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管理思想，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讨论，是在战国展开的，然而，早在西周，其礼治思想中已经包含了人性因素在内。儒家子思学派对人性的论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自周礼的渊源。
子思学派认为，人性源于天，即《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失去人性，就不再是人。所以，人性隐含于生命之中，它存在着却不外露。外露的，是人性的表现方式――情。外物作用于人，人就会表现出喜怒哀乐等情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由此，“性情”成为固定的词语搭配。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但却表达出不同的情感。把性情放在同一范畴来理解，至为重要。一旦把性情对立起来，就会走上歧途。
按照子思学派的观点，人性是一样的。“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这种观点，强调了人性的普遍性，但却不能说明人性的个别性。于是，“心志”就成为理解人性的一个关键，人性的外在表现不一样，不是人性不一样，而是用心不一样。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称：“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礼乐刑罚，其作用就在于校正人的心志方向。尤其是在嫡长子继承制和宗法制的制度背景下，如果统治者像纣王那样心志偏邪，就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教育尤其是对统治者的教育至关重要。《大戴礼记。保傅》强调，周成王年幼时，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其身体，傅之德义，导之教训，使接班人“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由此，也引出了后世儒家强调的教化之道，靠的是耳闻目睹的濡染，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灌输。对于情感，并不一味排斥，而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志”制情。
性与情具有一致性，然而率性放纵，就会以情害性。周礼的作用，是控制性情的适度。由此，产生出早期对“中庸”的解释，即用礼仪节制人的性情，使其达到“中和”。《中庸》归纳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人之所以把这一段话作为儒家教育的入门必读，而且需要反复揣摩，深刻领会，就在于这段话表达了礼治的逻辑关系。
由性情到中庸，构成后代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逻辑：人性得自于天命，具有不证自明的性质；性外露为情，由于外物环境和条件差异，人的情感是不一样的；人的行为是同人的喜好紧密联系的，正是人的喜好，引发了人的行为，而不断重复的行为会形成习惯；制约情的是心志，心志需要通过教化来端正；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就是“中”，端正的心志可以把情控制在恰当的度上，就是“和”；度的适当，就是中庸。孔子把它简约概括为无过无不及。礼仪，就是用来实现中庸的制度规范。许多人谈及中庸，往往把它同折中、模棱两可混同起来。按照周礼以及孔子的观点，中庸不是稀泥抹光墙，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寻找恰当的度。
从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效果的关系分析来看，源自周礼的儒家管理哲学，同马斯洛、麦克利兰等西方学者提出的需要理论具有类似的逻辑。但是，周礼强调的是对情感的约束，而不是对欲望的满足，所以，礼治最终在逻辑上走向克制人欲以保持性情纯洁的修养之道，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满足欲望激发效率增进社会财富的发展之道。这是中国的管理哲学在源头上同西方管理哲学的分水岭。（据《管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