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17日，军事委员会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的各党政军机关，限五天内全部移驻重庆。蒋介石在主持南岳军事会议后飞抵重庆，使历时整整一年的战时首都大搬迁最后宣告完成。工业、教育、文化事业向重庆集中，形成一股新的搬迁浪潮。国民政府发布“渝字第290号”令：明定重庆为陪都。陪都的殊荣，为重庆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
战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重庆，以山城而闻名。刚刚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府址，远不及南京两江总督府旧址之恢弘，只有依山而建的两层砖木结构房舍，一切均因陋就简。在重庆高级工科中学原有校舍的基础上，只加建了一座门楼，系以四根木结构外敷水泥的方柱组成。倒是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亲自设计的鹅卵石路面花纹与花圃草坪，显得独具匠心，别有情趣。林森还在水池边设计修建了一座茅亭，可容数十人开会。亭水相映，清静高雅。抗战期间，国防最高会议等重要会议，常在此举行。府内设有林森的休息室与办公室，但他因年事已高，并不常到府。日常公务一般由文官长魏怀请示处理。
1938年初的国民政府，多数机构远在武汉、长沙，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一时还只具有象征的意义。
这年夏季，对于武汉和重庆来说，显得分外炎热而沉闷。6月初，中国军事当局虽有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之举，使日军沿陇海线西进之势稍有顿挫，但日军溯江而上的速度，并未减缓，战火已燃及武汉外围。
7月17日，军事委员会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的各党政军机关，限五天内全部移驻重庆。又是一次西迁的浪潮。浪潮中包含了机关、民众团体、工厂、学校和文化机构。
第二天，中央社会部宣布移渝并开始办公。下旬，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常务次长曾?甫，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等部长级官员，先后抵渝。
7月30日，国民政府要求各国驻汉外交人员全部迁往重庆。
8月1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宣布：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汉办事处一律撤销。此令一下，又一批高级官员于8月的最初一周内最后离开武汉，迁赴重庆。其中部级官员有内政部长何键，财政部长徐堪，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副秘书长彭学沛，中央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等；中央最高层官员有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等。至此，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党、政、军各机关已全部移至重庆办公。
12月8日，蒋介石在主持了南岳军事会议之后，乘飞机经桂林飞抵重庆。蒋介石的到来，使这次历时整整一年的首都大搬迁最后宣告完成。
在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大西南的平静是短暂的。
中国战时的指挥中心，始终是日军攻击的头号目标。在南京、武汉失陷之后，重庆自然地变成了日军的重点攻击对象。
1938年12月26日，山城重庆第一次响起空袭警报。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司令官江桥英次郎中将命令22架重型轰炸机分两批空袭重庆。这次轰炸，由于气象条件不好，命中率不高，并未造成严重破坏。但重庆人毕竟第一次见到了敌机，第一次听到了炸弹的爆炸声。战火终于烧到了战时的首都重庆。
进入1939年1月后，日本陆军航空兵又接连不断地多次空袭了重庆，但是都因气象条件不佳或中国方面的反击，未能取得预期的轰炸效果。此后一段时间，日军便将空袭的目标移向兰州等西北地区。
5月3日，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45架飞机袭击重庆。这是日本海军航空队对重庆实施的第一次大规模轰炸，被炸地区，一片火海。近千名居民在轰炸中伤亡。次日，27架敌机再度轰炸重庆，人员伤亡与建筑物的毁坏更为严重。两天的轰炸，有一千两百余栋房屋被毁，四千四百余名居民被炸死，三千一百余人受伤。
五六月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不断升级。国民政府机关多处，蒋介石、冯玉祥的官邸，以及英、法、德、苏使馆均被袭击，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国民政府断然决定：政府机关与市区人口疏散到西部及巴县、璧山境内；划巴县为“迁建区”；市区只设各机关办事处，以保持对外联系。疏散后，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设于上清寺；军事委员会设于储奇门；行政院迁至歌乐山；立法院、司法院迁至北碚歇马场；监察院迁至金刚坡；考试院迁至中梁山华岩寺；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分设曾家岩、红岩村。
机关较为集中的地区是歌乐山。这里除行政院本部外，还有国民政府直属的参军处、主计处、文官处，以及军政部、财政部、交通部、蒙藏委员会等。
蒋介石的官邸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均设在长江南岸的黄山。黄山海拔540米，离市区20公里。这里山峰耸立、花木繁茂，是著名的游览胜地。巨富布商黄云陔买下此山，并建了花园，故有“黄山”之称。蒋介石官邸占地四百余亩，其办公室设在两楼一底、砖木结构的云岫楼，夫人宋美龄住在松树环抱的“松厅”。蒋介石也为宋庆龄在黄山修建了住宅。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别墅在歌乐山，称“林园”。
