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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字》看霍桑的清教主义情结 霍桑反叛清教主义

时间:2019-01-25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摘 要:作为美国生活的一个支配性因素,清教主义对美国思想及其文学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力。霍桑的《红字》是一部反映美国清教思想的代表作品。本文试从小说《红字》来揭示霍桑的清教主义情结。
   关键词:《红字》;清教主义;情结
  
   一、引言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小说家之一,长篇小说《红字》是其代表作。由于清教自身的复杂性,霍桑对清教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在清教主义罪恶观的影响下,霍桑致力于研究罪恶和道德问题,探索隐匿在人们内心的“原罪”,并主张通过善行和忏悔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从而得到救赎;另一方面,清教徒对异教派的排斥与残杀、清教教规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又让霍桑对清教充满了怀疑与困惑。本文试从小说《红字》以及清教的两面性在《红字》中的体现来分析霍桑矛盾、困惑的清教观。研究《红字》中霍桑的清教思想不但有助于人们更好的认识美国人的性格、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而且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美国及其文学。
   二、霍桑矛盾的清教观
   霍桑从小就生活在信奉加尔文教的清教徒(清教是由加尔文教发展而来的,清教徒信奉加尔文教的基本教义)中间,所以对于霍桑来说,清教意识早已深入灵魂,时时萦绕在他心头。加尔文教派中关于“原罪、彻底堕落”等教义强调人的罪恶性,认为罪恶隐藏在每个人的灵魂中,人生就是进行自我救赎的一段苦旅。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当时流行的由爱默生和梭罗所倡导的超验主义思潮:个体的人都具有神性,强调人本身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人主义和自助精神。霍桑曾与爱默生和梭罗都有过来往,深受超验主义影响,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清教意识又与之发生抵触,因而在霍桑的小说中大家可以发现作者清教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以清教的基本教义作为其认识世界的基本信条;另一方面,他为超验主义者的精神所感染,他讽刺、抨击、怀疑清教的虚伪和残酷。这就是霍桑为什么在《红字》中对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悲剧既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又时时谴责他们亵渎神灵、违反教规的原因。对于海斯特,他虽然不惜笔墨渲染她的美丽、自立、慈善的人格魅力,却又对她精神世界里的叛逆念头冷嘲热讽。对于丁梅斯代尔,作者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他伪君子的面目,另一方面却又苦心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宗教圣徒的形象。对珠儿,作者给她一个幸福圆满的归宿――让她嫁入欧洲的贵族,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些无处不体现霍桑对清教的矛盾思想。
   三、《红字》中霍桑的清教思想
   《红字》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反映清教思想的一部代表作。霍桑在这部书中表达了他对清教思想的理解和观点。
   (一)霍桑对清教思想的接受和推崇
   1.霍桑对清教思想中“原罪”和“人人皆有罪”的认同
   读完《红字》后,大家可以发现“霍桑对清教思想的认同,一方面体现在人性罪恶的深入挖掘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内心的忏悔与行为的改过以获得救赎。”(刘丽霞,2003)在探讨罪恶以及清教主义的原罪观为前提的《红字》中,霍桑未能摆脱清教主义的影响。故事一开始海斯特身上就被打上了清教“原罪”的印记――胸前戴一个大红的“A”字,怀里抱着一个因犯了通奸罪而生下的孩子,站在刑台上示众,而且示众之后这个红字还要戴在胸前,作为羞辱的标志,这是一种比身体的惩罚更深重更严酷得多的精神惩罚。海斯特确实犯了当时社会所不容的通奸罪,但这不是重要的,她最大的罪是她的不诚实。她在一开始就与齐灵渥斯达成交易,即齐灵渥斯不再追问谁是孩子的父亲,她也不告诉丁梅斯代尔齐灵渥斯的真实身份。海斯特的动机明显是为了保护丁梅斯代尔,但她采取的手段却是值得怀疑的。欺骗永远都是一种罪,即使以爱为出发点。所以,霍桑让海斯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不但没能保护丁梅斯代尔,反而把他推向了更悲惨的境地。
