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学术界一直以为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首刊于《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其出版时间1909年11月7日也被当作中国“敦煌学”的起源日期。本文梳理并研究了罗文在1909年内的各种版本，认为罗文应写成于1909年9月29日，随后交董康诵芬室刊印，10月3日印成的诵芬室本才应是罗文的第一个刊印本，即原始版本。此后出现的罗文各种版本，包括11月1日出版的《燕尘》本、11月1一11日间连载的《民吁日报》本、11月7日出版的《东方杂志》本、11月12日出版的《朝日新闻》简略日译本、11月13日至12月12日间出版的广雅书局本等，均源自诵芬室本。
关键词：罗振玉；伯希和；敦煌写本；目录；版本
中图分类号：G256.1；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059一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学者罗振玉(1866―1940)撰《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以下又简称“罗文”)，是他于1909年秋在北京为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编写的一个简目和简述。罗文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篇有关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文章，在“敦煌学”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过去一般认为，罗文首刊于1909年11月7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上。故而数十年来有关“敦煌学”著作中，多将“1909年11月7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视作中国“敦煌学”的起源日期。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颜廷亮先生独具慧眼，早已看出罗文有异版。1993年出版的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中，附录颜先生所编《主要参考著述目录》“(二)主要论文部分”，揭示罗文刊登于《东方杂志》第6卷第lO期之前，已发表于“《民吁日报》己酉(1909)九月(11月)”12]。我们根据颜先生的提示按图索骥，可在1909年11月1日、11月2日、11月3日、11月8日、11月10日、11月11日出版发行的6期《民吁日报》上，在其“要闻”栏中找到分6次连载的罗文。只是《民吁日报》刊登该文时，大标题变换为《呜呼祖国之文物》，原标题改成副标题，因而长期未能引起研究者注意。正是在《民吁日报》连载罗文的间隙，1909年11月7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上，一次性刊载了该文的全文。若论首发时间，罗文的《民吁日报》本比《东方杂志》本提前6天，可以说《民吁日报》本早于《东方杂志》本。
遗憾的是，颜先生的这一重要发现，一直未被重视。相关“敦煌学”学术史著作中，仍旧只提罗文之《东方杂志》本而忽视其《民吁日报》本。更有甚者，许多“敦煌学”著作中，尤其是2009年前后为纪念中国“敦煌学”100周年而出版的一些著作中，为突出强调《东方杂志》本出版时间之早，竞不顾阴历日期(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和阳历日期(1909年11月7日)之间的换算关系，时常出现“1909年9月25日”之类混杂使用阳历、阴历的常识性错误。有鉴于此，颜先生于2010年又写出《敦煌学史随笔：敦煌学史上的第一篇论文》一文，提交到2010年4月在浙江大学举办的“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颜先生的文章虽谦称“随笔”，但贡献不小，一方面彻底纠正了学术界表述《东方杂志》本发表时间时存在的阳历、阴历混杂使用错误，另一方面再次强调了《民吁日报》本的重要性。当然，颜先生文章中也存在一点小小的不足，即将《民吁日报》本的连载次数统计为5次，而遗漏了1909年11月8日连载的第4部分。
受颜先生大作的启发和指引，笔者对罗文的版本问题进行了一次初步研究。首先，笔者完全赞同颜先生的观点，认为《民吁日报》本早于《东方杂志》本，其重要性值得显扬；其次，笔者进一步认为，罗文的版本问题比较复杂，不只是《民吁日报》本和《东方杂志》本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而且还牵扯出该文更多的版本。对罗文已知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或许有助于探明中国、日本“敦煌学”的起源时间问题。为此目的，笔者不揣简陋，将自己对罗文版本问题的粗浅认识整理成这篇小文，意在抛砖引玉。
二罗文的写作经过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攫取大量珍贵文
