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历史事实和统计数据，观察开放存取运动的产生背景和目前情况，并且探讨一些争议性问题，指出这些争议将随着电子期刊网络化日益完善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而逐渐淡化。
[关键词] 开放获取 开放存储 作者付费模式 商业出版模式 学会出版模式
1 引 言
以电子计算机和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空前，深度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正在见证科学史学家库恩（Thomas Kuhn）所述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科技革命带来思考模式的根本变化[1]。
万维网的出现和发展，使信息传递与交流更加快速简便，形成信息全球整合的格局；它的创立者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说：“已有的学术交流和期刊出版体系受到了挑战”，“对于学术期刊出版模式，互联网革命将产生更为深远和突破性（disruptive）的影响”[2]。
回顾过去的20年，学术传播模式出现了许多变化。 1991年出现了新型电子期刊预印本文献库arXiv，形成学术圈内论文“自我公布存档（self-archiving）”的新型传播模式，迄今不断扩展壮大[3]；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上文献检索已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并广泛应用；到2006年，70%的学术期刊（包括纸质-电子期刊）已能网上获取[3]。随着万维网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学术交流的新模式[4] ，特别是互动性强的学术性社交网站。 电子期刊的推广使得学术期刊有可能通过网上免费获取，同时也因为营利性学术期刊价格高昂，出现了读者免费的开放获取期刊[5]；另一方面，商业出版机构也积极推行期刊数字化，建立了电子期刊的“网上站点特许使用（site license）”，以代替纸质期刊的订阅收藏模式[6]。
然而，上述这些只是“渐进式（incremental）”的变化，并不是人们预期的：新技术手段将带来生产经营模式的“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7]。20年来，学术期刊商业性出版体系运作稳定，许多大型出版集团兼并扩充，所出版的期刊在学术界仍占重要地位；特别是每当图书馆与大出版商谈判期刊使用合约期间，更出现气意见纷纭的局面[8]。于是有人提出疑问：为什么学术期刊商业出版机构迄今尚未解体(disrupted)？。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9]。
电子期刊发展早期，就有学者提出“颠覆性(subversive)”建议：号召专业学者采用简单的新型电子期刊模式来“颠覆”传统期刊模式[10]；随后又有百万学者签名、拒绝向传统期刊投稿的“抵制(boycott)”运动[11]。近年来，“开放存取(OA)”运动推动者日益强调“强制措施(mandate)”，从行政命令上升到游说国会立法[12]。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提倡“对抗争议”、促进科研成果有效公众获取(public access)的政府部门征求意见的圆桌会议[13]。
9年来，OA运动推行学术期刊的“金色”和“绿色”模式[5]，在实践中争议不断[14]。2010年，作为“开放存取运动”最早的电子文献库arXiv，开始向读者收费[15]，不得不采取某种“收费获取(toll access)”模式。另一方面，现今大型传统出版机构旗下的学术期刊，除了基本的“收费获取”模式以外，还添加了“开放”与“收费”混合的所谓“混杂获取(hybrid access)”模式[16]，最近又纷纷出版“轻度同行评议(light peer-review)”的“开放获取”期刊[17]。
