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底，台北媒体竞相报道一则消息，指出蒋经国的孙女蒋友梅将具状控告她的婶母──国民党“中常委”蒋方智怡。蒋友梅指控蒋方智怡处置“两蒋日记”“侵害其他法定继承人权利”，并表示要“采取法律行动，维护所有法定继承人的权利”。蒋经国的孙女“扛上”蒋经国的儿媳妇，声言不惜上法院打官司，蒋家两代后人可能闹上法院，这不免让原本已不平静的台湾政治圈，更添波涛。
蒋家“压得住阵脚”的尊长相继辞世，子嗣与孙辈看待家族事务，多半抱持“置身事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立场，如此态势，反而彰显了蒋友梅为捍卫“两蒋日记”权利不惜与婶母对簿公堂的深层矛盾。
史学“战争”
犹记得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三四年时光（1984～1988年），斯时，蒋经国的大儿子蒋孝文早已因饮酒过量导致低血糖昏迷，智力受创无力插手蒋家公私事务。二子蒋孝武则因外界指摘他涉及派遣特务杀害旅美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蒋经国慑于舆论压力，将蒋孝武“远谪”新加坡，使之无法再干预岛内公务事务。因缘际会，身为蒋经国幺子的蒋孝勇，借着就近照顾卧病的蒋经国的机会，成为台北政坛盛传的”地下总统”角色。年长一辈的国府党政军特高官，都是看着蒋孝勇长大的叔伯辈，年轻一代的高官，年龄与孝勇不相上下。但不论长者或平辈，高官们都要看蒋孝勇的眼色，强人时代，孰敢不奉承意旨？等到蒋经国病逝，蒋孝勇头上那道光环瞬间消褪无踪。蒋经国逝后八年，蒋孝勇于1996年，以48岁的壮龄，死于食道癌。
公公蒋经国、丈夫蒋孝勇八年之间相继过世，无疑是蒋方智怡人生的两次重击。她一肩挑起抚育孩子、承继丈夫未竟之志的重任。蒋孝勇去世前后，李登辉铆足力气鼓吹所谓“台湾优先”“本土主流民意”，意图为“台独”创造有利条件，明显背离了蒋经国生前主张中国统一的政治路线。蒋孝勇罹病前后，曾针对李登辉偏离国民党“正统路线”的问题，向李登辉当局提出措词严厉的质疑与批判，无奈蒋家斯时不仅已经失去话语权，更已经失去政治着力点，“亲蒋”势力也几乎被李登辉全部扫地出门。李登辉执政晚期，已将“两蒋”在台湾建立的政治体制全部瓦解，下台前夕，李登辉更使出重创、分裂国民党的杀手锏，刻意制造两组候选人，将国民党的选票一分为二，民进党得以趁国民党分裂良机，渔翁得利。陈水扁上台以后，继承李登辉晚期“去蒋化”与“去中国化”政策，发挥极致，步步进逼，意图对“两蒋”进行清算。
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掌握了执政权柄及历史话语权，对已经过世的蒋介石，最明显的一次“史观总攻击”，见诸于2007年2月15日。时任“国史馆”馆长的张炎宪，及若干深绿学者，分别以官方及学界角色，对蒋介石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发表措词强烈的攻击。张炎宪称：“台湾会发生‘二二八事件’惨剧，首要应负责者就是前‘总统’蒋介石，因他同意派兵入台展开大屠杀。”由于张炎宪身为官方机构的“国史馆”馆长，他的重炮发言，更引人臆测这是民进党当局有计划的“历史史观清算”与反扑。
众所周知，“国史馆”早在李登辉执政晚期，就从国民党党史会全盘接收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迁台后庋藏的所有重要官方档案，尤其是中外驰名的“大溪档案”，这里面还甚至包含了大量蒋介石家族私密档案。这些档案文献记载着“国府”统治大陆及台湾的一甲子期间，所有重要机密事件的经过。民进党坐拥机密档案的“宝山”，正是放手大胆对“两蒋”、对老国民党，进行“历史总清算”的大好时机。但是，内行人终究发觉，民进党虽然坐拥机密档案“宝山”历时八年，在2007年2月15日──亦即民进党已执政近七年之际，发表的攻讦蒋介石系“二二八大屠杀元凶”的言论，从史学角度而论，学术“含金量”委实相当有限，可说根本缺乏新而有力之文献凭据来支撑。何以致此？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像“二二八事件”这样的单一事件，它的背景也是极端复杂，盘根错节，事变因素多如牛毛，绝对难以用“蒋介石是二二八大屠杀元凶”这么简单的逻辑，就能解释概括清楚。
“传家秘笈”