罗振玉《呜呼祖国之文物――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1)，《民吁日报》，1909年11月1日，第30号，第3页；《呜呼祖国之文物――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2)，《民吁日报》，1909年11月2日，第31号，第3页；《呜呼祖国之文物――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3)，《民吁日报》，1909年11月3日，第32号，第3页；《呜呼祖国之文物――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4)，《民吁日报》，1909年11月8日，第37号，第2页；《呜呼祖国之文物――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5)，《民吁日报》，1909年11月10日，第39号，第3页；《鸣呼祖国之文物――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6)，《民吁日报》，1909年11月11日，第40号，第3页。物后，于1908年5月27日离开莫高窟，于10月5日到达北京。随后，伯希和将绝大部分中亚考察所获文物通过海路船运方式送回法国巴黎，只随身携带数十件他最感兴趣的敦煌写本文物，一防海路运输风险，二为自己今后一年内录副、研究、刊布之用。随后，伯希和离开北京，于1908年12月12日返回法属安南河内。1909年5月21日，伯希和离开河内，计划先往中国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汉文图书，然后再取道俄国返回法国巴黎。
伯希和于1909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上海、江宁等地活动，拜访了清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1861―1911)及其所聘美籍新政顾问约翰?卡尔文?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等人，向他们透露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之事。1909年6月9日，伯希和离开江宁，取道上海、天津，至迟于1909年7月10日到达北京。伯希和到北京后，在东城东单以南租住寓所，具体位置应在东西走向的苏州胡同与南北走向的八宝楼胡同成直角相交处的附近。伯希和在此后3个月间蛰伏于此，每日出没于琉璃厂等地，与中国古书商、收藏家打交道，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买图书。伯希和到达北京之前，清廷于1909年6月28日改任端方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伯希和到达北京之后，端方也于1909年7月23日到达驻节地天津。此后，端方及其幕僚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与伯希和有交往。端方在京活动期间，还“以洋员福开森近年办理交涉颇资得利，因特奏请赏加二品顶戴，以示奖励”。于是福开森也至迟于1909年8月26日从上海来到北京，一来领赏，二来辅佐端方。福开森到北京后，与伯希和重聚。由于端方及福开森等幕僚都与北京政、学界及收藏界有密切的关系，伯希和在敦煌获宝并随 身携带部分写本的消息逐渐传播开来。
北京收藏界中，最早探知伯希和手握敦煌唐人写本消息的人，是清大理院推丞、学部咨议官兼度支部清理财政处咨议官的王式通(书衡，1864―1931)和刑部主事董康(授经，1867―1947)。其中董康号“诵芬室主人”，因其自1890年定居北京后，便在宣武门烂漫胡同(今作烂缦胡同)法源寺的寓所内设诵芬室，遂以“诵芬室”为室名。董康诵芬室不仅藏书，而且揽养大批手民，成为著名的刻书、印书之所。当王式通和董康获悉伯希和获取敦煌写本的情况后，又得知福开森与伯希和相善，遂请福开森出面介绍，得以拜见伯希和并参观了一部分敦煌写本。翰林院侍读学士、国史馆总纂障毓鼎(1863―1918)在其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记载：
伯希和充东方学会长，……尚余残书数束，携以来京。王书衡、董授经侦知之，乃介一美利坚人以见伯希和，因得假观，并用摄影法付印。
王式通和董康确认伯希和搜集品确系唐代写本后，便计划邀请同好者结社集资，为伯希和搜集品拍摄照片，最终由董康诵芬室印行。为此目的，董康力邀其好友罗振玉参与调查工作。
罗振玉时任学部参事、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1909年8月26日刚从日本返回北京。当罗氏从董康处听说伯希和携敦煌唐人写本留京的消息后，便约若干好友同访伯希和。罗氏拜访伯希和的时间，据罗氏晚年自述《集蓼编》记载：
乃以中秋晨驱车往。
宣统元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即1909年9月28日，我们可将罗氏与伯希和会面并参观敦煌文物的时间确定在该日上午。伯希和在接待罗氏的过程中，讲述了有关敦煌藏经洞的信息，出示了自己随身携带记事簿、写本标题简目等，展示了手边的一部分敦煌写本。罗氏边听边看边记录，回家后便将所闻所见整理成一篇记述短文，实际上是一篇简单的记录和目录，定名为《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罗文中首先简介了“敦煌石室”概况、藏经洞发现经过以及伯希和获取写本的过程，后分两部分记录文献目录。第一部分根据伯希和简目著录31项，标明“以上各书，均已送回法国”；第二部分根据亲眼所见著录12项，标明“以上诸书，皆目见”罗文没有标明撰写时间，但据罗氏前记中所说“昨往观，将所见及已寄回之书目，略记于左”一句话，可将该文的完成时间定在罗氏拜访伯希和的次日，即1909年9月29日。