有关OA的情绪化争议[18]，近年来在欧洲已有所缓和[19]，并且着重于OA模式实践结果的调查研究，例如欧盟支持的SOAP(开放获取出版研究)计划[16]。有关期刊付费方式的争议，将随着期刊模式适应科技发展提出的要求而逐渐淡化。
上述发达国家OA运动的各种宣传内容，包括推行“OA期刊”、“自我存储”、“强制执行”等等，也成为发展中国家期刊发展的讨论话题和某种程度的仿效对象。
1995年电子期刊开始在发达国家的图书馆大量收藏[3]，发展到现今绝大部分学术期刊已能网上获取[13]。当前需要面对学术论文日益增多、电子期刊网络化更加深入发展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例如，文献更有效的“仓储(repository)”问题[13]；特别是如何确立学术论文交流的标准“仓储记录文本VoR(version of record)”、更完善的文献“相互参照检索(cross-reference)”系统以及如何建立期刊“半永久性获取(perpetual access)”全球网络等。
本文通过历史事实和统计数据，初步探讨纸质期刊向电子期刊转变过程中，OA运动产生的背景和引起的各种争议，并指出社会因素对于学术期刊发展模式的影响。
2 图书馆、学者与出版界之间的互动
2.1 在十字路口
2.1.1 “期刊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期刊的价格急剧增长（见图1a）[20]，远远超过物价指数和图书馆经费的增加；学术期刊的馆藏数量，难以跟上世界学术期刊总量增长的趋势（图1b）。特别是商业出版机构的STM（科学技术医学类）期刊的价格，更是数倍于其他期刊[21]；图书馆在挣扎中维持所需订购的学术期刊，占用了图书馆物料经费的其他份额（见图2）[20]，也表现在单本著作的购置量减少。
按照美国ARL的统计资料[22]，1985-1999年间期刊经费增加270%，而期刊采购量减少6%；部分的单本著作经费挪用于采购期刊，使得单本著作采购量减少26%。在这15年间，期刊每年平均增长9.0%，而单本著作年增长3.9%。
为了应对“期刊经费危机”，ARL于1989年指定完成了两份咨询报告[21]。其中一份报告指出：1973-1987年间，四个最大的出版商的期刊每页平均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距逐年递增2.6%-6.7%，以此估算出1987年期刊的利润率高达成本的40%以上；报告中建议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创办不受出版商控制的期刊，对期刊订购合约作竞争性出价[21]。另一份报告比较激进，在列举了图书馆经费危机的重要数据后，号召由学者自行出版期刊以取代出版商；加强宣传，由现有学会、大学等非营利机构来出版研究成果，替代传统的商业出版期刊[20]。
1996年，在一次ARL的会议上，有人提出由100家成员图书馆各提供1万美元，用这100万美元便可创办10个新的电子期刊，与现有昂贵的商业出版STM类期刊相竞争。在此期间ARL向各有关方面积极宣传游说，包括大学的管理层、图书馆、学会、大学出版社等有关人员。随后于1997年创立了“学术出版与学术界资源联盟(SPARC)”[21]。
当时SPARC的使命是起“催化剂”作用，促进学术期刊市场的竞争机制。通过成员图书馆年度期刊采购计划，支持一些高质量的平价期刊。并且认为，最有效的策略是提供资金筹建学术界自办的高质量平价期刊，针对出版商的高价期刊做一对一的竞争。当时创立了11部新的平价期刊[23]；例如，SPARC支持创办的Organic Letters（有机快报），是针对出版界已成名的期刊Tetrahedron Letters（四面体快报），定价为后者的1/4；到2002年，影响因子超过了后者[21]。
SPARC还支持了非营利机构创建电子期刊集成文库，特别是BioOne（生物学综合文库）的建立[24]。BioOne诞生的基础，是美国生物科学协会(AIBS)的69个学会出版的70余种期刊，其中有许多是学科的领头期刊。在SPARC、美国泛西部图书馆联盟和堪萨斯大学的支持下，创立了整合型生物学期刊文献库BioOne；后者通过互联网提供平价的、高水平的、超链接的论文全文信息库[25]。随后继续稳步发展，到2007年收录整合的期刊扩充为两部分：文献库BioOne 1包括87种涵盖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的“必要收藏”期刊，其中84%的期刊列入IS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论文排行；文献库BioOne 2 包括61种较新期刊，其中许多是国际性的[26]。
