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与此同时，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全球化时代真的已经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吗？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全书按实践顺序讲述了这场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真实历险，最终在2006年的元旦，萨拉全家很高兴地与“中国制造”重修旧好。
我以为我们已经成了回避中国产品的专家，以为从一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学到了不少，在抵制快要到达终点时，勉强的闪现出完美的光芒。中国棒棒糖否定了一切。我们还很业余，甚至在最后这段时光，对百货店里潜藏着的中国产品毫无知觉、对标签检查疏忽大意。我停下一想，觉得我对自己太苛刻了。我应该说最薄弱环节凯文还很业余。
不过我真的一辈子都想抵制中国吗？这一点我不敢打包票。一方面，我满意的从第一手的资料得知，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占领整个地球、或者我们的生活，虽然有时看上去似乎如此，特别是在玩具和家电专区，还有鞋店。当然了，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有种预感，说到控制世界，中国才刚刚开始。
当我想起来要看一下沙发上已经撕开的糖果盒时，棒棒糖已被我吃得像一柄红白色短剑了。
这是个临时决定，我自己都不知道缘由。讨论棒棒糖来自中国简直没有丝毫逻辑嘛。我当时甚至压根没想到抵制活动。看着孩子们把棒棒糖挂在圣诞树低处的枝条上时我喜滋滋的，还想着我们家的狗狗里克，爱吃甜食并且不害怕塑料包装，在随后的日子里肯定会把它们偷偷扯下来。真是少有，我脑海中当时就没有中国，或许仅仅是出于习惯，我伸手拿起旁边被撕开的盒子，翻了过来。
读到标签的时候薄荷糖似乎是叮了我的嘴。我坐直身体盯着这些字母：中国制造，这不会是在糊弄我吧？
我原以为自己已查看了一切，至少也是差不多查看了一切吧。中国玩具，中国鞋子，中国工具，更多的中国玩具，中国电器、皮箱，格温妮丝?帕特洛（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美国演员以在《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译者注）垂青的中国时装，还有更多的中国玩具，这些我都想到了。可是从百货店买来的99美分一打的中国棒棒糖？我从没想过。在我们家里，就在眼下，在抵制计划苟延残喘不多的日子里都没有想到过。
我以为我们已经成了回避中国产品的专家，以为从一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学到了不少，在抵制快要到达终点时，勉强的闪现出完美的光芒。中国棒棒糖否定了一切。我们还很业余，甚至在最后这段时光，对百货店里潜藏着的中国产品毫无知觉，对标签检查疏忽大意。我停下一想，觉得我对自己太苛刻了。我应该说最薄弱环节凯文还很业余。不管怎么说，买棒棒糖是凯文的主意，他觉得这些棒棒糖可以使墙角闪烁着古老中国灯泡的凄凉的圣诞树焕发生机。
“嗨，凯文”，这下我朝着厨房喊，“给你看些东西好吗？”
凯文从厨房慢悠悠晃出来，肩上搭着条毛巾，擦拭着和孩子们做甜点时弄在T恤胸前的面粉。看着我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空盒子，他皱起了眉头，在领会了我的意思后，脸上掠过一幅不可置信神色。他本来就因为缺少阳光而显得脸色苍白，这会儿优胜一筹。“不可能”，他说，“我不相信，你这是欲加之罪”。我做了个鬼脸。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
“甜食？中国的？”他用怪兮兮的正宗英式英语说道：“我不知道，压根就没想起来要看盒子。”故意的，我想。
“你千万要小心啊！”我说，“尤其在节假日”。
他摇着头又回到厨房，自言自语道：“谁会想到圣诞节甜食也来自中国呢？”我听见他问我们的那四面墙。
我想不到，最薄弱环节也想不到，过一百万年也想不到。
追根溯源，我发现凯文在中国棒棒糖上的失误极具讽刺性：对自己回避中国产品的过分自信。不可否认，他最近兴致很好，但同时也开始自满大意，炫耀自己的抵制战果。我知道跌倒之前是什么――骄傲。可是凯文忘了这条准则。每次回到家，他都会向我显摆非中国制造的圣诞物品，还带着一脸狡黠的笑。凯文抵制中国商品做得比我好，他一定要我知道这一点。
比如说他今天早些时候去玩具店。离圣诞节就剩22天了，他在维斯过生日时撞见好运气的店里转悠。半小时后他出来了，拿着泰国的网球设备，罗马尼亚的猴子翻跟头游戏，乌拉圭的星星形状的发光贴片，还有些以色列的猜谜书，台湾的一套彩色泡泡剑和一个坚硬的圆形光盘――泡在水里就会变成有恐龙图案的毛巾。
在餐桌上从购物袋里拿出这些东西时，他就像一只骄傲的公鸡，我看了一遍他的战利品。
