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的再反思 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仍在延续，但基本上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然而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危机的发展变化不仅将决定各经济体在危机中的状况，也决定着各经济体在危机后的不同境况，这一切值得我们深思。
（一）危机本质透视
一般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美联储运用货币工具不当，监管缺失，再加上人们对金融衍生工具认识不足、心中无数导致的。由于货币供给运用不当，导致了市场长期处于流动性过剩的状态，于是过剩的流动性盲目寻求增值，积累了巨大的风险。由于监管不足，导致了“三无”人员（无固定收入来源，无固定资产，无良好的信用记录）也能得到大笔的贷款，于是祸根深埋。由于监管不足再加上对金融衍生工具认识不足，导致了次贷也能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变成优质资产，而且这些资产谁也不知道有多少，由谁持有，于是信用丧失。这样，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问题便演变成了危机。
本人认为这只是表面或直接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主观价值量对客观价值量偏离带来的能量积累已经达到能够引发危机的程度了。一方面，美国需要消耗（而且这种消耗速度还在不断增加）大量的财富在国内和国际上完成其客观和主观都有需要的目标。在国际上，美国要打赢反恐战争，要完成单边主义赋予的一切内容都需要大量的开支；在国内，美国也需要满足美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比如住更大的房子，拥有更好的游戏软件等。另一方面，美国却无法增加创造财富的速度。从劳动力、资源、技术发展等方面看，美国在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之前财富的创造速度只能保持低速。两方面叠加的结果必然是客观价值量的不断减少。于是为了维持大国的面子，美国只好通过制度创新的办法，通过眼花缭乱的金融手段向别国、向未来去借。当资金借贷均衡被破坏的程度超过市场信用链条的承受程度，导致信用链条断裂，金融机构将陷入困境。危机的能量从它所能找到的最薄弱的环节宣泄出来，形成了危机。
（二）危机的发展阶段
本次危机可分为两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虚拟经济领域爆发并祸及实体经济领域。第二个阶段是虚拟经济领域实现稳定但实体经济的危机继续发展。前者主要通过消灭主观价值量来实现其向客观价值的回归，后者则主要通过破坏客观价值（包括对应的主观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客观价值载体的重新配置。
在危机的第一个阶段：首先是美国虚拟经济领域的大混乱；然后是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其他国家虚拟经济领域受到冲击，或者遭遇震撼，或者也跟着混乱甚至崩溃；同时与美国虚拟经济联系最紧密的那些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部门也受到冲击，原来比较健康的企业感受困难，原来不太健康的企业处境艰难甚至开始倒闭。在这个阶段中，首先是美国，其次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会基于危机表面原因而推出大量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试图理清混乱了的虚拟市场，阻止其向实体经济的蔓延。这些政策有的会有一些效果，更多的不过是干扰了危机发展的进程而已。
在危机的第二阶段：由于第一阶段发展的结果先是美国然后是其他大国新的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建立起来了，于是虚拟经济开始稳定下来。但是，由于前一阶段的破坏带来的企业破产，大量失业，使得实体经济也已经混乱不堪。重新理顺实体经济的过程将是一个更多企业破产，更多人失业直至新的稳定的过程。现在的全球经济即处于第二阶段中后期。
二、次贷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及中国的经济地位
（一）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
次贷危机通过美国金融机构的全球业务网络以及现代货币体系向全世界渗透，进而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增长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美国金融市场中爆发出的问题还主要是源于房贷的金融衍生产品。随着经济的下滑和失业的增加，基于信用卡、车贷、学生信贷等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可能出现问题，还会对金融市场形成新一波冲击。虽然美国政府已竭尽所能挽救美国经济，但随着欧盟、日本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其信用的缺失会对美国金融体系形成一个新的冲击。信用的重建只有在承受了这两个冲击后才能重新建立。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还伴随着社会矛盾激化，在欧洲各国出现政治危机。
（二）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
在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最好的。首先，就人力资源看，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会维持到2020年左右，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则将维持到2035年以后。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11年人均GDP才4283美元，这意味着科技发展，经济增长的余地还非常大。再次，从制度创新方面看，中国也还有很大的余地，进一步的开放和改革将继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动力。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空前挑战，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了新一轮宏观调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调控措施，将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尽管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但是总的来看，国际经济不利因素和严重自然灾害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中国经济保持了增长速度较快、价格涨幅趋缓、结构有所改善的较好态势。
（三）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地位
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态势好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2008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2%，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世界政治版图正随之发生变化和调整。这对中国来说，将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存在诸多实现自己利益诉求和主张的机会，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的话语权将逐步增强。
“危机即是转机”，危机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机遇，虽然中国不可能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彻底免疫，但拥有丰厚外汇储备和巨额贸易顺差的中国将借助危机进一步加强国际地位，对设在华盛顿的金融机构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使日益繁荣的国内市场更加融入国际消费活动。中国可要求更大程度地参与整个国际体系，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为中国提供了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而这种融合反过来又给了中国确定游戏规则和提高政治地位的可能。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危机虽使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话语权受到削弱，但西方价值观与规则根基并没有瓦解，新兴力量真正崛起并起主导作用尚需时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特别是一些特定领域的发言权会增大，但并不会给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升带来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仍然应该是发展中大国，充满希望，但仍需倍加努力，仍然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向型政策。鉴于此，中国既不能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与作用，也不应置身其外，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参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协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动向判断
（一）中国经济状况近期预测
第一，总量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并没有发生质变。在中、印、巴、墨、俄构成的发展中集体中，中国以汇率法计算的GDP的比重将从2008年的占43%提升到2012年的50%；进一步强化了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先地位。在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中，中国以汇率法计算的GDP也超越了日本，进入了世界经济三强，但还不过是欧盟或美国总量的约40%；差距仍然很明显。
第二，人均上，中国的人均GDP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只有日本的约八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就是与除印度外的其他大经济体比较，也大约只有这些经济体人均数的约三分之一到一半。