SPARC创办初期颇有成效的工作，对于支持非营利性出版机构的发展、对抗商业出版机构的高价期刊，是很好的经验。
2.1.2 颠覆性建议 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兴起，大量电子期刊出现在网上，图书馆界期望新兴的电子期刊模式能够疏解期刊危机。当时ARL出版了《学术期刊在十字路口(at the cross road关键时刻的抉择)》的报告[10]。这是1994年互联网上一份电子邮件形式进行讨论的记录，主题是一位认知学教授哈纳德(Stevan Harnad)提出的“出版电子期刊的颠覆性(subversive)建议”；他以当时异军突起的电子期刊预印本文库arXiv作为范本，号召学者将自己的原创性预印本，通过简单的互联网服务器“自我公布存档(self-archiving)”，使全球学者能够在网上自由获取进行学术交流，成为开放存取模式的先例。
哈纳德认为[10]，这种“学术圈内部(esoteric)”的非营利期刊，免去了传统期刊的编辑发行程序而显著降低成本；“纸质期刊出版者将在学术群体的合作下进行自身改组，并按照电子期刊的低廉价格（每页成本估计小于纸质期刊成本的25%）”，否则只能“眼看学术群体繁衍出新一代的纯电子期刊”。新型期刊的经费“来自预付津贴（作者每页付费、学会会费、大学出版经费、政府的出版津贴）”，而不是来自读者。
讨论中，美国化学学会的代表介绍了学会期刊的首印成本（即纯电子期刊成本）占总成本的84.3%；也就是说，以数字化信息系统为基础编辑出版的纸质期刊首印成本，与相应的电子期刊相差不大。期刊成本构成中最大项目是计算机数字化资源处理系统的相关费用(43.4%)，其中并未包括美国化学学会许诺的期刊半永久性储存所需的费用[27]。
这表明了：上述简单的“学术圈内部(esoteric)”的期刊成本构成，与规模化的传统期刊截然不同；同时，传统的大型期刊正在向电子期刊过渡，并且充分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来改进期刊的编辑、出版、发行过程。
1991年草根建立的arXiv，到1995年已发展成每天流量60 000次的开放存取文献库，并且拥有35 000个用户、涉及70个国家，同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支助[3]。1996年arXiv创办者发表的论文“学术地球村中的胜者与负者”[28]，代表了当时提倡电子期刊模式取代传统期刊模式的思潮。
2.2 欧登堡漫长的影子下
2.2.1 不同学科的预印本交流 然而，在高能物理学界卓有成效的arXiv模式[3]，不一定适合于其他学科领域。表1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使用arXiv模式情况的调查结果[29]；有的学科不采用这种交流模式，主要原
因是该学科的期刊不接受发表过预印本的稿件。学者克林(Rob Kling)认为，推广电子期刊应考虑到“社会因素对于信息交流技术的影响(social shaping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30]；他指出各门学科有着不同特点，并且学术论文必须可信(trust)，要有经过同行评议的公信力。“高能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者乐于迅速广泛交流他们的工作报告预印本，而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主要阅读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论文”[30]。
