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增寿是1972年12月从陕西省委组织部调到陕北延川县委的。当时的省委书记李瑞山说，陕北基层缺干部。于是，在富裕的关中地区生活和成长，在省城西安工作的雷增寿就服从组织的分配到延川县委担任副书记。那时的延川县很小很穷，五分钟就能从城东走到城西，窑洞顶上的大片荒草在寒风中摇曳，全县只有一个显得很寒酸的小饭店，没有大城市常见的公共汽车，县委只有一辆小车。五个县常委兼职各种工作，雷增寿是省委派下来的专职副书记，分管行政，知青和妇联工作。
雷增寿十分好学，18岁入党，从大荔师范提前毕业进入大荔县委组织部工作，1960年调到县委研究室，跟着县委书记下乡调研，写了一本有价值的调查报告，被调入省委组织部，有了更大的锻炼平台。他为省委许多重要的会议写简报，代表省委到基层做调研，雷增寿能吃苦也能干，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熟悉了机关工作和党委工作，能在基层扎下去与群众同甘共苦，受到了群众的拥护。由于熟悉情况，他写的材料内容翔实、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实事求是，得到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习仲凯的赞赏，常常获全省通报。派这样一个成熟的干部到延川，雷增寿会用一股子拼命精神和踏实的作风完成各项任务的。
那时的县委书记是申易，与申易搭班子让雷增寿学到了许多东西。申易是工农干部，朴实，踏实，深入群众，平易近人。他特别关心这一批从北京到延川插队的知识青年，他理解北京知青，支持他们对当地建设的各种想法。老书记常说，这批孩子远离父母，从优越的首都北京到条件艰苦的陕北插队，肯定会有许多困难和矛盾，我们要多了解他们，多倾听他们内心的想法，支持他们的正确做法，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
延川县党政领导班子是党教育培养起来的一批有才有德的干部，他们常年深入基层，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会做陕北的各种农活，出的力抵得上农村一个壮劳力。他们随身带着粮票和钱，走到哪里干活干到哪里，吃派饭吃到哪里，粮票和钱付到哪里。这批干部有着识人的慧眼，看到北京知青身上的种种特点和优点：来自首都的学生们穿着朴素，举止大方随意，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眼界开阔，思想大胆，敢想敢干。北京知青身上充满着的青春，激情，理想。他们的奋斗精神深深打动了县委各级领导，老书记申易，副书记雷增寿，县委常委高惠民等常常到知青点看望这些年轻人，与知青们促膝谈心、交流思想，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与他们建立了情同父子的关系。县委领导和知青们相互尊重又相互学习，他们说：我们向知青学了不少知识，也进一步了解了知青。对于知青的大胆超俗的言论和思想，县委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充分信任他们，并给他们展示能力的机会和平台。
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曾培养了很多陕北干部，形成了延安与北京的特殊人际关系。70年代北京知青在延安的插队，第二次把首都的风气带到了陕北。那些红色后代的家属到延安探亲，周恩来总理对北京知青的关照，是北京与延安思想文化的大交流。
在延川，有许多老干部的后代，曾经的延安人的后代插队：他们其中有蒋南翔的女儿，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侄女，习仲勋的儿子等等，还有许多中央部级干部的孩子。在延川插队的还有一批国家级文化精英的后代：他们大多来自精英荟萃的海淀区，以清华大学子弟为代表。他们与老干部后代的共同特点是爱读书，肯钻研，作风大胆，思路开阔，与拘谨胆怯的关中学生大不相同。
北京知青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来的，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延安人民感到特别亲，对他们特别好。雷增寿说，这些知青都是非凡的，他们在延安的作为势必极大地促进当地智力的开发，文化的开发，政治的开发，思想的开发，他们将会让未来的延安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县委支持下的赤脚医生先进典型
申易书记领导下的延川县知青工作抓得有声有色，那里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北京知青――孙立哲是全省最著名的北京知青，丁爱笛是第二号人物。雷增寿上任不久带孙立哲和丁爱笛两人参加省上召开的知青会议，两人都做了发言。从延川到西安，除了开会之外，县上还希望给这两个先进典型更多的支持，就问孙立哲，你还需要什么?孙立哲当时是全国著名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已经掌握了四门外语，他在农村一边行医，一边继续自学。孙立哲说，他希望得到一些医学专业的外文书籍。于是，雷增寿就让他自己在西安南大街的外文书店挑选了他所需要的专业外语书籍，县政府知青力’为这600多元的书籍付了款。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当时县委副书记只有行政22级，每月工资58元，而孙立哲一次购买的专业书相当于县委副书记10个多月的工资，但是为了孙立哲的成长，知青办给予了应有的支持。
