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结婚方式中，要送聘礼、摆酒、买家具、要有房子等。借钱娶老婆，这是很常见的事。 传统观念中，结婚必须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同时并不提倡自由恋爱和结婚。这种情况下，在以家族为中心的体制下，婚姻关系在亲权的干预下其牢固度是很强的。结婚就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两个家族问题。光耀祖宗的文化观念下，双方家族都希望婚姻大事情办得隆重、体面等。彼此之间攀比，从而把结婚成本推高了。很多女方家长认为，如果对方不给一定聘礼，不把婚礼办得隆重，让女儿嫁得体面，否则就不答应这门婚事。
在男女双方初步达成婚姻意向后，由男方向女方支付一笔数目可观的礼金。如果女儿嫁出去了，就不可以随便回到娘家了。“父债子还”，但不会让女儿和女婿来承担。嫁出去的女儿，一般情况下，无须再赡养自己的亲身父母，同时也再不享有继承权。聘礼就相当一次性购买了女儿的劳动力，从而拥有对妻子一定产权。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女性婚姻地位就无法和男性平等。毕竟，妻子是丈夫购买回来的劳动力，就应该听从丈夫的安排。这种聘礼制度下，娶老婆成本就增加很多。
结婚成本偏高还和亲权强势有关。如果结婚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很多成本都可以降低。一对年轻人，本来打算结婚，但是丈母娘却不同意，前提就是这个准女婿还没买房。这种强势亲权干预，本来不应该发生的成本，也成为真实成本。传统社会，男方家长在儿子很小时，就给他准备娶老婆的钱，或者选择童养媳方式。造成这种现象，很大程度取决于家长对子女拥有占有权很大。因此，一对青年男女，就很难摆脱父母管制。
结婚是两个人事情，但是为何需要男方埋单？很多人看法就是，作为男人应该承担责任，就必须为之埋单。一直以来，道德观念就赋予男人很多责任，要求男人赚钱养家，承担起照顾妻子的责任。其实，要求男人承担更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误传。父权社会里，丈夫地位比妻子地位高，娶老婆可以理解为一种购买劳动力。夫妻之间，本质上就是老板和工人关系。妻子在家庭照顾子女，这是一种劳动。这就是包吃包住的模式，因此要把这个老婆服务好。封建社会里，丈夫可以休妻，就是一种体现。妻子在经济上无法独立，自然社会地位就要低。当然，夫妻之间也有感情，但是始终无法摆脱这种雇佣关系。
在农业社会里，父母控制着土地，土地往往成为生存之本。如果子女造反的话，就会丧失生存空间。如果父母不给你分地，那么就很难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就没有造反的客观条件，为了生存，只能放弃自由权利，服从父母的安排。后来工业出现了，就给年轻人造反的机会，可以离开父母去打工。父母不可能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控制子女。从内生变量来看，这就是经济发展导致生活方式变化，从而导致个人选择空间越来越大。从外生变量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受西方文化冲击，观念也发生变化。就拿同居来说，人们能够选择同居，很大程度取决生活结构发生变化。如果人们还是生活在熟人社会的村庄里，没有几个人敢选择同居。
背井离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子女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长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这种生活结构方式，从而导致亲权被弱化了，子女对婚姻做主能力增强。家族力量对婚姻作用越来越薄弱，同时两个人之间力量却突出。婚后就越来越私人化，从而让两个人有了更大决定权。准女婿也就敢不买丈母娘的帐，从而降低结婚成本。
西方社会里，结婚往往是个人事情，并不是到处张扬。他们看来，只要两个人合适的话，就可以选择结婚了，并不需要双方家长认可。市场化越发达地区，男女关系就越平等。男女都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因此就不会把婚姻当作一种谋生方式。同时，也可以很大程度避免了结了原本不应该结的婚，原本应该离的婚而没有离。既然两个人地位是平等的，就不存在传统社会里所谓的购买劳动力，也就没有中国文化里的聘礼。
尽管中西文化存在差别，但是内生变量会导致中国婚姻方式也会与西方社会殊途同归。随着市场化不断发展，女性地位不断提高，对婚姻追求方式就有所不同。女性经济上独立之后，就可以减少一些为了生计而结了原本不应该结的婚。结婚就成为两个人合伙关系，而不是资本雇佣劳动力的关系。既然不再是资本雇佣劳动力，聘礼就失去原本的意义。同时，再加上养老制度完善，聘礼趋势将会消失。
性别失衡也导致娶老婆难，从而推高结婚成本。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结婚成本应该是不断下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的，交易成本越高，人就越穷，交易成本降低一点点，人民生活就会快乐很多。因此，只要婚姻交易成本降低一点点，两个年轻人就会幸福很多。
石帆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