1999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华默斯(Harold Varmus)曾打算推广arXiv模式到生物医学界，建立全国性开放获取的生物医学电子文献库E-Biomed。然而，经过一年的广泛征求意见和讨论，最后采取一种折衷方式：该电子期刊文献库收录同行评议和编辑出版的期刊与论文，允许所收录的传统期刊在出版后延迟若干时间在网上公开，并且不包括自存档预印本，改名为PubMed Central（公共医学文献中心），形成美国NIH支持的、网上开放获取的生命科学全文文献库[31]。学者克林从“社会因素影响(social shaping)”的角度，分析了上述讨论过程中科学家、教授、图书馆员、大学管理层、基金代理人、政府官员、出版商、大学和学会出版者等各自的行为和互动情况[31]，进一步阐明同行评议和学术可信对于生命科学论文期刊的重要作用。
2.2.2 开放存取运动 1999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Santa Fe召开的会议上[32]，提出以元数据(metadata)为基础的文献编目与存取操作软件，便于分散的“自存档”文献库之间进行文献互操作，实现文献搜索的“无缝(seamless)”链接，形成所谓“典藏(repository)”或文献库；例如arXiv类型的“专业典藏(subject-based repository) ”和大学文献的机构典藏（institute repository）。
2001年12月，在慈善基金机构OSI（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支持下，开放存取国际研讨会召开，起草和发表了“布达佩斯开放存取计划(BOAI)”，并且进一步推广元数据存取软件，规定了通用的“BOAI-元数据收割协议(OAI-PMH)”[5]。这时，电子期刊的推广与科学知识共享的道德信念汇合，形成宣传学术期刊“开放存取(OA)”的运动；呼吁向所有网络使用者免费公开更多科学资源，鼓励科学家以OA方式出版论文，于2003年发表了“柏林宣言”[33]。2000年华默斯离开NIH后，与合作者筹建开放获取的PLoS（科学公共图书馆）杂志；次年，他号召科学家“抵制”向传统期刊投稿，为筹建“开放获取”期刊而开展广泛签名运动。当时有三百万学者签名誓言抵制，然而6个月签名到期后无人付诸行动而一切照旧[11]；因为这关系到学者们的工作评价和研究资助体系，学者最终还是抱保守态度。随后，在OSI和其他基金组织资助下，华默斯和他的合作者于2003年开始建立OA模式的PLoS期刊系列，其宗旨是最终取代传统的“付费获取”期刊[34]。2003年，欧洲分子生物学协会(EMBO)召开了主题为“学术期刊在十字路口”的会议，对期刊模式是“革命(revolution)还是进化(evolution)”再次进行讨论[35]。
2.2.3 商业出版机构的成长 怎样会演变成这种局面，还要回溯到学术期刊的起始。加拿大一位史学与文学教授古东(Jean-Claude Guédon)所写的《欧登堡漫长的影子下》[36]在当时广为流传，他指出了学术期刊对于创新科学知识的“社会登记(social registration)作用”，以及“核心”期刊和“科学引文索引”产生的意外影响――使学术期刊的出版事业从绅士俱乐部变为利润丰厚的大产业。
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官欧登堡(Henry Oldenburg)创办了《伦敦皇家学会哲学学报》，用来记录和传播自然科学中的创新知识。欧登堡的贡献，在于创立了一种学术期刊的模式，“使得知识创新权利要求(claims)的确立过程”变得“清晰”和“透明”，避免了在此以前科学家采用晦涩的拉丁文字谜(anagram)，来宣布自己对某项新知识的首创[36]。
该期刊创立了一种同行评议的集体抉择体系，对合格的原创性论文授予正式刊载出版的荣誉，通过期刊发行广泛传播，确保该知识创新申明的有效性[36]。于是，形成了这样的游戏规则：学者通过种种努力获得的创新知识公之于众，以换取一种荣誉性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37]，后者可转化为工作职位以及各种有形酬劳，包括赞助。
于是，按照传统期刊模式，完整的学术论文不同于论文预印本(pre-print)：它需要通过同行评议、对论文进行筛选和质量控制、确认所发表论文可信(trust)，然后归档；与此同时，作者论文的原创性贡献获得有效认可(validity)，从而提高了作者的学术声誉。