蒋介石的宠将、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住歌乐山云顶寺。
行政院长孔祥熙住南温泉，其官邸称“孔园”。
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住金刚坡。
战争期间，不允许大兴土木。国民政府各机关迁移郊区后，大多只能因陋就简地利用庙宇祠堂或民间空房。实在不敷使用时，也只是搭盖一些茅草棚屋。教育部设于青木关北侧山间的松树丛林之中，四周一片荒野，曾有野豹夜宿办公室。
与首都迁移完成的同时，工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也陆续向重庆集中。
钢铁和兵工企业是迁渝工业的重头。以汉阳铁厂为基础，与大渡口铁厂、綦江铁矿、南桐煤矿相结合，经五年艰苦奋斗，终于建成了我国战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重庆钢铁厂。一时间，云集重庆的主要兵工企业有：由汉阳兵工厂迁建的第一工厂，由巩县兵工厂迁建的第十一工厂，由济南兵工厂迁建的第三?工厂，由炮技处改建的第十工厂等。由军政部接管的日商泰安纱厂，共有2.48万枚纱锭和300台布机，迁至重庆后，成为专门织制军用布匹的工厂。
许多内迁的民营工厂，几经周折，终于选择了重庆作为它们最后的立足点。过去很少有现代化工厂的重庆，现在在长江之滨、嘉陵江两岸，烟囱林立，机器轰响，一跃为大后方最重要、最集中的工业中心。这里工业门类齐全，包含了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等行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最重要的工业命脉所在。
在学校内迁的洪流中，共有31所高等学校落脚于战时首都重庆。这些高校中，包括了9所大学、1所大学研究所、10所独立学院和11所专科学校。位居国内各大学之首的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至沙坪坝松林坡，设有文、理、法、农、医、工、师范七个学院，成为当时国内学生最多、系科最完备的大学。国立中央政治学校由南京迁至北碚夏坝，设文、理、商、农四个学院。此外，陆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上海交通大学、私立东吴大学等在全国有相当声望的高等学府和军事学校，也都先后云集重庆。
战火中的重庆，还集中了一批中央级的文化、学术、新闻机构。
1928年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其院部于1938年2月迁抵重庆曾家岩隐庐，在诸下属研究所中，先后有气象、动植物、物理、地质、心理、医学等研究所设于重庆。
涌向重庆的文化单位，还包括了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生活书店等。
滚滚的文化巨流，给战时首都增添了浓重的学术与文化气息。众多的教育、学术、文化单位，以抗日战争为大背景，在重庆写下了自身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二
重庆国民政府，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特定时期的政权，它无疑有着自身的局限与先天的不足，然而也自有历史赋予它的特定形象和应得的地位。
自国民政府迁渝后，山城重庆在全国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它的地位，并不比原先直属行政院的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五个特别市逊色。而至1938年初青岛失陷，五个特别市已俱落敌手。此时此刻，重庆市在国内所处的地位，以及在长期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已非省辖市所能适应。其市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置与所辖地域的规模，也远不能适应战时行都的要求。
有鉴于此，1938年9月，行政院第384次会议作出了一个较为稳健的决定：一方面，批准重庆市政府的组织机构，可“援照直属市组织”，增设社会、财政、工务、卫生四局；除营业税外所有税收划归市财政收入；会计独立，由国民政府主计处派员充任会计主任；并可直接向行政院呈文叙事。另一方面，又规定“该市仍隶属四川省政府”。事实上，这一决定的执行，使重庆市与完全意义上的行政院直辖市，已经只剩一步之遥了。
为了走完这最后的一步，各界强烈呼吁，使重庆市的名分与实际地位相符。10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人，向国民政府呈送提案，要求改重庆市为“甲种市”，直隶行政院。
半年后，1939年4月，行政院终于作出回应，向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最高委员会提议：“查重庆市向为西南重要商埠，现已蔚成政治文化中心，该市政府虽系援照直隶市组织，因事务日繁，其行政系统及政权，亟须明确规定，以资运用。兹为促进行政效率，适应实际需要，拟即将该市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
为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表明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国民政府于5月5日即发布命令，升改重庆为直隶行政院的直属市。自此，直到抗战胜利为止，重庆成为全国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唯一的直属市。
日历又翻过去半年了。10月1日，在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首次会议上，参议员李奎安等人，联名送上提案：“重庆市在目前为我国战时首要地区，在未来为我国西南重镇，其更远之前途，可发展为国际城市。”他们提议成立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大重庆市建设期成会于12月1日正式成立。顾名思义，这个组织要为大重庆市的建设进行调查、制订方案。数十位各行各业的专家，为此付出了心血，终于制定出《重庆市建设方案》。1940年4月1日，这一方案在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方案》第一次提出了将重庆市定为陪都的设想：“宜由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呈请行政院转呈国民政府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请明令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战后永远之陪都，俾待将来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之后，重庆仍能在政治上保留其确定之地位。”