孙立哲用针灸治好了老乡们的病，成了远在延川贫瘠山庄的“神医”。老乡们纷纷找孙立哲看病，他自学医学，掏钱买药给老乡治病，有求必应，使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民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北京知青在农村做赤脚医生，想方设法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得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中央的肯定。他所在的延川县关庄公社的关家庄建立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窑洞合作医疗社，北京支援了知青办的这个农村医疗单位，当地财政帮助他们不断地购置各种医疗设备，从北京来的知青不断加入其中；很陕就把关家庄合作医疗社建设得很有规模。那是一个比县医院小，比地段医院大的乡间小型医院，成为了当时农村医疗体系的模范单位，前来求医的农民翻山越岭，数不胜数。
对于这样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是否合乎规范，当时也有很多质疑。延川地属延安地区，延安地区是当年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圣地，党中央在此工作生活了13年，不仅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干部，而且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人文景观。共产党的宗旨，共产党的传统和理念深深扎根在人民心间。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会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对待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县委领导一贯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书记申易不断地给县委各常委介绍孙立哲的事迹，让他们了解赤脚医生的工作情况。孙立哲走遍山乡为老乡送医送药的事迹感动了县委常委，他和他的医疗组在永平公社做手术时常委们都到了场。看到孙立哲认真周到地为老乡治病，看到他的手术和治疗效果，县委常委们都心服口服。经过专家的鉴定，县委认为他的手术水平仅次于县医院。
孙立哲的事迹轰动全国。著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也率队到关家庄合作医疗社考察孙立哲的外科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由于电力不足，他亲自为孙立哲打手电。经过他的考察和鉴定，他认为孙立哲的手术水平已经达到外科住院医生的水平。在关家庄的日子里，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不但和年仅22岁的孙立哲成了忘年交，而且邀请他在黄家驷主编的《外科学》中担任编委。
在延川的岁月里，孙立哲用无私的精神服务于农民：看小病从来不要钱，从不外推上门求 医的病人，他尽所有的力量努力救治患者的行医态度得到县委充分肯定，大力支持。对于这样自学成才的北京知青，很多县里的医生不服气，他们毕业于正规的医学院，有严格训练过的技术，他们看不起土窑洞里成长起来的“土医生”。县委说，县城里的医生的确技术不错，但他们只待在城市大医院里不下去，广大农民看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山高路远，救治不及时，许多患者死在送医院的山路上。孙立哲送医送药，为老乡们竭尽全力，在偏远山区第一次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医疗单位，由于这批致力于乡村医疗建设的北京知青存在，解决了当地农民看病的大问题。
县委对孙立哲的支持，是对北京知青为陕北农民服务的肯定，弘扬了北京知青的“以知识服务于广大农民的志向”，通过这个典型，极大地推动了全县的农村医疗事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知青社会服务意识的自觉性，在北京知青里形成了良好的风气。
慧眼识英才
北京知青是一个思想先进，工作刻苦努力，且有相当文化水准的群体，他们中被提拔的妇女干部多，青年干部多。对于这些青年干部，延川县委认为，北京知青想法大胆，敢于付诸行动。要想让延川有个大的改变，就要充分相信他们，给北京知青以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机会。延川县地处山区，电力极其不足。要解决用电难的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发电。经过反复寻找和比较，县上发现延川条件和四川很相似，解决山区照明做饭的电源的成功经验应该学习四川。县委决定组织全县的大队书记去四川取经，谁来带队，是个问题。因为这次取经回来后，要向全县推广经验。带队的人需要有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还要有相当的科学知识。经过在全县的莅选，老书记申易点名由年青的梁家河大队书记习近平担任这个县级学习团的领队，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县长)李洪仁协助习近平管理县学习团的生活诸事。县委干部为知青干部的工作保驾护航，延川县又开了全国风气之先。
在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12个插队的北京知青中，习近平的年龄最小，当年他带了四大箱书来到山乡。年纪小。志气可不小，每天下地劳动，锄地送粪，挑起两个100多斤重的篓子，爬山上坡，走得飞快。他酷爱读书，劳动之余手不释卷，在插队时期读了大量的书籍，思考了许多问题。踏实肯干，又有文化知识的习近平于1974年1月入党，不久就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带领梁家河大队打了三个坝，两口大井。在陕北农村，尤其是山乡，打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习近平带领老乡在每个山沟里筑起一道大坝，挡住洪水，防止水土流失，也保住了庄稼。梁家河大队的沼气池是延川县的第一个沼气池，发出来的电解决了大队做饭和照明的问题。像这样的沼气池，习近平带领老乡，共建了42个。