学者作为论文作者，力图把论文发表在威望最高的期刊，形成古东所说的“品牌快速效应(quick-branding)”，以捷径方式取得附加声誉。同时，学者又作为期刊读者，力图广泛阅读最代表性的期刊，尽可能详细了解知识进展的前沿，特别是仔细审核学者自己与他人研究工作之间的界线。
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研究人员和学术论文、期刊的数量指数式急剧增长。图书馆以有限经费最大程度满足读者需要，编选了包括各门学科的“核心期刊”，作为重点馆藏对象。60年代初出现的“科学引文索引(SCI)”，使“影响因子”直接关联到期刊的声誉评价，明确了各图书馆必要购置的各学科“核心期刊”的范围。基于“SCI影响因子”的核心期刊，因其精英(elite)标签，获得附加的期刊声誉。
早先学术论文的出版，都是由学会等非营利机构主持；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会等出版机构已日益不能满足大量论文出版的需要[38]。在此以前出版学术期刊不带来利润，并不引起出版商注意。古东指出[36]：随着一组“核心期刊”的出现――这是各图书馆必要购置的，学术期刊这个过去没有经济利益的领域，突然变成一个“非弹性”的市场，可以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70年代起，出版商开始大量介入学术期刊的出版；表2说明这一时期学术期刊商业出版份额的增长情况[39]。到2000年，科学技术医学类期刊的营业额为78亿美元，其中商业出版机构占68%，非营利出版机构占32% [40]。出版商并购扩大，增强竞争实力而进一步排挤较小的出版机构，并且更有能力创办新期刊，适应新学科分支的要求。于是，期刊出版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型出版机构。根据ISI数据库中7 710种STM期刊的统计结果(1998年)，最大的5个出版商出版的期刊数占总额的37%；出版期刊数大于总额1%的16个出版机构，出版了全部期刊的48%，而出版量小于总额1%的出版机构有2 032个[41]。最近一份期刊价格的报告中（2011年）指出：ISI数据库中将近一半的期刊为 Elsevier、Springer、Wiley-Blackwell、Taylor & Francis和Sage 五大出版商所提供[8]。
2.3 开放存取运动的影响
2.3.1 OA期刊所占份额 随着OA运动宣导者的积极推动，OA期刊成为当今不可忽视的期刊模式。芬兰学者对1 837种期刊（2008年）中出现的OA论文进行统计：由出版者网站上自由获取的论文（包括“纯OA”和“混杂型OA”论文），其数量占论文总量的8.5%；另一种通过搜索引擎能够自由获取的论文手稿本（包括机构典藏和专业典藏论文），其数量占论文总量的11.9%[42]。
仅由“典藏”机构通过搜索引擎得到的论文（所谓“绿色通道”论文），包括未经同行评议的论文和已发表论文的手稿。如果不考虑这部分论文，上述的8.5%份额，与几种常用期刊指南所载OA论文资料的统计结果相近（2009年OA论文占期刊论文总量的5.9%到7.7%）[43]。不仅是数量问题，期刊的规模化程度对出版效率和期刊质量有显著影响。根据学者统计（2010年）：90%以上的OA出版机构只出版1本期刊；50%以上的OA论文刊载于这种仅出一本的OA期刊上[44]。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对学术出版市场的研究报告(2005年)指出：在科技医学类期刊22个不同学科中选出2 707种“顶级(top-tier)”期刊，其中895种由学会、大学等非营利性机构出版（占33%），价格为营利性出版期刊的1/3，并且质量高于营利性期刊[45]。这些都是传统模式的期刊，也是引用率最高、学者阅读最多的。最近的报告指出（2010年），只有11%的OA论文能够载入“ISI期刊引用报告(ISI-JCR)”[15]。主要期刊集中于少数大型传统出版机构的形势未变。图3中表明纸质期刊向电子期刊转变过程中，美国研究型大学图书馆期刊经费的增长情况[46]。由于主要电子期刊采取“大宗捆绑交易(the big deal)”方式向图书馆提供使用权，单本期刊的价格统计已无实际意义；“捆绑”供应使得单本期刊和每页论文读取费用下降[47]。在此期间，期刊的订购（或付费使用）经费仍保持相同的高增长率（见图3）；随着电子期刊的普遍采用，期刊经费占用图书馆其他经费的现象减轻，单本著作采购量从逐年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然而，图书馆经费的增长始终难以跟上需要，图书期刊经费短缺仍然存在；有人说：当年令人困扰的“期刊危机(serial crisis)”并未化解，目前依然存在“价格承受危机(affordable crisis)”[17]。“欧洲学术出版与研究环境(PEER)”项目的一份学术行为研究报告(2009年)中着重指出：“目前还没有事实表明图书馆因为OA资料的出现而删去原有付费订阅的期刊”[48]。