人们当初可能很难觉察，在民进党执政八年间，这场听不见炮声，闻不到火药味，但是却有明显斗争鸿爪痕迹的史学“战争”过程中，蒋方智怡扮演的“杨门女将”角色，为国民党，为蒋氏父子，乃至为珍贵的民国史学文献保存，做出了无心插柳的巨大贡献。
“两蒋日记”，指涉的是蒋介石、蒋经国两父子的私人日记。其中，蒋介石日记的记载时间跨度，从1917年到1972年，蒋介石从31岁写到暮年的86岁，写到他卧病无法书写时，才停笔不写。时间跨度大，记载内容事项大至析评党国大事，月旦国内外政坛人物，小至家族矛盾琐事、个人日常反省、情欲花边，可谓无所不包。除去少数年份日记由于战争流离而亡佚散失者外，走南闯北的蒋介石基本保存了绝大部分的日记，共55册（一年一册）。由是观之，蒋介石日记是研究民国正史最重要的参考依据。蒋经国日记的历史研究价值，固然不若乃父的日记重要，但是，想了解蒋经国如何安定台湾，如何建设台湾，如何与美国及“台独”势力做当面斗争，蒋经国日记亦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但是，海内外人士不理解的是，既然“两蒋日记”在研究近代史与近代政治史范畴中，具有举足轻重之价值，何以会“流落”外国？难道蒋家后人不相信中国人而要相信外国人，定要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保管？这其中的关键因素与关键人物，就在蒋孝勇、蒋方智怡夫妇。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后，包括蒋经国幺儿蒋孝勇在内的蒋家亲人，均感受到李登辉表现的态度冷暖，让他们难以消受。李登辉在政治立场上，明显偏离了蒋经国生前厘定的方针。蒋经国晚年再三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项政治宣示虽与大陆方面主张的“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在方法上理念上有所差异，但两者都是朝着统一中国的目标迈进。而李登辉却完全背道而驰，要拿他所谓的“大台湾”，全盘取代两蒋时代苦心孤诣营造的“大中国”。更有甚者，李登辉更与大陆渐行渐远，公然制造两岸对立，挑起好几波的紧张抗衡。再者，固然蒋介石父子治理台湾期间，在民间享有清廉的美誉，但蒋家第三代（孝字辈）在“两蒋”在世时，或多或少在父祖辈权力光环照映下，沾到不少有形无形的利益。“两蒋”先后辞世后，光芒却化为一缕轻烟，消失无踪。蒋经国尸骨未寒，他钦点的继承人李登辉就公然宣称要与两蒋建立的“外来政权”分道扬镳，方方面面的“失落感”，促使蒋家后人对台湾当政者不复存有任何幻想，而兴起为逝者移灵与活者出走的念头。
蒋孝勇曾经在其最后岁月，公开力主要把父亲和祖父的灵柩移奉回大陆，不论是移灵南京，或是回浙江奉化老家。蒋孝勇临去之日，仍未达成移灵目标，毕竟受制于几股力量的拉扯。一股力量源自国民党党内，担心一旦“两蒋”移灵大陆，形同失去极具象征意义的“神主牌”，在选举吸票上更显弱势。再者，即使民进党和独派某些人士污蔑攻讦，不可否认仍有为数不少的台湾人对“两蒋”在台湾的建树念兹在兹。更甭提“两蒋”在台湾各重要景点（例如桃园大溪），为地方创造的巨大旅游财源，地方人士绝对不可能同意“两蒋”灵柩迁往大陆。
等到蒋孝勇病逝，民进党执后以后，陈水扁先后主导拆除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大中至正”牌匾，把纪念堂改名为“自由广场”，撤除慈湖蒋介石三军仪队岗哨，桃园中正国际机场更名为桃园机场，在台湾南北各地拆除“两蒋”铜像……这一连串的“去中国化” “去两蒋化”政治动作，看在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眼里，更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
移灵涉及的层面甚广，蒋孝勇生前无法达成奉安大陆的愿望，在他身后，他的遗孀蒋方智怡更是人单力孤，无法成遂丈夫遗愿。但是，处置“两蒋日记”，蒋孝勇却不必担心那么多的变数。