习近平在梁家河大队呆了近7年的时间，是12个北京知青中在延川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在这段插队生活中，习近平真正了解了社会，了解了百姓，实现了知识和实践的结合，亲身体会到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力量。后来他那些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在陕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
1975年，由于优异表现和突出贡献，习近平被农民群众推荐上大学。那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还在审查中。主管大学招生的雷增寿给习仲勋所在的洛阳拖拉机厂发政审调查函，得到的回复是“习仲勋的问题影响不影响习近平上大学，由你们定”。雷增寿认为。习仲勋是西北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改变不了人民对他的感情。父亲的审查不该连累儿子，习近平的表现延川人有目共睹，在全县大队书记中是出类拨萃的，因为父亲的审查上不了大学，这不公平。于是，雷增寿一锤定音：“同意他上学。”1975年8月，在当地老乡的推荐和县委的支持下，习近平带着两箱子书，离开梁家河，进入清华大学学习。
陕北文化建设的摇篮
与关中农民相比，雷增寿认为，延安农民的思想更开放一些。当年毛主席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亲民，就生活在群众中间，延安人常常在路上看见毛主席及中央领导人和老乡随意聊天，问寒问暖。雷增寿自豪地说，毛主席很熟悉延川，延川人民也很熟悉主席。当年转战陕北的时候，胡宗南的军队住在延川城里，毛主席住在延川农村，和普通军人穿一样的衣服，和和蔼可亲的工作干部一模一样。他曾住过八个地方，人民都知道，但胡宗南不会知道，毛主席在延川很安全。人民和共产党的干部很亲，有很多老乡是毛主席的私人朋友。路上遇到小车开过，农民敢拦车告状说事情，那时的延安，官民平等是渗透在骨子里的。毛主席有多少外国朋友，延安人民就见识过多少外部的世界。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提高了延安人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延安人民见过大世面。
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延川的文艺气氛一直很浓。延川曾是著名作家杜鹏程学习，和创作的地方，《保卫延安》等优秀作品就产生在这里，陕西省作协主席李若冰和夫人贺抒玉都曾生活工作在这里。所以县委始终对文学青年很关注。
当年返乡青年路遥上学的问题，是他的未婚妻北京知青林达直接向县委反映的。路遥是个初中毕业生，喜欢读书，曾有许多创作发表在县委油印的小册子《山花》上。对路遥，雷增寿很熟悉。路遥爱写作，曾借调到县委宣传科工作。雷增寿带他参加批林批孔大会时，路遥带了一包袱皮的书，会上会下专注读书，非常好学。雷增寿觉得他将来有可能是柳青式的人物。
对这样的年轻人，雷增寿担任县委书记之后，像老书记申易一样，继续和县委的同志给他们大力的支持和扶植。1974年路遥参加了大学考试，平均成绩70多分，分数远远超过了一般水平。但是由于“文革”中的派系斗争，路遥在政审方面出了问题，没有大学敢收他。林达找到县委，希望雷书记主持公道，给予帮助。雷增寿想了一想，要路遥报考延安大学。他亲自带着路遥找到延安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申配畅介绍了路遥的情况，并把路遥在“文革”的表现向延安大学主管招生的杨主任做了说明。杨主任说，县委书记亲自来说明政审情况，没问题，这个学生我们收下了。
路遥在大学读书时刻苦用功，在创作上狠下功夫，上学期间就被省作协调用。他在宝鸡乡下体验生活，创作出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之后没有再回延大。雷增寿和路遥的关系非常好，他说这是一个人才，要放到有利于他发展的地方去，不要保守。路遥接着创作出轰动全国的作品《人生》，留在了省作协工作。为了让路遥有个安定的家庭生活，雷增寿专门找到团省委商量，将林达从延安调到了西安工作，为路遥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林达后来上了省电大，调到西影厂文学部工作，发展得很好。
陕北的土地养育了路遥，陕北的雨露滋润了路遥。尽管路遥已经调到了省城西安的省作协工作，他还是念念不忘陕北。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直住在陕北，他下铜川煤矿体验生活，回到故乡构思作品。他常常躺在延川农村的大地上，仰望着无边的蓝天白云，感受着来自故土的力量，他说这里会给他无尽的创作源泉。《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一等奖的第一名，给路遥带来了空前的名誉，同时，他的健康也出现极大的损伤。生病期间，路遥―直住在陕北，住在延安，直到病重也不肯离开。直到省委向县委下了命令，说路遥不仅属于陕北，也属于陕西省，更属于全国。延安是他的家乡，但不是最好的医疗环境，对于这样一个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作家，陕西省―定要给他最好的治疗。在省委的直接关怀下，路遥从延安转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此时，重病在身的路遥衰弱得再也不能回延川，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直到他病逝。
辞世的路遥又回到了母校延安大学。他永远躺在故乡的大地上，这里有他的雕像和纪念墓碑，和他永远说不完的故事。而关于北京知青的故事和那个激情岁月的年代，也永远留在了县委书记雷增寿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