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民歌《东方红》，用朴实的语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深情，旋律好记，歌词简单，情感真挚，成为红歌中的经典曲目。
长期以来，歌曲《东方红》的曲调被中国百姓视之为陕北民歌，然而有声音认为取自晋西北民歌《芝麻油》，对原创词作者也一直有多种说法。历史的当事人已作古，我们试着揭开历史的谜团，还原历史的真实。
“佳县二李”在词作者署名上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方红》在词作者的署名上出现过传奇性的变化：1949年至1950年只注明“陕北民歌”。1951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陕北民歌选》中收录的《东方红》的前身《移民歌》作者是李增正。1952年上海万叶书店印刷的《中国革命民歌选》和1953年新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民歌选》中所收录的《东方红》的作者仍是李增正。
1944年3月11日的《解放日报》在文章《移民歌手》中，全文披露了李增正编写的9段歌词。据记者陈伯林报道说陕北葭县（原佳县）1942年遭旱灾，边区政府组织70多位贫困农民向南移民开发荒山，李增正是副队长，路上有的移民想家，平时擅编秧歌的李增正说：“咱们在路上红火些，大家就不想家了。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咱就编个《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即《移民歌》）的歌来唱吧。”记者陈伯林在报道李增正时，还将歌曲的9段歌词和所用《骑白马?挂洋枪》的曲谱（即《白马调》）全部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一下子这首歌就唱开了。这首《移民歌》曾被多位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通过不同途径采录下来，后来收进公木（署名张松如）与何其芳共同编著的《陕北民歌选》一书。
1952年，陕西省委与绥德专区召开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李有源在会上作了“我是怎样编写《东方红》的”发言，随之成为新闻人物，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上。自此，李有源取代了李增正，成为《东方红》的当然词作者。在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一致欢迎李有源为文代会编唱一个秧歌。当时，李有源对大家突然提出的要求有些紧张，但他镇静一下又稍加思索，就随口唱道：“人民高，人民贵，人民参加文代会，人民的意见最宝贵，人民的江山万万岁。”歌声一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佩服他即兴创作的能力，地委的一位负责同志高兴地说：李有源真是一位天才的农民歌词作家！在会上，李有源获得了奖旗、奖章和奖金，大家称誉他为“人民歌手”。
陕北是民歌丰富的地方，在民歌之乡长大的李有源，听惯了民歌的抒情、活泼的节奏，也听惯了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歌声。他还酷爱画画、拉板胡、弹三弦，尤其爱好秧歌。李有源在生产和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开始用民歌形式去反映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曾满怀激情编创了许多民歌、快板、小剧宣传革命，是方圆远近闻名的多才多艺的人。
李有源把《东方红》的词曲配好后，先教给了他的侄子李增正。李增正是葭县有名的“伞头”。人常说，宁领一军，不领一会。秧歌队是临时组织的，人多口杂，很难领导。要领导好，既要有领导艺术，又要有威信。作为伞头的李增正清楚地知道这些，他和秧歌队员有说有笑，该活泼时十分活泼，该严肃时十分严肃，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他还能和乐器队配合得十分默契，大家都很尊敬他，听他的指挥。1943年春节，张家庄秧歌队到葭县演出，天生一副好嗓子的伞头李增正第一个在公众面前演唱了《东方红》，成了《东方红》最早的传唱者。
记述李有源编写《东方红》的文章曾被编入中小学教材，拍成电影。1955年5月，李有源患肝硬化不幸去世，时年52岁。李增正于1977年去世，时年59岁。李有源病逝20年后，文化部为佳县划拨专款，佳县文化馆修葺李有源墓，在所立的墓碑上书“《东方红》作者（应为‘重要传唱者’）李有源之墓”。
后因词作者有争议，刊用《东方红》时多只注明“陕北民歌”。在1956年的《人民音乐》杂志第2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王鼎南的文章《为什么不写出〈东方红〉词作者的姓名？》，文中指出：“长久以来，我有一件事感到很奇怪，也感到气愤。歌曲《东方红》的词根据报刊报道说是陕北农民李有源同志1944年创作的，曲子是用了一首陕北民歌。既然是这样，那么……”随着王鼎南的这一质疑，公众的焦点再次转向词作者。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耳熟能详的《东方红》出自陕北歌手李有源，而事实上原创作者却另有其人，他就是一位普通的小学语文教师――李锦旗，生前系青海省西宁市农牧局长。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默默无闻客死西安的词作者，没有随着颂歌的唱红让人熟知，反而因此曾遭受了牢狱之灾。
曲源与创词作者的真相
1944年秋的一天，延安的一批文艺工作者为创作一部反映移民工作的歌剧《下南路》，到陕北葭县体验生活。进入乌龙堡，忽然，附近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雄壮的歌声，曲调亲切、新鲜。他们循着声音找去，看到两位青年人正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教唱歌的青年就是当时的“移民模范”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俩。于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对他们进行采访。参加采访的有贺敬之、刘炽、张水华、于蓝、张鲁、关鹤童、马可等。