来台初期，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书写的日记已有三十几册，他命令侍从室人员把这些旧日记归档在台湾桃园大溪档案室，每年春季梅雨季节来临之前，侍从室人员都会遵循古人晒书惯例，把蒋介石日记从仓库中取出，在广场上晒太阳，同时也趁机整理防蛀防霉。当年侍从室负责保管蒋介石日记的，是蒋经国的外甥宋时选，宋氏的祖母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姐姐。基于这一层关系，蒋经国派宋时选为机要秘书，并且协助他保管蒋介石日记。因此，每年晒日记及重要私密档案时，宋时选就会来到大溪档案室，亲自以锁匙打开档案柜，差人抬出日记监督曝晒与整理作业。“两蒋”在位时，保密工作非常严谨细致，把日记视之为“绝对机密”，不容许外人阅览，只有像宋时选这种“自己人”，才有资格接触到。
蒋经国逝世后，宋时选辞去日记保管职务，并将那把蒋介石亲自交给他的钥匙，交还给当时形同蒋家总管的蒋孝勇。蒋经国去世当天，有关部门急于通知重要人物赶赴七海官邸，讨论蒋经国身后事，与此同时，蒋孝勇亦忙着整理蒋经国遗留在官邸的重要文档。“两蒋日记”等同两蒋遗命，其重要性蒋孝勇了然于胸，自然把它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父亲去世的同年，蒋孝勇举家移往加拿大定居，国民党党部向来对蒋家父子唯命是从，蒋孝勇从大溪档案室取走蒋介石、蒋经国日记，自然不会有人敢于阻拦。
1996年年初，蒋孝勇在作例行健康检查时，诊断出罹患食道癌。蒋经国长年卧病期间，几乎均由蒋孝勇负起服侍责任，他受蒋经国耳提面命多年，深知“两蒋日记”至关重要。是故，尽管蒋孝勇移居海外，父祖辈的这两巨套日记，始终不曾须臾离开他的照拂范围。蒋孝勇似乎已有预感，有朝一日，假使政敌要运用历史发言权，污蔑“两蒋”人格，摇撼“两蒋”历史地位，那么这两巨套父祖辈的日记，便是蒋家子孙反守为攻，捍卫蒋家尊严的传家秘笈。
历史之重
1996年年底，蒋孝勇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把所有的后事做了细致而明确的交代，包括那两巨套日记。蒋方智怡从她丈夫垂危无力的手上，接过这两套传家宝典，这无疑是一副沉重的历史重担。隔年，在吴伯雄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及“国民党秘书长”的交替过程中，原本由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负责保管的一大批“国府”官方档案，亦即所谓“大溪档案”，正式移交给了“国史馆”。表面上，这样的动作是让史迹典藏回归历史专业，但却又在隐约之间，予人一种印象：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正式斩断“老国民党”纠缠不清的历史瓜蔓，正式告别“老国民党”时代。
李登辉毕竟不是蒋介石，他即使有当万年“总统”的心念，机关算尽，六次修改“宪法”，还是无法改变必须在2000年下台的宿命。要不是连战、宋楚瑜鹬蚌相争，两败俱伤，如果连、宋两人任何一个上台执政，受丈夫再三嘱托的蒋方智怡都极可能把“两蒋日记”送交“国史馆”，供作专业治史学者研究之用。
陈水扁执政后，高分贝叫嚷“转型正义”，并且多次针对性以蒋氏父子为头号敌人，蒋方智怡被迫打消将日记送交“国史馆”的念头。 2005年1月10日，蒋方智怡以蒋家代表身分，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签署了“两蒋日记”保管合约，将这两巨套历史文件交付胡佛研究院保管，按照这份合约，蒋方智怡同意稍后将“两蒋日记”开放供中外人士研究查阅。“两蒋日记”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六年后，时至2011年11月21日，蒋经国孙女蒋友梅透过律师，发表一份声明，意谓日记是先人的一部分，作为晚辈的人不应摒弃责任而将日记捐赠他人，此等做法恐有致日记遭他人不当利用之虞。据媒体报道，蒋友梅主张“两蒋日记”宜由中立、不具政治性且受继承人信赖的机构保存、规划出版事宜”。
正如蒋友梅所主张的，“两蒋日记”法定继承人分别为蒋孝章、蒋蔡惠媚、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等九人。蒋友梅与蒋方智怡，双方为了“两蒋日记”，各执一词，外人虽无权置喙，但大多相信蒋家后人会寻得解决之道。何况在李登辉、陈水扁“当政”时期，蒋家后人难免担心一旦“两蒋日记”落入当局手中，很可能拿来曲解历史，污名“两蒋”。在当年那种“危疑震荡”的政治氛围下，蒋方智怡做出“两蒋日记”远涉重洋的决定，未尝不需要一点胆识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