很多人便想与他套近乎。但他和任何人都不表现出特别亲热。有人登门造访，千方百计想从他嘴中探得一点朱皇帝的口风，他都笑而不答。但他也从不会利用与朱元璋的关系而臧否人事。有一个叫茹太素的大臣，给朱元璋上了一份“万言书”，指斥时政，将朱元璋激怒而被打入诏狱。廷议时，宋濂不顾朱元璋的反感，为茹太素讲了一番好话。朱元璋一反苛严常态，当着众位大臣的面，发了一通感慨：“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只君子，抑可谓贤矣。”
朱元璋称宋濂为贤人，此前，称刘伯温为“吾之子房”，对这两个人，他可谓赞赏有加。但是，朱元璋这种感情的热度，究竟能保持多久呢？
让人动容的君臣惜别
就在朱元璋称赞宋濂后不久，即洪武十年（1377）的正月，朱元璋同意宋濂退休回乡的请求。这一年，宋濂六十八岁。早在几年前，宋濂就以年事已高为理由，多次请求退休。朱元璋一直不肯答应。后来看到宋濂确实老迈，才终于答应。
应该说，在洪武九年的腊月，朱元璋就作出了让宋濂退休的决定，但拖延不宣布，是想留宋濂在京城过一个春节。过完年，在正月初六这一天，朱元璋将宋濂召进宫中，宣布了准予退休的决定。尔后问：“爱卿今年多大年纪？”宋濂回答说：“六十八岁了。”朱元璋吩咐内侍搬上早已准备好了的一套《御制文集》和几匹绮帛，对宋濂说：“你把这些绮帛保存三十二年，到时候可做百岁衣。”宋濂听了非常感动，伏地哽咽感谢。朱元璋也很动情，走下御座上前扶起宋濂，嘱咐道：“你回家要多多保重身体，每年最少得进京入朝一次，咱君臣也好叙叙旧、拉拉家常。”
这一个君臣依依惜别场面，在场的大臣看了无不动容。宋濂本人更是感慨万分。六天以后，在离开南京返回浦江的船上，宋濂写了一篇《致政谢恩表》：
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诚欢诚忭，稽首顿首上言：
臣闻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归故乡，此人臣至荣而愿者也。臣本一介书生，粗读经史，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却不能沾分寸之禄，甘终老于山林。今幸遭逢圣主，定鼎建业，特?省臣遣使者致币，起臣于金华山中，俾典儒台，继升右史，侍经东宫，供奉翰苑。去岁钦蒙特除承旨，为文章之首臣。而次子燧擢中书舍人，长孙慎殿廷序班，一门三世，俱被思荣。近者又荷追封祖父，亲御翰墨，宠以雄文，灿然奎壁之光，照耀霄汉。且怜臣年老，令致政还乡，又有冠服、文绮、宝楮之赐。鸿泽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照临如日月，非笔墨能尽述。
臣诚欢诚忭，稽首顿首。钦惟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汉高祖，以仁义化被万方过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图治。欲使天下苍生无一夫不被其泽。虽以臣之愚陋，无尺寸之功，亦蒙宠遇如此之至，铭心镂骨，誓不敢忘。自度无以效犬马之诚，惟朝夕焚香，上祝千万岁寿，并以忠勤教育子孙，俾世世勿忘陛下深仁厚德而已。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臣濂诚欢诚忭，稽首顿首谨言。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谨上表。
之所以全录这篇文章，是想让读者了解此时此刻宋濂的心情。文章中从三个方面表现了宋濂的良苦用心：第一，宋濂的大部份文章，都用词古奥，但这篇文章却明白如话。皆因朱元璋是大老粗，不喜欢别人给他的奏章中咬文嚼字，茹太素就是因为在上疏中敷设词藻、用典太盛，而遭到朱元璋的严惩。作为帝王师的宋濂，焉能不知道学生米桶的深浅？故放下身段，写了一篇“准白话文”；第二，文章中三次重复“臣诚欢诚忭，稽首顿首”，通过语无伦次来表达自己的感激涕零。天下文臣之首，真正懂得什么叫“大智若愚”；第三，反复强调朱元璋对他的知遇之恩，并发誓子子孙孙世世图报。但是，宋濂万万想不到，这篇文章竟一语成谶，宋濂晚年的悲剧，就出在子孙身上。
宋濂为何成了死囚？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王朝发生了几件大事：
1、正月初六，丞相胡惟庸以图谋造反的名义，被朱元璋下令处死。朝廷开始清理胡惟庸党，受到牵连的官员有一万五千多人。