2.3.2 作者问卷调查 英国CIBER（信息行为与研究评价中心）的学者，从ISI数据库中随机选取5 000多名不同国家期刊作者，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如下（2005年）[49]：作者选择期刊投稿，主要依据期刊的信誉和阅读量，并且与期刊价格无关；作者并不看重自己论文的版权问题（见图4）。
无论是期刊作者或读者，都对付费缺乏兴趣，并且认为目前图书馆对期刊经费支付太多，应该由政府部门、社会基金、产业机构等支付期刊费用（见图5）。 只有40%的学者发表论文所根据的研究工作，有外界资助或研究合约。另一方面，有32.3%的学者资助很少（没有资助的论文多于50%），这关系到期刊“作者付费”模式的推广。
学者认为OA期刊能够增加期刊获取机会，但是对OA期刊的质量持审慎态度（见图6）。当时的调查显示：30.3%的学者对OA运动有些了解；但是只有9.7%的学者对于机构典藏有些了解，并且38%的学者表示不会把论文存入机构典藏。OA运动热心支持者约有8%，特点是年龄较轻，或者与地缘有关（亚、非、东欧）。
最近欧盟委员会资助的SOAP(开放存取出版研究)项目的统计结果（2011年），也得出相同结论[50]：对于38 358名学者的调查发现，89%的学者认为OA对他们的研究领域有益，但是只有8-10%的论文发表在OA期刊上。论文很少发表在OA期刊上的原因有：39%的学者提到缺乏作者付费资助，30%的学者谈到他们专业领域缺少信誉高的OA期刊。有评论认为这是OA期刊发展的“困境(quandary)”[51]。
3 问题讨论
3.1 马儿可以引到河边，但不能叫它饮水
3.1.1 “自存档”模式 2001年，开放社会研究所(OSI) 促进公众知识获取的“信息计划部门(Information Program)”，在布达佩斯主持召开了学术期刊开放存取(OA)会议；与会的各国学者热烈讨论并确定了OA的定义、策略和执行措施，由此得出学术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开放获取的两种途径：1) 论文发表在传统的TA(toll access付费获取) 期刊上，然后自我存储在开放获取的文献库（所谓“绿色”道路）；2) 论文发表在不向读者收费的新型OA期刊上（所谓“金色”道路）[5]。
早先提出自我存储“颠覆性”建议的哈纳德，是“绿色”道路的主要推动者，他认为：直接运用新型OA期刊替代传统TA期刊的“金色”道路过分漫长，而推行“绿色”道路可以加速这个转变过程；如果发表在传统TA期刊上的论文大部分能够存储在开放获取的文献库中，势必会减少TA期刊订阅数量，从而达到发展OA期刊和取代传统期刊的目的[52]。另一方面，例如OASPA（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协会）以“金色”模式为主，不讨论“绿色”模式，并且不排斥任何出版机构，只要所出版的期刊中有一本纯粹OA期刊，都能加入该协会[53]。
古东认为：“绿色”道路带有某种“狡黠”(subtle)和“迷惑性”。对于传统期刊，绿色模式既依靠和利用它，随后又离弃(forget)和企图取代它[54]。这种“自存档”是无组织的(anarchic)，造成文献存储分散、零乱和不完整，不成为独立期刊模式和文献主要获取来源。古东指出：“获取(access)”不等于“实际获取能力(accessability)”[54]，重要的是“获取”质量与实际效果。
3.1.2 “强制执行” 根据400多所美国大学有关机构典藏的调查资料（2007年），只有10.8%的学校建立了机构仓储（见图7）[55]。