“真不敢相信”，我说，与其说是给他听，倒不如说是对我自己讲，“你怎么会找到这些东西的？”
“没什么”，他说，“心静万事佳，你要让非中国制造的东西找上门。不能太在意，上门挡不住”。
我有点忌妒，不，是非常妒忌。凯文的一堆非中国玩具里，有孩子们乐意玩的大型彩色玩具，和我的一本正经颇有品味的鞋盒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为那小盒子花了近200美元，我瞟了眼凯文的购物小票，一共93美元，他就搞定了维斯的圣诞节，还买到了大玩具。
我本可以对凯文说，台湾的泡泡剑和中国带电池的光之剑不一样。泡泡剑不会伤到任何人。我可以保证至今还没有人因为泡泡剑伤了眼睛，可是对硬塑料做的跟真的一样的光之剑我可不敢恭维。不说安不安全，能折叠的泡泡剑就没有出现在维斯的心愿单上，这也是圣诞节清晨维斯对其没兴趣的原因。有件事我还没提，维斯对自己生日时收到的以色列猜谜书瞧了一眼就扔到了一边，再也没有碰过，这预示着新买的猜谜书也是样子货。
如果我有心情，或许我就该告诉凯文，如果他想用展开的恐龙毛巾取悦维斯，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包装上说的是毛巾，可是真正张开之后，怎么看都是条浴巾啊，而维斯不会注意不到的。
还有，凯文的袋子里可没有什么超级英雄主题的，也没有带轮子的，也没有什么带遥控的。也没有史酷比或机器人，没有一件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故我的结论是，圣诞节早上维斯失去的不仅仅是中国货，还有不少其他东西。
我采取了高姿态，让凯文自得其乐。我保留自己的想法。跟自己说，迟早，抵制活动会将他打回原形的，他会跟我一样在痛苦中长见识：中国是圣诞节的主人。虽然有台湾的泡泡剑、以色列的好运、乌拉圭的“受不了”，我知道当一切都发生时，凯文会很难堪，而这一关他躲不过。
凯文的难堪来得比预期还要早。今晚就来了，就在他从玩具店喜气洋洋地回来几小时后，在我无意拿起撕碎的糖果盒，并且发现中国渗透到了圣诞节的糖果的时候。
或者，就像凯文称呼的，甜食。
这才是圣诞节前几周扫兴的事情的开始。
起初，我们发现和维斯所谓的美国生日智力玩具装在一个盒子里的塑料骑士像是中国的，而且已经来不及退回去了。维斯已经弄丢了几张卡片，其中一张掉进了通往卧室的楼梯台阶缝里，我向他解释它只好永远都呆在那儿时，维斯就不爱听。
我和凯文正在看一部谋杀悬案剧时电视屏幕定格了。我们从十几个角度按影碟机的遥控器按钮，可画面就是一动不动。我们只好让那位英国贵族双手被绑嘴里一直塞着东西，而凶手正准备逃离的画面定格，期间凯文跑去无线帅客（无线帅客Radio Shack是美国一家大型连锁电器和手机用品商店――译者注）看能否换新的遥控器或把旧的修好。排队等候时，他看到成排的中国新影碟机，才卖29美元。
“不是遥控器的问题”，无线帅客里的人告诉凯文，“你得买台新影碟机”。
凯文空着手回来了。
这个插曲的结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凯文回来后，我们发现影碟机没有问题，只是对遥控器没反应，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从沙发上起来去按它上面的按钮。有好几天，凯文对29美元的中国影碟机念念不忘，“就好像那些影碟机在笑话我”，他说。不过兴致一过他就再也没提起过。
维斯受邀参加一个生日派对，他带的礼物是乐高玩具。
派对在一个美术室举行，一位妇女还教孩子们怎样将小寿星选中的东西画下来。维斯回来后给我看他画的画：一个长着翅膀和蛇尾,嘴里喷火的怪兽。
“这是中国龙”，他说，“龙在中国”。
这是维斯画的最好的画了。我将这张龙图贴到厨房墙上，尽量不去想我在做饭时它在注视我的后脑勺。
一天下午，伊利诺依斯的哈里斯堡一家叫 “皂纷飞” 公司（ “皂”回昨日――广告语）的一个箱子出现在我家门口，收件人是凯文，他早就告诉过我有所期待：10块菲尔斯?纳普莎肥皂，就是我的圣诞礼物。肥皂是美国制造的，几乎可以去除任何污渍，但可能有毒还易燃，可以说是经久耐用。大约15年前我们买了一块菲尔斯?纳普莎肥皂，两个月前因为太小太滑拿不住了，我才刚刚扔掉。
我盯着“皂纷飞”上的标签，慢慢接受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丈夫，曾经买给我鲜花、意大利内衣和法国睡衣的男人，刚刚给我买了能用150年，且可能有毒的肥皂作为圣诞礼物。
这不仅是惊喜啊！
在浏览报纸时，一封给编辑的信吸引住了我的眼球。
“忘掉中国，谨记圣诞”，标题写道。作者开头很简洁地描述了人们在节假日时的购物毛病，接着便直奔抱怨的主题：中国正在接管圣诞节。
我早就该告诉他这一切了。
“今天，从圣诞节受益的不是美国工人和厂家，而是我们的敌人，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他们庆祝吸收了更多美国财富的时刻，”吉姆?A写道，“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原因，我们给了共产主义中国彻底而完整的进军我们消费者市场的机会……仅仅几个月前，中国收购了IBM（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他们还觊觎着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和美泰克公司，这只是红色中国商业入侵美国的开始”。