第三，国际金融方面，虽然危机给了中国一个表现其稳定金融大国形象的机会，但是由于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路还很长，中国对国际金融的认识和理解的深化也还需要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总量及其对应的金融资产量也比欧美还少很多，再加上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危机加快了中国国际金融能力的增强，却不会给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科技发展方面，危机将不会对中国在世界科技界的影响力的上升速度带来多大的变化。由于在危机中，各国大多把科技发展作为扩大需求的重要投资方向，因此世界科技发展的整体格局将不会和没有危机有多大不同。但是，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学习引进技术的机会，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一机会，可能能够加快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
第五，国际贸易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富余而价格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问题到2012年仍存在，虽然能够借着危机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内外需的比例，但除非允许大范围失业存在，否则贸易赢余过大的问题仍将保留。因此，中国仍将继续积累经常项目的顺差。不过，由于危机对世界重要原材料、能源等的生产和投资的打击较大，如果中国应对得当，借着作为唯一的一个资金充足的大国的机会，将可能改写世界重要原材料、能源供应的格局，为中国在危机结束后在这方面争取到重要的发言权。这将带来中国贸易条件比没有危机大得多的改善。
（二）经济发展的内外制约因素
从2000年开始，我国经济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2001年到2008年，GDP的年均增长率在10%以上。高速发展积累了不少矛盾，尤其是受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刺激经济政策的影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内外制约因素凸显，保持高速增长面临较大压力。
从外部环境看，外需减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较大。经历了本次金融危机，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国民的消费理念有了较大转变，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抑制国民非理性需求的相关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金融危机后，全球市场萎缩，就业率下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贸易摩擦；中国将在国际社会承担更多的义务和面临更大的压力，突出表现在气候和环境保护问题上。
从国内情况看，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减弱。经过前几年的投资扩张，不少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自2008年起我们又实施了一揽子刺激经济计划，不少领域的投资已经接近饱和，而消费增加和内需启动尚需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就资源条件、环境约束的要求来看，危机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很难以原来的粗放发展模式获得高速的持续增长。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与必要性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保持增长面临的必然选择。应当指出，历经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宏观角度看，粗放的增长方式引发大量的能源消耗，继而产生严重的生态破坏。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率低，耗费损失巨大。从微观角度看，经济长期依赖“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模式支撑增长。此种模式容易导致需求不足、产能过剩，进而造成产品价格下跌、库存增加，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而微观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又会加大潜在的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压力。
因此，只有转变粗放的增长方式，才能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也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状况，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集约型增长有利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经济危机对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
当前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首先，经济危机加剧了市场竞争，有利于淘汰落后的企业和产能。其次，经济危机促使金融系统加强对微观企业和宏观行业的监控，有利于完善企业管理机制、增强资本运行效率和调控部分过热行业如钢铁、水泥、房地产等的投资。第三，经济危机加速了国际和地区间的产业梯度转移，世界产业布局面临调整，中国有望进一步参与国际分工。综合来看，经济危机减低了可能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3.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根本出路之一，也是回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挑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始终将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作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持续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面临三个层面的抉择：一是三次产业之间应形成怎样的结构形态？考虑到产业转型规律、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应明确将产业结构逐步转变为现代服务业驱动型，逐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轴、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都市农业为两翼的三次产业结构形态。二是现代服务业内部应形成怎样的结构形态？考虑到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性特征，应明确将生活性驱动型的服务业结构转变为生产性和生活性双轮驱动型的服务业结构，特别是立足于产业融合，从契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角度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三是三次产业内部应形成怎样的生产方式？考虑到知识、信息、技术和管理创新等因素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应明确将资本和劳动要素密集投入的产业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产业发展方式。从此三方面入手，逐步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改变与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实现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效益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顺利转变。无论是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还是从应对短期危机来看，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都应是我国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变的本质是企业基于市场变化为实现经营目标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企业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真正主体。
4.创业型经济：启动我国新一轮增长的动力和实现社会平稳转型的利器
2009年中国创业板的开板是我国探索适合国情的创业型经济发展之路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创业型经济的发展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中国，实施创业型经济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创业型经济将成为后危机时代启动我国新一轮增长的动力和实现社会平稳转型的利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迅速崛起，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最具成长性的发展群体。一大批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高成长、高科技中小企业和自主创新企业的加速发展，也加快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业型经济创新体系，不断推进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
作为融知识、技术、管理、资本与创业精神于一体的新型经济形态，创业型经济对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就业压力的缓解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刺激消费相比，创业型经济领域的生产性投资、新兴生产领域的供给增加能更有效地启动内需。因此，创业型经济是中国未来30年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从世界经济来看，目前美联储的零利率、定量宽松政策以及大规模购买长期债务工具助长了全球资产泡沫，当然也在助长美国新一轮的资产泡沫，而且美元的疲软也在支撑美国股市，因为它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增长，而且让美国公司的外币利润换算成美元时可以显得更多。但美国这种不计后果的政策助长了利差交易，使得这个存在于各个全球资产类别中的、完全相关的泡沫将变得越来越大。但总有一天泡沫会破裂，并引发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协同性的资产崩盘。
而中国证券市场很可能在“安全度过”前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已在“安逸”中掉入了国际炒家的二次陷阱。也许对于国际炒家而言，正如已79岁高龄的索罗斯在中国高调出场时所说：“机会真的来了”。对此我们不得不保持高度警觉，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