机构典藏的建立和推广者、美国CNI(网络信息联盟)的主管认为：大学机构典藏的任务是管理和传播大学成员创建的数字化资料，包括组织建立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存取、传播和长久储存这些数字资料[56]。据统计（2007年），37%的机构典藏资料为教师的学术和教学资料，其中经过同行评议的学术资料仅占13%
（包括论文预印本和后印本、电子期刊、电子书籍），另外24%是所谓“灰色文献”（工作报告、会议文献、教学资料等）。此外，还包括41.5%的学生学位论文、13%的电子图片、4.5%的非学术资料和3.0%的历史资料[57]。
与1994年哈纳德提出“颠覆性”建议时不同，“绿色道路”是将传统期刊上已发表的、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利用DSpace等软件“自存档”于大学多学科数字化文献库，实现“无缝”交流。 康奈尔(Cornell)大学的图书馆成员，报告了他们机构典藏的实施情况[58]：2004-2006年间仅存入资料2 646件，在资料库193个DSpace元数据类别中，有些类别甚至是空的（占29%），或者存入资料很少。对其他7个大学文献库的调查也有类似结果。报告中提到：学者对于机构典藏缺少认识和缺乏动力，并且认为利用个人网站或者专业文献库更能突显学科的特点。于是有人指出，“马儿可以引到河边，但不能叫它饮水”[59]。然而哈纳德认为，康奈尔大学机构典藏实行效果不够理想，主要是没有实行“强制执行(mandate)”措施，并且强调机构典藏的主要任务就是“开放获取”[60]。
所谓“强制执行”，是用来巩固学者本身已有的、改进论文获取与引用的倾向，不是强迫他们去做所不愿做的事。惠康基金(Wellcome Trust) 对于所资助的研究结果，在发表论文时未执行仓储规定时，“试图说服(persuade)作者而不是去惩罚他们[51]”。学者最关心的，是把自己论文发表在声誉高的期刊上，不会轻易尝试新的模式[61]。
3.2 陪审团尚在讨论
3.2.1 开放获取与影响因子 一般印象是：网上免费获取的论文阅读多些，下载多些，由此得出论文引用也会多些；一些实际的论文引用情况对比，支持了这种观点[62]。然而，康奈尔大学一位年青学者的工作，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他在相同期刊上随机选取OA论文，与付费获取的论文相比较，发现两者之间引用率差别并不显著[63]。该作者认为：自行选取OA论文时往往会选质量较高的，而造成引用率提高的假象；论文作者是期刊读者群中的精英部分，对传统订阅期刊没有获取障碍，与OA论文的获取无甚区别，论文引用程度相差不大。
对此，某期刊的编辑在《观点》栏中提到：“有关OA论文的引用效果，陪审团尚在讨论”；“我们迫切需要客观、量化的事实根据，来证明OA的效果确实像宣告的那样，而不是来自某种亚宗教信念”[64]。
上述随机选取OA论文的引用情况研究，被认为观察的时间段太短；然而继续观察说明：在论文发表的第12、18、24和36个月得到的引用情况，都未发现两者有显著差别[65]。
非OA宣传者较易接受上述结论；然而将此结论推广到所有学科，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66]。
3.2.2 不是“免费”获取 华默斯1999年在NIH创立的PubMed Central，是期刊论文网上公开获取的文献库，没有涉及“颠覆”传统期刊模式[31]。2000年他离开NIH后，提出建立PLoS（公共科学图书馆）的构想，号召学者签署公开声明，要求出版商在期刊出版6个月后集中存储于网上公开的文献库，并且在6个月到期后对未执行的出版商进行抵制。这一签名运动未达到预想效果，但是引起政府等科研基金机构的注意和支持，终于在2003年开始出版OA期刊PLoS Biology（生物）[67]，次年又出版PLoS Medicine（医学）；其目标是针对最著名的顶级传统期刊Nature、Science、Cell、NEJM等展开竞赛[68]。
OA期刊需要适当的、可持续经营的(sustainable)经费收入方式，以实现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机制。PLoS开始出版的宣传材料中，提到“开放(open)获取”不是“免费(free)获取”，详细介绍了OA期刊作者投稿需要交付费用[69]。