接下来吉姆?A哀叹道：“圣诞老人已被出口，成了中国的资源。”他呼吁读者们铭记这一节日的宗教意义，不然将会遭到永世的惩罚。
吉姆?A的话让我感到气馁，这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当有人动不动就提耶稣――一个宽恕至圣者――而同时又念念不忘什么“敌人”时我就有点恼火。对于这一点妈妈肯定有许多话说，可惜她不在这儿。所以我直接进入对于这封信的第二点不满：红色诱饵。
中国不民主――离民主差得远，我承认，这一点让人遗憾――可是吉姆?A就非要叫中国红吗？不是说他们不红，可是这样叫显得很小儿科，像顽皮的孩子们在操场上玩的把戏，但最终孩子大了就不玩这种游戏了，或者说你希望孩子大了不再玩小儿科的游戏。
不仅如此，“红”听起来好老土啊，用语言学打比方就像是一位妇女梳着早已过时的40年前的蜂窝发型。折射出一种不愿接受世界在变的潮流，或者说不愿接受刚开始改变时的不完美。如果吉姆?A指望这个国家的节日购物者们在人潮汹涌的商场里举止得体，或者在自私的商业需求面前还记得圣诞节真正的意义的话，那他注定是自寻失望。我提醒你，吉姆?A，就连5岁的孩子也不会遮掩自己对中国遥控怪物卡车的渴望。
我也觉得跟陌生人说，如果他们不悬崖勒马，立刻停止购买中国物品就去见鬼吧，这样很缺乏教养。
在读这封信时，还有一些更大更烦的事在吞噬着我。那就是，不管怎么说，眼下我的所作所为，正是出言不逊，愤怒不堪，拒绝红色诱饵的吉姆?A呼吁大家去做的事情：节假日期间将中国商品拒之门外。
吉姆?A和我道不同。我从不认为中国是我的敌人，我从来没有称任何人为红色分子，我可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和平主义者家庭长大的。而吉姆?A来自圣经带（圣经带Bible Belt指美国南部和中西部保守的乡村地区――译者注）。就连我们抵制中国，也是各有各的原因。对他来说，与个人相关，红色中国伤害了他的情感；而对于我这只是在全球化中一个家庭的客观实验。当然，我也有“中国正在接管整个世界”的恐惧心理，尤其是在玩具专区，特别是在圣诞节前。可从内心讲，我们的抵制与个人无关。为什么呢？我的抵制既有科学性，又有实践性。即便如此，在圣诞节前的这个紧要关头，当大家都疯狂地购买中国货时，我有可能最接近吉姆?A希望的模范公民。
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
最近，我一直在想不久前一个朋友问的问题，抵制计划在12月31日结束后，我们会和中国重归于好吗。吉姆?A的信让我偏向重归于好，只是因为讨厌他，而对于我，就是证明我和他是道不同。这要晚些再做决定，得和最薄弱环节商量商量再说，我肯定他会像迎接老朋友一样从大门欢迎中国归来。
不过同时，我会继续做吉姆?A认为每个美国人都应该做而显然几乎没人能做到的事，如同保住救赎一样回避中国的圣诞礼物，这在吉姆看来，的确如此。
“不要看袋子里面”，凯文叫嚷着，“那是给你准备的几样礼物”。
我一下子愣住了。他刚才扔到餐桌上的袋子是“办公德宝”的。（办公德宝Office Depot.又译为“欧迪办公”世界500强企业，在零售、合约销售、目录销售及电子商务等多种营销渠道中均处于领先地位――译者注）肯定有什么东西搞错了，复印纸、打印机粉盒、钢笔都是来自“办公德宝”， 凯文送给我的圣诞礼物不会来自这个店的袋子，至少以前没有过。
“你是说‘办公德宝’的袋子里还有别的店的袋子？” 我问，“装着香水，耳环？书？或者披肩？”
凯文根本没听我说话，他正打着口哨把东西从“办公德宝”的袋子里拿出来。
“我给孩子们买了德国的小型订书机，意大利标记笔，还有不知道是哪里的彩色荧光笔，但肯定不是中国的，还有 “办公德宝”自主品牌的磁带，我想应该算是美国的”。他说。
他边说边拿起来给我看。
“还有些给你的东西，有些加拿大的还在外面车子上，很大哦。这样一共有三件给你的礼物”。
三件从“办公德宝”给我的圣诞节礼物？我可想不出一件我想要从“办公德宝” 来的圣诞礼物，除非它彻底翻新了库存，现在开始卖香水、耳环、披肩还有人力资源管理之外的书本。
凯文拿起袋子掏出一个德国削笔刀。
“设计精良啊”，他说。
他举起一包便利贴。
“正经的美国造”。
凯文兴致很高，“办公德宝”的物品有史以来从未碰到这样开心的人。看着餐桌上那堆越来越多的办公用品，我笑得很勉强，尽量不去看这些让人羞愧的东西。
“给你买的有一样东西上面没有标明是哪里生产的，盒子上、东西上都没有，不管怎样我还是买下来了”，凯文说，他抬起头用手指着我，“因为你没法反证”。
我的心一直在往下沉，不过最后一句话让我有点振奋。
我带着点小谄媚问道：“谁说的 ‘你没法反证’？”
“科学”，凯文说，他开始将圣诞办公用品放回袋子里。
“你确定？”我问，“难道说不能证明是对的就只能是错的？或者就证明对的是错的？我想你是这样想的”。