据刘炽生前回忆说：“1937年初，我就听过。当时，我在红军人民剧社当小演员。剧社里有个叫方宪章的演员，他在进入红军人民剧社以前，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他会唱很多山西民歌，拳也打得好，他教给我唱了一首晋西北民歌《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哟，我的三哥哥……’1938年，安波等人还用这个调调填上新歌，歌名《骑白马?挂洋枪》，内容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情歌，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咳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采访了李家叔侄后，刘炽他们认为，李家叔侄唱的《移民歌》正好与移民有关，就把它用在了《下南路》中。后来到了葭县，在演出之余，刘炽给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葭县县立中学的一位音乐教师说：“这首歌我们早就唱过，是我家附近一所小学教语文的李老师写的。”一听，刘炽愣住了，细一问，这个李老师叫李锦旗。
李锦旗是葭县黑水坑村人，出身于革命家庭，父亲和哥哥都是老红军、共产党员，父亲还是农协会会长。1941年，李锦旗毕业于延安边区师范学校，后回葭县通镇完小任语文教员，兼任音乐教员。由于李锦旗来自延安又是共产党员，思想很活跃，嗓音也好，在学校给学生教了不少抗日歌曲，因而学校的歌咏活动在葭县闻名。
原来，《移民歌》歌词是他1943年上半年在葭县通镇完小工作时编写的。据李锦旗生前回忆：“当时校领导分配我代音乐课，因我是延安边区师范的学生，在延安学习工作时对流行的一些进步歌曲还可以唱几句，当教师也只不过是‘歌贩子’，时间长了，再也没有什么新歌子贩卖了，就自己动手编写起来。”
在延安时，李锦旗听到有日本、菲律宾、朝鲜、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东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志都来延安学习，“所以我想东方是有希望的，将来的东方一定要红起来的，这就是我编这歌曲的出发点。由于有了这个想法，再琢磨着东方怎么样才红起来，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袖如：陈独秀、王明等的错误路线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领导才遭挫折的，因此说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东方是红不了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东方也是红不了的；没有一个革命的军队东方还是红不了的。根据这三种想法编写了这歌词，调是采用了《骑白马?挂洋枪》的调唱的”。
他考虑了好几天，终于编写出了3段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嗨呀！哪里人民得解放。八路军在前方，辛辛苦苦打东洋，和那友军比起来，呼嗨呀！他们还是辛苦得大。”词写完后，经过校领导和县委宣传部的同志看过，都认为很好，希望能配个曲子给学生们教唱，但是选了好多陕北民歌小调，唱了后总觉得不相配，不好听。直到后来选定了《骑白马?挂洋枪》调，把词往曲调里一套，唱起刚合适、情绪也吻合。
在教唱的过程中，李锦旗总觉得第3段编的不够理想，再者这3段最大的缺陷是：没有马列主义思想作指导，东方也是红不起来。因此又修改了第3段，并新编了第4段、第5段：“红色军，爱人民，武装斗争称英雄，为了解放全中国，呼嗨呀！处处想着灭敌人。红太阳，革命的人，马列主义放光芒，她的思想指方向，呼嗨呀！照得人民亮堂堂。”
这样，李锦旗认为歌词就比较完整了，每段都有指导思想，每段都有红色的意思，“后两段没有连结在一起教唱，印象不深，于是人们总以为歌曲只有3段”。李锦旗回忆说，三百多完小学生很快学会了这首新歌，并在县城内传唱开来。
李锦旗曾回忆说：“歌词是我自己编写的、唱的，以后马可同志又编写了第3段‘毛主席，爱人民……’把原有的军队一段删去了，这时我还在通镇完小工作，情况我都知道，可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人民教师，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移民是件大事，我不能和李有源同志他们一般计较，影响运动，当时我一直没有吭过气。”
在“文革”中，李锦旗无意间说起《东方红》的词是他作的，为此背上“冒充作者”罪行，戴上“政治骗子”的帽子，遭受了牢狱之灾，受尽折磨。“文革”后，他曾为讨要公道而赴京上访，但最终为顾全大局而忍辱放弃申辩。
1998年，李锦旗因患绝症去世，刘炽也与世长辞。据刘炽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东方红》歌词作者是李锦旗和公木等，跟李有源没有多少关系。
李锦旗被作为《东方红》词作者首次对外公开，是在1992年前后。1992年，《火花》杂志第7期发表了一篇谷威撰写的《东方红词曲“原籍”新考》。该文最早提出：据刘炽同志考证，“移民模范李有源和他的侄儿李增正唱的6段《移民歌》是佳县一语文老师（指李锦旗）所作，第一段是‘东方红，太阳升’原词，后来人们感到内容有些单薄，又填了3段歌颂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内容，成了9段《移民曲》……”从该文发表开始，《东方红》歌词作者出现了“李锦旗”所作一说。
红歌的诞生地是陕北还是沈阳
1945年9月，公木与东北文艺工作团的全体成员从延安出发，浩浩荡荡地向东北进军。几千公里的路程全部是步行，行程50多天，平均日行30多公里，多时达到50余公里。
他们一路上说说笑笑，歌声不断。除了唱些现代歌曲，也经常即兴编唱顺口溜、信天游。公木在行军途中，曾写过一首短诗《出发》，共有37行。开头两句便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而结尾则是：“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据公木生前回忆，这是在唱《移民歌》时顺势联唱下来的。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将成为后来的名歌《东方红》的一个唱段，他说不必说这就是他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是听了大家这么唱，他才这样写出来的。在行军途中，为了排遣一路行军的枯燥，曲调朴实优美、歌词朗朗上口的《移民歌》被同志们反复传唱，有的人在唱完第一段之后，又乘兴编了一些新词接连着唱下去。