如果说传统期刊存在“读者获取”障碍(barrier)，那么OA期刊存在“作者投稿”障碍；质量越高的OA期刊，向作者收取的费用越多。在市场规则下，传统期刊的顾客是读者，要考虑期刊对读者是否有用；OA期刊的顾客是作者，要考虑期刊对作者是否有利。这势必会影响到OA期刊的质量，也是迄今OA期刊发展缓慢的原因。
作者支付OA期刊的“论文加工费”，通常由论文所依据的研究工作的资助者承担，然而有一部分作者论文对应的工作没有资助或资助很少[49][70]。另外，通过图书馆支付作者论文发表费用，则发表论文越多，图书馆费用负担越重；在没有OA投稿专项经费时，图书馆可能因经费紧张而取消对作者投稿OA期刊的支持[71]。
PLoS 创刊时论文加工费为1 500美元；有人质疑这不足以支撑最高水平期刊所需的费用:“PLoS将自己定调在期刊市场的精英顶端，仅出版最好的、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将要剔除90%的来稿和非常高的编辑出版费用”[68];“PLoS的收入估计要比实际需要低4-6倍”[68]。到2006年，期刊经费明显入不敷出，PLoS的“论文加工费”增加到 2 500美元；当年开始筹建“轻度”同行评议的PLoS One（综合），大量采纳学术界次级论文，来稿剔除率仅30%，而论文加工费为1 350美元，获取了显著收益，以贴补PLoS Biology和PLoS Medicine的亏损[72]。PLoS One目前成为出版论文数量最多的“巨型(Mega)”期刊”[73]。
PLoS出版者的论点是：“全球约有150万篇论文，它们经过分选，发表在大约25 000种期刊上”[73]。PLoS One则面向众多论文中的“长尾”部分，抓住这部分论文的作者（“顾客”）。目前各出版机构（包括传统出版商）纷纷出版这种“轻度”同行评议的OA期刊，这是利用OA模式的巨大“商机”[17]。
有记者对PLoS One出版的某些论文取舍不当和编辑草率之处提出询问，而未获得答复；该记者对此进行评论分析，并且联系到PLoS的创刊由来，指出它偏离了原先的主张，现在是“为OA不惜一切(OA at all costs)”[17]。
3.3 提高质量与降低价格
从历史过程来看，ARL当初成立SPARC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期刊价格增长过快引起图书馆经费短缺问题，当时针对出版商期刊的价格垄断采取应对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后来SPARC的活动重心转移到讨论期刊“网上获取(access)”问题，它的论坛成为OA运动代表性宣传阵地[74]，而期刊的“价格承受(affordable)”问题依然存在。“出版商为何迄今尚未解体”引起的热烈讨论，又一次唤起对于期刊“价格承受”问题的注意。
20年来期刊的“开放获取”经过热烈争论和初步实践，已经引起普遍关注。出版商乐于针对期刊获取问题进行讨论（他们提出学术圈内的学者基本上没有期刊获取问题，一般公众和第三世界的期刊获取也有针对性解决措施[75]），这就分散了对出版商价格垄断问题的注意。另一方面，如果不顾及其他，将期刊是否“开放获取”放在首位，势必淡化出版商与非营利出版机构的差别[76]，其结果是最有实力与出版商相抗衡的学术出版群体得不到有力支持。
图书馆界的感受，则是20年来期刊经费的沉重负担始终存在。有一位资深的图书馆工作者（她是1989年ARL指定的“期刊经费危机”调查报告的作者[20]，曾以《学术期刊在十字路口》为书名热情洋溢地编辑1994年“颠覆性建议”的讨论记录[10]，并且撰文追踪了20世纪整个90年代电子期刊的逐年发展[77]），在论及当前的热烈争论时有些迷茫，像“多色冰激凌”那样多姿的期刊模式（包括不同情况以及混杂型），似乎各有长短之处[78]；然而图书馆员首要的考虑因素，不是某种信念，而是期刊的“质量”与“价格”[79]。这是图书馆员的职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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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丽芬，女，1962年生，助理馆员，发表论文7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