凯文喜欢即兴辩论。一般情况下，他会马上以牙还牙，会开始提醒我说他大学哲学成绩是优，然后我们就会对科学理论的性质辩论几个回合，直到找我海洋生物学家的哥哥了结。可今天凯文心情大好，他没跟我计较，把“办公德宝”袋的上面压平扎住，对我眨了眨眼。
“剩下这些东西你不能碰”，他说，“直到圣诞节早上。我会把这些藏到壁橱里。向我发誓你不会看。在我从汽车后备箱取出从加拿大来的东西之前也不要偷看”。
我对他摇摇头。我绝对不会想去看“办公德宝”袋子或丰田车里的东西。
凯文下到大厅里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思考，准确说是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结婚17年来，他从来没有送我肥皂或者办公用品作为圣诞礼物。我又想起了今年他曾再一次想让我去学钢琴，去年的这个礼物最后化为乌有。没圣诞礼物听来更好，特别是当礼物是什么肥皂和加拿大办公用品的时候。凯文一直是送礼高手，他的男性衣物和日用品也很有品味，这对于一个一生大多数时间穿着破短袖和拖鞋的男人来说很难得。这省得他麻烦，因为我学钢琴可以让他不用离家就能摆脱繁琐。
答案太明显了，我怪自己没有想清楚。他心里想的是抵制中国制造，并非是思绪混乱，或者说，他认为肥皂和办公用品也是不错的圣诞礼物。
弟弟从加利福尼亚发来邮件，问我圣诞节该送孩子们什么礼物。
“也告诉我你和凯文想要什么吧”，他写道。
他就差没说，快快列一个单子给我。不过意思已经透露在字里行间了。
表面上看这问得合情合理，虽然已是12月16日，你想想，这时候才开始想礼物是不是已经晚了。弟弟希望圣诞节时给孩子们送点他们喜欢的礼物，而不是随遇而安，或是诚惶诚恐的去找“美”玩具。够意思了吧！胜过了够意思，真的――很善良，甚至是想的很周到。可是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再次读他的邮件时我会头闷呢？
我来告诉你原因。
再说一次，今天是12月16日，离圣诞节就一周多一点的时间。我弟弟向来是以事到最后才出手而出名，他想要我提供一个小单子，列出可以接受的礼物，这样他就可以抽出20分钟的工作时间来网购，太平洋时间下午5点之前就可以搞定整个节日。他想用我被抵制活动搞闷的脑子帮他，还要快。可我的脑子已用完了，用在了战战兢兢、浑身出汗地想要在没有中国的帮助下完成本年度最大的购物狂欢。
我努力的结果也是喜忧参半。我会送凯文一条柬埔寨裤子，比起他要送给我的肥皂和办公文具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情调，孩子们会送给凯文几包廉价的巴基斯坦内衣，是我从一家清仓的三级连锁店买来的，基本没花什么钱。这是我近来最令人沮丧的购物记录。当喋喋不休的店员在过道里开始跟随我时，我不得不放弃了购买内衣。在男童装专区，我无意中听到一位红脸的大块头女人对她儿子说，如果他胆敢再“那样”就把他扔出去。
按条文说来，我为我们单子上的每个人都买了礼物：有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喜欢的书、T恤，精致的食物等。给有些人花钱多了（给妈妈的是一条漂亮的印度丝绸披肩），给有些人又花的太少了（我哥哥、弟弟，只有孟加拉的T恤，当时看着还可以，等从商场回到家就都变得跟破抹布一样了），实在不知道给爸爸送什么，最后就给他准备了一张礼品卡，我实在担心他会拿着卡去买中国货。
抵制计划对我在购物时的伤害很微妙。我花了太多时间和钱为苏菲和维斯去寻找非中国制造的玩具，这样，留给别人的想法和钱就有限了。
并不是说这就让我不花钱了。前两天我给苏菲订了美国的摇篮，就在那个买了一鞋盒子德国小玩具的花哨广告上。我的想法挺可笑：担心苏菲的圣诞树下没有什么大东西。这个念头的结果就是我们超过了681美元的预算，我估计至少超出了200美元，我都没有勇气坐下来合计那些小票。一想到钱我就头疼。我自己都不会去想现在给孩子们灌输的什么越多越好的迂腐理念，眼下的一切已让我烦透了。
这不是我弟弟的错，大多时候我是对凯文和妈妈碎碎念的，所以他不知道抵制中国制造带来的压力，无缘无故的弟弟成了抵制计划的间接受害者，他不知道我已经变得紧张兮兮，随时会向第一个要我列出孩子玩具清单的人发火，而且来的很快。不管怎样，他的邮件激怒了我。难道他不知道我一直在干什么吗？怎么可以如此置若罔闻？难道就不理解我的圣诞苦恼吗？
于是，我承认自己这样子很不公平，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也谈不上不公平。他的邮件出现在我的收件箱后，我在键盘前盯着屏幕坐了几分钟，然后敲回信。
从挖苦开始，我跟他说，都这时候了就不要再想我和凯文的礼物了，意思就是太晚了不是么？然后说维斯会喜欢遥控怪物卡车，苏菲要一个玩具娃娃就好了。末尾还加了一项，确保怪物卡车和玩具娃娃不是中国的，并祝他好运。这真是巧妙，伪善且残忍，因为对抵制礼物的要求会让我弟弟没法去考虑中国玩具，在最后一刻的购物中他极有可能想不到。
再有9天就是圣诞节了，我刚刚给弟弟出了道难题：找非中国之外其他地方的玩具娃娃和怪物卡车，还要快。
我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人，至少以前不是，但有时候要乐起来也就顾不上了。