三罗文诵芬室本的首发
罗振玉在董康指点下拜访伯希和，写成《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首要目的是为王式通、董康发起的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的计划而服务。因此，罗文撰成后，采取最便捷的方法，立即交由董康自家的诵芬室刊印成单行本，以便尽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罗文诵芬室校印单行本，一共8页，文末署名“罗振玉记录”。由诵芬室刊印的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是该文的第一个版本，可视为原始版本。
罗文诵芬室本一直被学术界忽略。仅有日本神田喜一郎(1897―1984)在其《敦煌学五十年》一书中强调过罗文诵芬室本的重要性。神田氏文中说：
在中国，敦煌古书的发现也是刺激了当时学者的一个重大事件。对这一研究特别热心的罗振玉先生，很快就发表了前文屡次提到过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这篇文章只有8页，极为简单，但却是敦煌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最早的文献。由于这篇文章是由诵芬室校印的，我想应该是董康先生印刷的吧。
而且，神田氏在收录该文的同名论文集中，还影印了罗文诵芬室本的首页(第1页)和尾页(第8页)。遗憾的是，神田氏《敦煌学五十年》一书的高野雪、初晓波、高野哲次中译本，却在翻译这段话时添油加醋，误译如下：
敦煌古书的发现在中国无疑也是刺激当时学者们的重大事件。前文已经提到过热心研究的罗振玉先生立即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这大约是1909年7月或8月的事。文章只有短短的八页，但在敦煌学历史上却是值得纪念的最早的文献。文章是由诵芬室校印的，我想应该是董康先生负责印刷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1909年的9月号立即转载了这篇文章。
其中关键的两句话，即“这大约是1909年7月或8月的事”一句，以及“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1909年的9月号立即转载了这篇文章”一句，都是神田氏原文中所没有的，纯系画蛇添足，必定会扰乱学术界对罗文首发时间的判断。
罗文诵芬室本未标明刊印时间，但我们可以推知。罗振玉拜见伯希和4天后，即1909年10月2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九日)给学部咨议官汪康年(1860―1911)写信时说：
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在甘肃嫩煌县)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
信文提到“弟有《石室书录》数纸”，肯定指他刚撰写完毕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一文；又提到“随后印成寄奉”，说明当时罗文正在诵芬室校印中。据此可推，罗文诵芬室本的印毕时间，应在罗振玉1909年10月2日给汪康年写信后不久。
1909年10月4日晚，王式通和董康召集一批对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感兴趣的政、学界人物，在北京六国饭店为伯希和举办公宴。据参宴者恽毓鼎在其1909年10月4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记录说：
酉刻(17时至19时)，赴六国饭店，公宴法兰西人伯希和(字履中)。……书衡、授经大集知名嗜古之士二十余人，宴伯希和以志奇遇，余亦与焉。
罗振玉虽因病缺席，但宴会上应该给每一位参宴者都分发了罗文诵芬室本。我们将罗文诵芬室本首发于1909年10月4日，主要理由如下：(1)、罗文诵芬室本的首要用途，就是为有志于结社集资刊印敦煌写本的人提供信息；(2)、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在涉及伯希和敦煌考古事时，多处文句显然取自罗文；(3)、恽毓鼎1909年10月4日晚参加公宴后，10月5日忙了一整天杂事，10月6日(八月廿三日)突然“致安徽沈子培……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所提沈子培即时任安徽提学使、署安徽布政使的沈曾植(1850―1922)。恽毓鼎给沈曾植写信附寄“石室书目记事八纸”，必定指罗文诵芬室本8页，且有可能得自1909年10月4日公宴上。
既然罗氏1909年10月2日给汪康年写信时，罗文诵芬室本还在印刷中，而10月4日晚上就首发于公宴上，那么我们就可将罗文印毕时间定在1909年10月3日。
四罗文的其他版本
北京各界公宴伯希和一周后，伯希和于1909年10月11日傍晚在前门站登上火车，取道俄国，于1909年10月24日返回法国巴黎。伯希和离华后，从1909年11月1日起，一些中文报刊和日文报刊上纷纷转载、翻刻、引录或略述罗文。1909年内 出现的其他各种罗文版本，均源自罗文的原始版本诵芬室本。