   丁梅斯代尔身为牧师,却与海斯特有了私情,这是对他灵魂的一种背叛,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承认罪行的勇气。相对于海斯特而言,他是怯懦、自私的,更是虚伪的。他身处高位,害怕承认罪行之后会失去既有的一切。如果说海斯特欺骗了他,他则欺骗了上帝和公众,他在“诚实’面前亦是有罪的。而且,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带着有罪之躯继续从事牧师这一本应圣洁之工作,这不能不说是对上帝极大的冒犯和对公众的极不负责。为此,作者让他受到了长达七年、比公开受罚更残酷的灵魂与肉体的折磨。
   齐灵渥斯表面上是个受害者,但他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了罪人。他那丑陋的外貌和畸形的身体,正是他丑陋和畸形灵魂的写照。当他决定寻找那个孩子的父亲时,复仇的种子就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他把复仇作为生活的目标,不惜抛弃“博爱”的基督精神,以折磨他人的灵魂为乐,由被害者变成了罪人。他外表沉静温和,内心却极其恶毒。七年之中,他狡猾地与丁梅斯代尔共处一室,剖析一颗痛苦的心并以此为乐事,疯狂的复仇念头使他堕落成以复仇为目标的恶魔式的人物。霍桑让这样一个以复仇为精神支柱的人,在复仇对象死去之后,不到一年便萎缩死去。
   无论是善良勇敢的海斯特,德高望重并且从事圣职工作的丁梅斯代尔,还是丑陋畸形的齐灵渥斯,他们身上都有罪恶的印记。由此可见,霍桑赞同并接受清教思想中“原罪”、“人人皆有罪”等信条。
   2.霍桑对清教思想中“救赎论”的赞同
   犯罪是清教“救赎论”中的一部分,还有更重要的赎罪和得救。小说中三位罪人都以公开受惩罚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条回归之路。海斯特以内心的忏悔和外部行动这种方式为过去的恶行赎偿。她终生过着忏悔和赎罪的生活,从不与公众作对,毫无怨言的接受一切,并不因为她的受苦向人要求什么补偿,也不奢望得到人们的同情,人们渐渐对她产生了好感。过去人们把红字看成她罪恶的标志,而现在则是善行的标记了。她的含辛茹苦、助人为乐等美德,使她胸前的红字A由原来的“通奸”、“原罪”、“亚瑟”等演变成了后来的“能干”、“可敬的”、“热爱”、甚至是“天使”,在人们眼里,她对穷人是那么善心,对病人那么帮忙,对遭难的人那么抚慰,从而饶恕了她的过去。
   丁梅斯代尔这些年来心里一直没有平静过,受着良心和道德的折磨,起初他想公开忏悔自己的罪孽,想赎罪、内省,由于他害怕失去自己的名誉和地位,不敢公开承担自己的罪行,而让海斯特独自一人受苦。虽然胸前未佩戴红字,但他内心的红字却在秘密燃烧,既要受内心的谴责,又要防外界的窥测,在自我与身边敌人的双重折磨下,精神和肉体都处于崩溃边缘,他依然挣扎着,最后以惊人的勇气当众说出内心的秘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荣誉的巅峰主动向人们袒露自己。他完成了道德的净化和灵魂的升华,“以一种较海斯特更为激烈的方式获得了灵魂的安宁与新生。”(刘丽霞,2003)
   齐灵渥斯的结局再次证明了霍桑的道德观念,他的复仇是阻止他赎罪的罪魁,但在小说的最后也有了转机。齐灵渥斯死后,根据其遗嘱,把他的一大笔财产都留给了小珠儿。这一举动无疑包含一定程度的悔悟。作者通过作品似乎传达这样的清教思想:罪恶并可怕,并且世上没有不可救药的罪人。人人都可以通过善行和忏悔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获得救赎。
   (二)霍桑对清教思想的反叛、抨击和怀疑
   通过对《红字》的分析大家可以发现霍桑在接受清教思想的同时,也对清教的伦理道德进行抨击和反叛、并对其产生了质疑。这是由清教本身的消极因素决定的。清教的消极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外,清教极端主义对异已进行迫害;对内,则是以人为的神性对正当的人性进行压迫。从《红字》的人物身上,大家可以看出霍桑对清教伦理道德反叛、抨击和怀疑。