几天后一个晚上，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的一瞬间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
“是丰田车”，凯文说，“被人偷了，得有人来接我”。
这种嘲弄犹如一堆砖块倾砸而来：在我们抵制中国制造的最后几天里，我们的车在中国餐馆的停车场被偷了。
我哥哥接到凯文并把他送回家后，凯文一脸的茫然。我们坐在沙发上，凯文详细说起了丰田车消失的经过。
大学里凯文部门的一个研究生一家请他去中餐馆吃晚饭，凯文在餐厅里吃香喝辣将近一个半小时，出来后发现车不见了，他又花了一个小时绕商场的停车场转了一圈儿，开始是坐商场保安的车，然后又坐保安主管的车找了一圈，以防万一是他自己忘了停车的地方。
“就是不见了”，他说。
“你确定没忘停的地方？”我问。
“除非我糊涂了，彻彻底底的糊涂了，因为我很清楚我停的地方”，凯文说，“很清楚”。
他说他很清楚最后停车的地方，因为当他到达中餐馆时，所有的车位都停满了，于是他穿过马路到了一家海鲜店的停车场，那里有不少空位子。他下车后还四周看了看，担心有什么标志说明只有去人家店里用餐才可以在这儿停车，否则拖走。没有标志牌；刚走出几步又回来查看车门是不是已经锁好，门是锁好了。然后他走了，很不明智的最后一次对丰田说了声再见。
吃完饭，他走到海鲜店停车场。这家店生意肯定火，因为停车场上现在只有一个空位：就是他停车的地方。他径直走到空位上，然后又绕了一圈以确定没有走错，可是哪儿都没有车的影子。他很肯定这就是他停车的地方，他在脑子里一遍遍回忆刚才的情景。
“那就是我停车的地方，可是回去时车不见了”，他说，“所以,如果我没有糊涂的话，就是车被偷了”。
我们就这样坐着一遍遍订对细节到深夜，终于我想起来问一下他的晚饭如何，他来神了。
“美味啊!”，他说，“而且我的饼干里夹的小纸条满是好运呢”。
他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个纸条，让我读他的好运，“阳光明媚的好日子即将到来”，纸条上写着。
下面还给出一串幸运数字：1,19,20,28,34，不知为何，20这个数字又出现了一次。
“稍等”，我说。
我拿着凯文的运气，起身走到厨房查看墙上的日历。今天是12月19日，从凯文的饼干运势看是他的幸运日。今日之事极具纪念意义，准确说来是发生了两件值得纪念的事。一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遇车子被盗，成了无数不要脸面的财产犯罪的受害者；二是我认为我们刚揭开了中国幸运饼干不灵的晦气。
抵制中国制造挡不住圣诞节的到来，车子被盗也挡不住，什么也挡不住圣诞节的来临。丰田车不辞而别的第二天, 我们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填了一些文件，又回来继续为没有中国产品的圣诞节努力挣扎。
我原以为凯文在决定为孩子们做置放他从 “办公德宝”买回的办公用品木桌后，会放弃给孩子们缝制睡袋的想法，可是在12月21日，做好木桌几小时后，他要我在餐桌上摆好缝纫机，好让他开始工作。
“我很快回来”，他朝门口走时回头说。他开着我们仅有的大众车飞速向手工店驶去。
我给机子穿上原有的德国线，20分钟后凯文拎着塑料袋回来了，里面装着两大卷韩国丝线，一个是史酷比图案，一个是小熊维尼图案，并决定为了避免用拉链的危险，而用工艺品店找到的美国维可牢按扣。
我算是服了。手工店是我的天地，而不是凯文的。据我所知，那是个大型卖场，堆积着无数商品，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并且是乱七八糟的堆放着。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在针线专区转悠，那地方如果你对需要的布料尺寸不确定的话，那些能干的女人们便会非常粗暴，尤其是你还不知道怎么缝，是个不知道怎样缝东西的男人时。当你不知道缝睡袋需要多少布料，又没有具体规格，只是比画来比画去时，她们会暗地甚至当面让你难堪。
“那你怎么知道要买多少布呢？”我问凯文。
他看着我好像这个问题有多愚蠢似的。
“我就张开手臂告诉售货员，‘大概这样的4倍大’，”他说，还张开手臂比画着。
凯文收拾缝纫机时，我发现很难跟他较真。他戴着一顶橙色旧贝雷帽，大概是80年代早期他奶奶给的吧，还没开始缝他就问，“这羊绒布有正反面吗？”
假装咳嗽忍住笑，我帮他把有史酷比图案的那块布对折起来，并且告诉他在边上每隔几寸别一个别针，接着又教他用缝纫机。
“这就像开车”，我说，“加速或减速时踩踏板，要停下来时就把脚挪开，没有刹车”。
“明白”，他说。
“当心手指，轧过别着的地方时记着去掉别针，这样就不会把针打了”。
“记住啦”。
我让他自己弄，我转到柜台这边，假装在计算收支，这样便可留意着他的举动。
“我先缝，然后再弄按扣”，他自言自语道。
凯文专注的抿紧嘴唇，开始踩下踏板慢慢缝，我都不知道缝纫机可以转这么慢。缝第一个边时他还挺稳当，于是我对自己说他还不赖嘛，之前我还想着会当场就砸锅呢。可凯文不是个有耐心的手艺人，还没有弄完睡袋的第一个长边就把脚移开抬起头看我。他还戴着橘黄的贝雷帽，只是已经歪了，看上去像个小丑。