文工团徒步横跨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5省，于1945年10月24日抵达沈阳。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东北文艺工作团打算过几天后召开祝捷会，需要准备一些节目。这时，大家想到《移民歌》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句子，决定把它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于是由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几位工作队的同志聚在一起参与歌词创作，由公木执笔负责记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了4段，之后公木又对歌词进行了整理修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达儿哪达儿亮，哪达儿有了共产党，哪达儿人民得解放。/共产党，老百姓，民主联军子弟兵，军民合作心连心，保家卫国享太平。”
凑成4段后，由刘炽在《骑白马?挂洋枪》的曲调基础上，略有加工。1945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文工团登台演唱，连公木这样的一些平时根本就不会唱歌的同志也跟着上台充数，摆摆阵势。这次演出，报幕词就是《东方红》――“陕北民歌”。于是，《东方红》这首歌名就在沈阳诞生了。在此之前，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其他解放区，都还没有以“东方红”三字命名的歌曲。
1946年夏秋间，当时公木已调到东北大学工作，东大校长办公室主任黄耘向公木要歌词，公木就另外写下4段《东方红》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儿哪儿亮。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他给人民出主张。/共产党，解放军，中国人民的解放军，处处为着老百姓，呼儿咳哟，家家都过好光景。/全中国，老百姓，坚决拥护解放军。军民合作一家人，呼儿咳哟，消灭蒋匪享太平。”
内战逐渐打起来之后，这首歌曲在解放战争气氛中传唱，曾由黄耘编进《东大歌唱集》。1946年春夏，长春、哈尔滨等广播电台也曾播唱过这首歌，报名“陕北民歌、张松如（公木）改词”。
东北文艺工作团在沈阳集体改写并由公木执笔整理的《东方红》，就是以后被正式肯定、全国传唱的《东方红》歌曲的初稿，传唱中有变动，但不大。在延安时，作曲家贺渌汀曾把《东方红》编成混声合唱曲多次演唱，受到广泛赞誉。但由于过多的强调了它的民歌色彩，作为颂歌就觉得不够满足。1951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夕，作曲家李焕之又一次改编了此曲，放慢了速度并运用转调手法使音乐得到进一步升华，音乐形象更显辉煌。《东方红》作为一首颂歌也基本定型。
经典红歌的传唱凝聚“集体的智慧”
人们一般认为，《东方红》取自陕北民歌，诞生在黄土高原的山坳里。经考证，原曲实为一首名叫《芝麻油》的晋西北民歌，原本是一首典型的情歌小调，在抗战时期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演变成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民歌《骑白马?挂洋枪》。随后，由李锦旗再次填词将其改成《移民歌》，由移民模范李有源和李增正叔侄传唱出来，其中李有源是这首歌的重要传唱人。
以后，又由参加挺进东北干部团的文艺干部队的公木等人重新填词，正式命名为《东方红》，由东北文工团在沈阳首演。从此，这首抗日战争时期新民歌的代表作传唱了数十年，成为歌唱人民领袖的一首代表性歌曲。
进入1960年代，《东方红》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15周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不仅以《东方红》命名，而且将这首歌改编成交响合唱曲，用于全台戏的序幕。当时，注明“李有源词，李焕之曲”。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其场面之盛大，演员之众多，气势之恢宏，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接着，这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拍摄成的电影更是在全国各地引起观者如潮，《东方红》成了那一时代文艺界空前的盛举。
1953年10月，日本西官市“虹之会”合唱团的十多人给李有源寄来一张演唱《东方红》的照片，并联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东方红，太阳升，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歌曲，我们想，这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歌曲。”此后，《东方红》这首歌曲，便飘洋过海。
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兼保健医生的王鹤滨老人认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东方红》从1944年初现，到1945年的定格与传唱，其间数易其词，客观地说应该算得上集体创作了，比如词作家公木先生等人在最终的定稿工作中也花费了大量心血。其实，无论李有源、李增正还是李锦旗，都曾为《东方红》的普及与传唱付出过很多努力。
（选自《2010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耿立 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