最早全文转载罗文诵芬室本的日文杂志，是北京日侨团体“北京燕尘会”主办的《燕尘》月刊。在1909年11月1日出版的《燕尘》第2年第11号(总第23号)上，发表了北京日本汉籍书店“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879―1951)以笔名“救堂生”撰写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田中氏与罗振玉关系密切，1909年7月还在东京为罗氏做翻译。罗氏回国后，田中氏也返回北京。罗氏拜访伯希和后，田中氏也拜访了伯希和，成为第一个目睹敦煌写本的日本人。1909年10月4日北京各界公宴伯希和时，田中氏也参加了宴会，因而获得罗文诵芬室本。伯希和于1909年10月11日离开北京后，田中氏用日文撰写了《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简介他在北京拜访伯希和以及伯希和在北京活动的情况。田中氏《敦煌石室中的典籍》是日本人所写第一篇关于敦煌遗书的文章，为日本“敦煌学”之滥觞。田中氏在文中说：
由于风闻伯希和氏带来了珍贵的典籍，当然北京的士大夫学者们，还有对古代典籍感兴趣的人们，都络绎不绝地造访伯希和氏的寓所，看到伯希和氏携来的珍品，人们无不惊奇。除了我想根据自己的备忘录记下这件事之外，和我们前后见到这些物品的人当中，罗叔言氏也留下了一篇记录。该氏的看法比我等的看法更为可靠，故录其文如下。
随后，田中氏以日文中套中文的形式，全文套载了罗文诵芬室本，标题和正文未做任何改动，最后署名“罗振玉记录”。田中氏《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全文共6页，而套载罗文就占了4页。从这个角度讲，《燕尘》第2年第11号应是首先一次性全文转载罗文的杂志。
最早分段连载罗文诵芬室本的中文报纸，是近代革命家于右任(1879―1964)在上海主办的《民吁日报》。于右任籍贯陕西三原，向来关注陕甘局势。1909年10月3日，于右任在上海出版《民吁日报》，旨在鼓吹反清。当于右任看到罗文诵芬室本后，决定转载，以揭露因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而导致的敦煌文物外流。《民吁日报》从1909年11月1日发行的第30号开始，到1909年11月11日发行的第40号为止，在其“要闻”栏中，分6部分连载了该文，刊载期号见前述。《民吁日报》每次连载罗文时，均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作为小标题，小标题之前加一更醒目的大字标题《呜呼祖国之文物》，这样做正符合该报一贯以醒目标题呼吁民众的风格。《民吁日报》分6部分连载罗文时，第1―5部分均未署名，只是在第6部分的全文末尾处署名“罗振玉记录”，与诵芬室本相同。《民吁日报》开始连载罗文的日期，与《燕尘》本出版日期相同。
最早全文转载罗文诵芬室本的中文杂志，即1909年11月7日在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第6年第10期。在《民吁日报》连载罗文期间，该期《东方杂志》在“杂纂”栏中全文转载了罗文。《东方杂志》本与其依据的诵芬室本在文本方面大同小异，只是没有在末尾处署名，而是在标题下署名“上虞罗振玉稿”。
最早全文翻刻罗文诵芬室本的单行本，是1909年11月13日至12月12日间(宣统元年十月)莫棠(?一1929)于广州广雅书局活字排印的《敦煌石室记》。据《敦煌石室记》后记中说：
右《敦煌石室记》，罗君振玉撰。予从
布政沈公请观，再付活印，以播异闻。……时宣统改元十月，独山莫棠识于广雅书局。
莫棠于清末在广东任知府，其间与1887年创建于广州的广雅书局有密切关系。莫棠说“予从布政沈公请观，再付活印，以播异闻”。说明他翻刻活印时并非转印《民吁日报》本或《东方学报》本，而是直接依据“布政沈公”手中的罗文诵芬室本。“布政沈公”即署安徽布政使沈曾植，他掌握的原本即恽毓鼎于1909年10月6日寄赠的那册罗文诵芬室校印8页单行本。广雅书局本在标题下署名“罗振玉记录”。
罗振玉于1909年7月在日本访问期间，曾会晤许多日本友人，回国后一直与他们保持通信联系。当罗文诵芬室本印成后，罗氏也陆续将该本寄给他们。其中某氏收到罗文诵芬室本后，将其转给东京、大阪两地出版的《朝日新闻》。1909年11月12日，东京、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出一篇匿名文章，标题为《敦煌石室的发现物――千年古书十余箱，悉由法国人持去》，介绍伯希和获得敦煌写本之事。该文是日本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其开首部分说：
近日，清国学部参议官罗振玉氏遵照
允诺寄给东京某氏一份通报，该通报使学
术界耳目耸动，足可称带来了大发现。
所谓“通报”，即指罗文诵芬室本。通过对比可知，《敦煌石室的发现物》一文基本上转述了罗文，虽在日译时大量增删，但仍可被视为罗文的简略日译本。《敦煌石室的发现物》一文发表12天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教授内藤虎次郎(1866―1934)在1909年11月24―27日出版的大阪《朝日新闻》上分4次连载《敦煌发掘的古书》一文。该文“总说”中说：
关于敦煌发掘物，前不久报纸上曾载其大略，那是根据北京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罗振玉氏所著《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写成的。
此可印证《敦煌石室的发现物》与《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之间的关系。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诵芬室本不仅是中国“敦煌学”第一文，而且也构成日本首发两篇“敦煌学”文章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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