“做这事有诀窍吗？”他问，“我想快点干完，都已经花了15分钟了”。
凯文总算将第一条睡袋的边缝得差不多了，他举起来看的时候我忍不住看了一眼，那睡袋更像个羊绒煎饼，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睡袋，在谁看来（孩子还是大人）都不是睡袋。
“真看不出缝东西还是要有点技术的”，凯文看着自己的杰作说，“我后面会弄好的”。
我原以为今早会吵架的，或许因为凯文啼笑皆非的结果让我太放松，抑或是因为缝边使凯文有点上火。我已经准备好因为缺乏对彼此的支持而造成的唇枪舌剑，而结果却是，很好玩。
接着我妈妈打电话过来，这下争论开始了，几乎是在凯文提到他在给孩子们缝制睡袋的那一刻就展开了，之后他这边就安静了。穿过厨房，我听到妈妈那边遥远而粗粝的声音。我看到凯文绷紧了下巴，这是烦躁的标志。
“不，露易丝，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们睡袋”，他说，“是的，我很肯定”。
他的声音耐心而冷静。
凯文再次安静了。这时他的嘴唇也绷紧了，妈妈那边絮絮叨叨没完，我看着凯文用口形问他，“她在说什么呢？”
他用手捂住话筒。
“她坚持说她几年前给我们全家都送了睡袋，最近的是她在维斯生日时送的”，他小声说，“一听到我在缝新睡袋就很生气，因为她觉得我肯定嫌她送的睡袋不好”。
“她从来没有送过我们睡袋”，我也小声回答他，“她肯定记错了”。
他又把电话放到耳朵上。声音依然平静，甚至有点虔诚，那种情况下我会客观这么说。
“没”，他对着话筒说，“你没有”。
他再次把手按在电话上，接着转述妈妈最新的指控。
“现在她说我在责怪她没有送我们睡袋”，他说，“她说我在责怪她给你哥哥弟弟送了睡袋，而没有给我们送就是偏爱。她刚问我是不是嫌她做事不公”。
妈妈还在继续抱怨着，凯文把电话从耳旁拿开了，在将听筒拿回耳旁之前，凯文像一些甚至大多数姑爷在和丈母娘交流时那样：转动着眼珠。但就我所知，凯文这样还是第一次。
再次开口时，凯文的声音变了，说话时有点损。妈妈在跟他瞎扯，而在这世上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凯文一点儿也不操心的话，那就是瞎扯了。我妈妈以前对凯文从未这样过，凯文也不会从现在开始就吃她这一套。
“你是说我给家里人缝睡袋不对吗？”他说，“你想说的就是这吗？”
他又将电话拿开，做了在和我妈妈通话时从没有过的事：他做了个鬼脸。妈妈看不见，可是肯定感觉到了什么。他把电话又放在耳朵上，我敢保证妈妈在让步了。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凯文说，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简短而有礼。
遥远的妈妈道歉了。
“没关系，别在意”，他说，然后看着我，“她就在旁边”。
我飞快地舞动双手，用口形告诉他，“别把电话给我”。
“我想现在不合时宜”，他说，“回头我叫她打给你”。
他跟妈妈说了再见，给了我一个幽怨的眼神，就好像是我造成了我妈有关睡袋的错误记忆似的。凯文摘下橙色贝雷帽，扔在柜台上。缝东西都没让他抓狂，但我妈妈倒做到了。
“你知道，如果我们直接从邮购广告上订购睡袋她就不会知道这些”，他说。
“我知道”，我说，“可它们都是……”
我声音减弱，最后一个词我们不言自明，中国。
凯文有两天没碰睡袋工程了，12月23日早上，他又回到厨房坐到了缝纫机前面。
这天早上，凯文作为新手的运气不佳。开工不到10分钟，在睡袋的一个厚边上他打了针。他又开着大众汽车去从电话簿里找到的缝纫店。回到家后，报告说当他问人家这些针是不是中国制造时，开店的那个小老太婆生气了。
“德国”，她不屑一顾。
他说，当他告诉人家他在做的事情进而要买一整套东西时，女店主又热情了。
两小时后，睡袋做好了。
要说漂亮还真有失其准，也有失其真。维可牢尼龙按扣周围有好多没剪掉的白线纠缠在一起，接缝处坑坑洼洼，在另一个睡袋的边上，白色底色上用大黑体写着警示语：“小孩睡具勿用。”
直到现在我们才看到，看着这条警示时凯文耸耸肩，
“我想这指的只是睡衣”，他说，“与睡袋没有任何关系”。
当我说今年我们再也不会看见老鼠时我错了。圣诞前夕的下午，我们遇见了真正的最后一只老鼠，和以前的一模一样。我们躲都躲不过，就在大中午，当我们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老鼠从客厅地板上跑了过去。
那天下午，凯文载着孩子们去了宠物店，他问人家卖不卖老鼠夹。
“先生，这是宠物店”，警觉的年轻人跟凯文说，意思是说宠物店的功用就是养护动物，包括老鼠在内，活生生的动物。
凯文顺路到了五金店，又买了一个地道的美国鼠夹。
当晚我们给圣诞老人供了点心，允许孩子们每人拆一份礼物。他们选了加利福尼亚的舅舅寄来的盒子。维斯的是一个巨大的遥控红色怪兽卡车，苏菲的则是一个面无表情的金发女孩儿。
我抓紧时间，收集起地板上的包装查看玩具盒的底部，两个都是：中国制造。我心不诚的绝招结果就是如此，弟弟将球踢了回来。
安顿孩子们上床后，我们边看电视边包装礼物。今年电视里不再是罗马教廷的弥撒，而是传统而美好的赞美诗表演。上床前凯文把美国鼠夹安放在水槽下面。维斯躺在床上却睡不着，等着听屋顶的钟声和马蹄声。他喊叫着要了几次水，一再确认他睡着的时候圣诞老人的雪橇不会碾过屋顶砸到他。他把怪物卡车放在床旁边的地板上，这样晚上他就可以摸到，确保它还在。