陪都的设立，古今中外不乏先例。中国古代西周曾以雒阳（洛阳）为陪都，前清以盛京（沈阳）为陪都；俄罗斯帝国曾以莫斯科为陪都，日本以西京为陪都。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第四届二中全会于3月决议，以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古往今来，这么多的陪都，其目的不外乎为应付突然事变及适应战事需要。
既有先例在前，又有抗战的实际需要，定重庆为陪都之议，当然水到渠成。这时又发生了一段插曲，加速了定重庆为陪都的进程。1940年3月，汉奸汪精卫等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为混淆视听，并以林森挂名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还都南京”。这是一幕历史的闹剧，重庆不能无视汪伪在南京的喧嚣。
为了揭穿汪伪政权的拙劣表演，申明民族大义，激励全国军民的战斗意志，国防最高委员会于8月15日通过决议，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
9月6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意义深远的“渝字第290号令”。这份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行政院长蒋中正、立法院长孙科、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副署。命令全文为：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肩，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战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弘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例，妥筹久远之规模，藉慰舆情而彰懋典。
三
这是除西安之外的又一座陪都。命令一经发表，全国军民精神为之一振。重庆城尤为欢欣振奋。9月13日，在市政府礼堂召开了有53个单位参加的重庆各界庆祝重庆陪都建立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市长吴国桢主持下，推定社会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市政府等22个机关团体为筹委会的常务委员，市政府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市政府为总干事，市党部、市参议会、卫戍司令部政治部三机关为副总干事；下设宣传、集会、游艺、总务四股；决定10月1日举行庆祝大会及火炬游行。国民政府并决定，10月1日为陪都日。
1940年10月1日，为首届陪都日。漫天大雾，秋雨阵阵。高悬的国旗，在雨中招展。大幅的横幅，在通衢飘扬。高耸的彩楼，在废墟屹立。彩色的标语，在残壁张贴。这是战火中的庆典，显得分外璀璨壮观。
下午5时，庆祝大会开始。3万名军民，手持彩灯、标语、旗帜，冒雨伫立。市长吴国桢致辞，称重庆之立为陪都，兼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他说：“今兹政府明令重庆为陪都，即由于重庆在战时之贡献伟大，战后发展不可限量。重庆市民之责任将日益加重，自今当格外奋勉，增强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接着，有社会部长谷正纲、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代表吕超、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陈访先、市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先后致辞。致辞者多勉励重庆市民，应努力建设、加紧生产、节约储蓄、转移风气。
庆祝大会结束后，开始了盛大的火炬游行。人们手执火炬、彩灯，冒雨行进。熊熊燃烧的火炬，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中华民族解放的光辉前景。各交通路口，都设置了巨大的反光灯，灯光四射，与火炬、彩灯交相辉映。游行队伍在国府广场绕场三周。口号声、鞭炮声、欢呼声融成一片，响彻夜空。
庆祝大会也是一次向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走狗的示威。大会会场的废墟瓦砾就是战争与破坏的证明。《新华日报》的社论说得好：“这一次的盛大示威，应该是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一个大示威，应该是中国军民有决心、有勇气斩断一切荆棘奋勇前进的旗帜，我们在暴敌蹂躏后的残砖颓壁之间涌出一股民族正气，来证明日寇狂炸的无聊，告诉了我们的敌人，中华人民的生命财产固然可以被毁，然而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是只有越炸越强，越经痛苦的磨练越见高扬的；告诉了我们的敌人，利用汪逆及少数民族败类动摇分子来分化我们，动摇我们的阴谋花样也是徒劳的。”
重庆陪都的设立，再一次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政府持久抗战的决心；同时，也对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战争的再动员。与陪都西安相比，重庆更具有实际的意义。西安的陪都称号，则随着1943年西京改称西安市，并明确为省辖市，便自然消失。
陪都的殊荣，为重庆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将不会忘记陪都重庆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