   海斯特是不合理婚姻的牺牲品,她从未从阴沉畸形的齐灵渥斯那里得到过爱情。在齐灵渥斯近两年音讯全无的情况下,海斯特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早已不在人世,开始与丁梅斯代尔相爱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却被冠以通奸罪公开受审,成为罪恶深重的人。她的处境是很令作者同情的。然而世俗的法律不是她心灵上的法律,蔑视教规的海斯特表现出顽强的反叛精神,大胆的面对来自教会、社会的羞辱和迫害。当她从狱中迈步到观众面前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她不但没有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霍桑,2002)反而闪现出非常美丽的光。她的脸上出现非常高傲的微笑,她的目光是从容不迫的,她身上的服装是十分华美的,就连那象征耻辱的红字都绣得异常精美。当海斯特站在刑台上为通奸罪而接受惩罚时,霍桑写到:“在这群清教徒中,若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话,会从这个抱着孩子的美丽的妇人身上,会从她那如画的服装和态度中,想起了圣母的形象。”(霍桑,2002)作者给予海斯特纯真、善良、勇敢的品性,正是对清教莫大的讽刺和清教严酷不近人情一面进行的抨击。
   齐灵渥斯是霍桑塑造的给予批判和鞭挞的人物。他没有给海斯特应有的幸福,葬送了海斯特的青春。当海斯特另有所爱的时候,他又一次断送了她的幸福。为了发泄私愤,他竟变成了恶魔式的人物,以“一个最可信赖的朋友”的面目出现在丁梅斯代尔的面前,使对方把一切的恐怖、惭愧、痛苦,无限的悔恨,无法摆脱的内心谴责都要对他和盘托出。齐灵渥斯长期对牧师进行精神迫害,是极为险恶、狡猾的复仇者。作者竭力描摹齐灵渥斯的丑陋与邪恶,而这样的一个人在清教统治者看来却是朋友,任其为所欲为。这就进一步抨击了清教虚伪残酷的一面。
   丁梅斯代尔,他是一个真正的僧侣,一个真正的宗教家,他对宗教的敬畏情感发展的很高,而且养成一种心境,可以自然而然地沿着信仰的道路猛烈前进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着自然赋予的七情六欲,对清教的笃信与世俗生活的追求,使他成为清教禁欲主义的牺牲品。当丁梅斯代尔与海斯特的事情败露后,他的思想陷入了复杂的矛盾之中,使精神与肉体越来越衰败。霍桑塑造了丁梅斯代尔,这一有着神圣袈裟却暗中破坏节律的僧侣形象,就进一步对清教虚伪进行了嘲讽和批判。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在清教社会中,人们把人类最真挚的感情当成最大的禁忌和罪孽,要去压抑人性的欲求,道德修养越高的人就会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神性,而他所受的压抑的扭曲也就越来越沉重。
   作者把珠儿比喻成“从一种茂盛的罪恶的热情中开出一朵可爱的不朽的花”,(霍桑,2002)她的姿态蕴藏着一种无限变化的魅力。年纪虽小,却清楚地认识到与自己所生活的清教社会格格不入。她狠狠地反抗人们对她们母女的蔑视与侮辱,在她身上一种鲜活激荡的生命的特质,其鲜亮的衣饰本身就是对当时社会的反叛。严酷的清教社会扼杀了她妈妈的青春,以她的性格,在这片阴郁的土地上也不会有幸福可言。但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给珠儿一个幸福完满的归宿。这种安排本身就体现了作者对清教的怀疑。
   四、结语
   由于清教自身的复杂性,霍桑对清教的态度也是十分复杂的。他一方面对清教伦理道德持尊崇态度觉得罪恶是人类的本性,每个人身上都有罪之印迹,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获得救赎;另一方面,又对清教社会的伦理道德持怀疑和反叛的态度。霍桑的这种复杂的情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便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宗教思想。霍桑在《红字》中肯定了某些清教信条,但更多地抨击了清教的条例律令的残酷。从《红字》中大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霍桑的清教观是复杂的、矛盾的。这也使得《红字》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Hawthorn, Nathaniel. The Scarlet Letter [M].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4.
   [2]陈冠商. 霍桑短篇小说集[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3]常耀信. 美国文学简史[M]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4]刘丽霞. 认同与怀疑交织―论《红字》的清教观[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2).
   [5]霍 桑. 侍桁译. 红字[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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