楼下，我们躺在床上，等着另一种声响，水槽下面鼠夹的咔嚓声。
第一缕曙光照进来之前，孩子们就起床下楼了。维斯的目标是圣诞袜，里面塞满了糖果和办公用品，接着他把苏菲圣诞袜里的东西一股脑倒在地上。从一堆东西里，苏菲选了一包小熊糖和一管唇膏，之后就退到沙发上了，维斯则向圣诞树奔去。
我是由有教养的父母带大的，我的父母坚持认为在圣诞清晨，孩子们应当轮流打开礼物。可是，今天早上我将这种传统撇到了一边。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太多的玩具，花了太多钱，所以这天早晨从以往的严格控制转变为一切自由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面对一个接一个礼物盒子，维斯喜极而泣。
“剑！”当他打开圣诞老人送的泡沫剑时喊道。
几分钟后他拿着妈妈送的玩具链锯追着狗狗玩，我看了下盒子，中国制造，预料之中。
苏菲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过多的小熊糖和20多种唇膏让她显得有些吃惊。如果圣诞树下只有一两件她也就够开心了，对于拆礼物她可没有多少兴趣，所以是我拆了她的大部分盒子。当我拿出德国娃娃和里面的微型小屋等附件时，她毫无表情；可是当我拿出她外婆送的中国汉娜?维金斯，她姑姑送的镶褶边的粉色玩具娃娃车时，当然也是中国的，她笑了，在整整一小时的时间里，第一次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我觉得圣诞节时收到办公文具也不是太糟糕。来自加拿大的大家伙是给我的书桌配的一把椅子，不怎么有情趣，不过我的确很需要，因为那个用了好几年的木椅子坐得我背疼。来自“办公德宝”没有原产国标签的礼物原来是个台历。一样，没什么情趣，却很实用，因为一周我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不清楚是星期几或者是该做什么。
凯文对他的柬埔寨裤子很满意。
“和门迎裤一样帅”，他笑着说。
早上9点，一切都结束了。客厅里一片狼藉，全是包装纸和撕开的盒子，在一片兴奋的问候电话中，早上就这样过去了，我们除了糖果什么也没吃。
直到下午过半，把苏菲带上楼，我才终于有机会给圣诞礼物分类。跟去年一样，我在纸堆里翻查盒子和标签，在记事簿上列表。几分钟后，我不得不打电话落实一些事，包括妈妈送我的澳门外套算不算中国产品――（我觉得算），还有铅笔刀和即时贴这样的小东西要不要算进去――（我觉得就不算了）。
我坐下分析我的数据。今年的结果是中国11件，其他国家42件，每个中国标签可都承蒙家人的照顾，妈妈一个人就送了有6成。这一点也不奇怪，她从来都不明白抵制计划的意义，或者她只是想赋予它别的意义，因为我没法告诉她究竟应该给她的外孙们买什么，我永远也不会，也从来没有过。
我从沙发上起来，到书桌那边翻找去年我的圣诞礼物归类，当时的结果是中国25件，其他国家14件。
我不敢说这些数字能说明什么。很明显，今年的圣诞礼物与去年的相比中国的少了很多，可要是把这个节日看作是整整一年没有中国制造的顶点尚且难矣。维斯的中国怪物卡车还在客厅咔嚓咔嚓的转，在撞击屋里家具的腿。如果圣诞树下没有一件中国产品，今年就很圆满了，可是和往常一样，被礼物豁免权扰乱了。如果我无亲、无友，无孩子，甚至是没有最薄弱环节凯文（虽然他还不错），或许将中国产品拒于门外会容易得多。或许我又是在自欺欺人，还责怪家人没有节日氛围。不管怎样，只能是有啥用啥凑合了。
另外一个房间里，维斯和凯文盘着腿坐在一片阳光下，迷迷糊糊地看着空空如也的礼物盒，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我要很努力才能听到。
“这个是罗马尼亚的”，凯文说，拿着会翻跟头的猴子。
维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肯定还有很多我没去过的国家”，他说。
凯文拿起妈妈送的玩具链锯盒子。
“这是中国的”，他说，“外婆很喜欢中国产品，特别是链锯”。
维斯撅起嘴唇，然后说道：“我没去过中国，可是不想去”。
“为啥呀？”
“没吃的”，维斯回答说，“我会挨饿的”。
他停下来想了想。
“可是他们有很多玩具，像我的怪兽卡车，也许我们可以带上三明治去那儿”。
维斯没说光之剑也是中国的，没说圣诞老人没有送他这件事。
圣诞节两天后，打着过节的名义，我们又飞到圣迭戈“再犯”我父母的家，飞机上我发现了最薄弱环节的新情况。凯文透过窗子看着飞机下面的德克萨斯，然后转过头对我说，“我们应该考虑继续坚持抵制”。
我心想，啊？
我说，“啥？”
他在座位上转了个身，颇有意味的眯着眼睛。
“抵制这件事让我们变得更加……你知道……”他挥动着手，“会斟酌”。
“斟酌？”
“在怎样花钱上”，他说。
我回过头不看他，盯着前面的座椅背陷入了沉思。
这很让我吃惊，凯文居然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吉姆?A，那个给编辑写信反对中国的尖刻的作者会高兴的。
我又看了看凯文。