2、正月十一日，朱元璋在南郊祭告天地后，宣布废除中书省的建置。中书省是宰相衙门。从此，终明一朝，再没有宰相之设。皇帝直接管理六部。这体制有点像今天的美国，是总统负责制。
3、二月十一日，朱元璋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到北平就藩，朱棣被封为燕王，王府设在北平。
4、五月二十日，朱元璋命令翰林院儒臣编辑历代诸王、大臣、宦官中违法叛逆的共计二百一十二人的劣迹，编成《臣戒录》一书，颁发给朝廷内外各级官员，要他们以此为警戒。
5、十月二十一日，退休在浦江老家怡养天年的宋濂被押送到南京，送进诏狱拘禁。
曾是朱元璋最为宠信的天下文臣之首，为何变成了阶下囚呢？这一突来的变故起因在宋濂的长孙宋慎身上。关于此，《明通?》上只记载了一句：“慎坐胡惟庸党被诬，与濂季子?俱下狱死。”此处称?为季子，即为小儿子。而《明史?宋濂传》中又说：“仲子?最知名，字伯珩，善诗，尤工书法。”宋濂在《致政谢恩表》中又道：“次子燧擢中书舍人。”三处记载不一。若以宋濂之说为准，则次子宋燧与季子宋?并非一人。被朱元璋杀掉的应是季子宋?而非诗人书法家宋燧。
《明通?》与《明史》均记载清楚，言“坐胡惟庸党被诬。”既然是被诬，就是冤假错案。胡惟庸党一万五千余人，其中被诬的恐怕不在少数。朱元璋拿胡惟庸说事儿，借机排除异己，整肃官场。整个洪武十三年，京城一直陷在恐怖气氛中。多少大臣“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可谓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凡逮进大狱的，不死也得脱层皮。由于宋慎，他的叔父宋?也受到牵连，叔侄二人双双杖杀于狱中。朱元璋还嫌不解气，又把宋濂抓了起来。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朝中大臣都记得，洪武九年六月十九日发生的一件事。
那一天，六十七岁高龄的宋濂被朱元璋任命为学士承旨，这是文官中最高的职衔。几天后，又任命宋?为中书舍人，宋慎为仪礼序班。祖孙三代，均成为御前近臣，真可谓有明一代最为显赫的“文官第一家庭”。任命官职的那一天，朱元璋笑着对宋濂说：“爱卿为朕教育太子、诸王，朕也教育爱卿的子孙。”
这话说了不过三年，朱元璋就亲手将宋濂的爱子爱孙送上了断头台。而且，他也对宋濂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听说要处死宋濂，第一个反对的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他找父皇求情，希望能赦免宋濂。任凭朱标怎么流泪，甚至以死相抗，朱元璋不为所动。消息传到了朱元璋原配夫人马皇后的耳朵里。她连忙在朱元璋面前进谏：“平常百姓人家，为孩子请一个先生执教，还要按照礼教善始善终，何况是天子家里。宋先生住在浦江老家，怎么知道孙子在京城的事。还望皇上保全宋先生的性命。”朱元璋仍不为所动。正好那天马皇后侍候朱元璋饮食。两人吃饭时，马皇后既不陪酒，也不吃肉。朱元璋问马皇后为何什么都不吃。马皇后恻然说道：“我吃斋是为了替宋先生积德修福呢。”听了这句话，朱元璋放下筷子，沉默了一会儿，终于下达命令赦免宋濂死罪，让他全家离开浦江，迁往偏远的四川茂州安置。
第二天，宋濂从死牢中放出，在锦衣卫的押解下回到浦江。带着余下的家人，以待罪之身，凄凄惶惶地踏上前往茂州的道路。
一年后，七十二岁高龄的宋濂，死在迁谪的中途夔州。
对于突遭的横祸，宋濂始终不置一词。晚年的刘伯温，身陷困厄，还时时借景生情发点牢骚。宋濂却甘愿做哑巴，洋洋四巨册的《宋濂全集》，找不到只言片语述说此事。哪怕连隐喻、暗示都没有。他讥刺白居易不懂臣道，所以借老妓女的沦落以自况。没想到，他的下场比白居易更惨，但他修炼到家，坚决奉行逆来顺受的策略。
看了刘伯温的下场，可以流泪。看了宋濂的下场，却是泪也流不出来了。
是谁污了残书
检视宋濂的一生，他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他五十岁出仕之前，在故乡收徒授课的那段光阴。孤灯之下，砥砺学问，山中岁月，书本娱心。他写过一首《长白山居图》：
满地风云称隐居，燕泥污我读残书。
五更风急鸟声散，时有隔花来卖鱼。
何等适意，又何等悠闲。我看，污了宋濂残书的，不应该是燕泥，而是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