“我原以为你迫不及待想让这早点结束，你就可以去‘家得宝’买中国挂钩来挂你的工具，顺便再买一些中国工具”，我说。
他耸了耸肩。
“我整天像侦探一样盯着你，我知道你随时准备搞破坏”。我补充道，“我以为你不喜欢抵制这件事”。
“有点吧”。
我皱了皱眉。
“那你还想继续下去？”
他又耸了耸肩。
“我们曾答应孩子们在新年的第一天可以买任意三件玩具，这是闹着玩的吗？”我问，“我们不能说话不算数的”。
“你是说选中国玩具？”他说，“这是特殊情况，跟后面的事情无关”。
他揉了揉眼睛，又把手放在腿上。
“这样吧，现在别说死”，他说，“答应我考虑考虑”。
我的确有考虑。接下来的4天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件事，就是在今年最后一个晚上8点时，坐在沙发上凯文身边时，（这一次是坐在我娘家的沙发上）我也在想着。
我一直在想，因为我拿不定主意接下来该怎么办。凯文的心态变化让我吃惊。我以为，他觉得过去这一年就是可笑的实验，是让他看我怎样出洋相的一场实况直播。我给他起绰号“最薄弱环节”不是在开玩笑。但到头来他反而比我料想的做得更好，更到位。
我不是想否决凯文的决心，只是没想到他会这样想。我一直以为拒绝中国制造只是我对他的期望，从没想过一路走来对他会产生什么意义。我以为我已经把他变得有点神经质了，如果胆敢再说不要中国制造就会一切都鸡飞蛋打。我对他没有足够的信任，或许这一年我忽略了某些东西，那东西被称为浪漫。为了我，为了爱情，凯文委曲求全，在漫长的12个月里没有中国。
不过我真的一辈子都想抵制中国吗？这一点我不敢打包票。一方面，我满意的从第一手的资料得知，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完全占领整个地球，或者我们的生活，虽然有时看上去似乎如此，特别是在玩具和家电专区，还有鞋店。当然了，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有种预感，说到控制世界，中国才刚刚开始。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坏了的搅拌机，拉不动的抽屉，日渐不行的电视机，所有的问题似乎只有中国才可以解决。早晨我们还是烧水冲咖啡，因为没有咖啡机；要是不放弃抵制，这辈子也没指望。生活中的很多小玩意都是中国的：生日蜡烛，水枪，光之剑等等。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东西，说不上有多重要，但我不敢保证没有这些东西能活一辈子。还有害虫防治问题，12月26日我们捉住了今年的最后一只老鼠。解决鼠患，我依旧准备用捉住放生的办法。但这样，就得用人道鼠夹，而人道鼠夹全是中国的。
还有，永远抵制中国产品感觉就像永远与13亿人为敌，我不敢说我有这么大的能力。
还是面对现实吧：我们今年能够顺利度过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如果家里的小电视坏的早了些，我能那么坚忍，忍受没有中国的新电视吗？可能不会。别说抵制了，中国产品闯入家门是经常发生的，除了礼物上的例外，还有我们自己的折中和违规。别的不说，如凯文在中国油漆刷上捣鬼；可我自己也是，有中国的塑料冷却器，中国橘汁；维斯的电子南瓜，更别说我从香港和澳门买的东西了。
毫无疑问，还有很多中国的小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就进门了，如扣子啊，塑料袋之类的，还有标签说是别的地方制造的中国货。凯文偷偷带东西不让我发觉也不是没有可能，对此虽然我只是怀疑，但良心会让他难受的。
不过，凯文说的也对。抵制让我们在扔东西进购物车时会停下思考，至少在我很恐慌的圣诞节前是这样的。抵制让我们学会斟酌，这不是坏事。我们的房子干净了许多，因为我们不再到处乱塞那些用不上，却忍不住想买的小东西，是抵制帮了我们。
“要忘了这一切就有点虎头蛇尾”，在我们和父母一起等时代广场午夜的钟声时凯文说，“整整一年为之努力，到头来就这么认输了，好像这一年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这似乎毫无意义吗！”
他不满地看了我一眼。
“你真的想像以前那样吗？”他问，“这不会让我们觉得是浪费了一年时间吗？”
会，我想。可是，不，我不知道，可有一件事很确定，我不能再喊凯文最薄弱环节了，哪怕仅仅是自己这样想。
清晨，很早维斯就兴奋地醒来了，我们一家四人都像孩子一样挤在卧室里。外面漆黑一片，可是维斯很清楚新年的第一缕曙光意味着什么。
“我真开心，因为明天我就能买金刚（King Kong）的东西了”，维斯对着黑暗大喊。
凯文压低嗓门叫他安静下来，担心他吵醒我父母。
金刚？
“他怎么知道金刚的？”我悄悄问凯文。
“他的意思是香港”，他悄悄说。
再次入睡前，我还再想：维斯怎么知道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呢？而我自己也才是最近才搞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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