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着中美两国共同诉求和美好愿望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于5月24-25日再次拉开帷幕。在穿越了5年的时光隧道之后，S&ED如今变得更加的成熟与饱满，中美两国政府不但对其兴趣盎然，而且不约而同地寄予了厚重的期待。
从对立到对话
美国《时代周刊》曾在封面上用大卫塑像和兵马俑扳手腕来寓意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关系，其影射的历史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尖锐对抗背景中的中美两国间的一种纯对立僵局，尽管1979年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有所解冻，但双方仍然没有走出敌对式的外交生态。及至1990年代初期，苏联的解体导致了国际关系体系的快速转型，传统的以大国间对抗为主的国际关系暂时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以及国家间交往联系的日益频繁紧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当时的美国在全球国家阵营中占据空前的优势，但其在处理反恐、防止核扩散、全球环境等问题上却需要与其他国家携手合作，而在众多新兴国家中，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引起了美国的关注和重视。正是如此，从1990年代之后，美国对华战略一直处于修正状态之中，从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政策、到小布什上任时的“战略竞争关系”，再到其二任时的“利益攸关方”，及至今天奥巴马将中美关系看成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美国对美中关系定位的不断变化反映出了美国决策者的犹豫，同时折射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
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价值观念抑或是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由此产生了两国间不仅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功能性问题，如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市场开放、产品安全、环境保护等，而且还存在许多战略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既关系到两国的现实利益，又关系到两国的战略利益，因此亟需中美在长期的战略利益与近期的国家利益间建立起多向沟通机制及寻找双方利益平衡点。
也正是准确而深刻地认识到了以上历史大势，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首次提出建立和加强两国战略对话；2006年9月，由美方提出、中方同意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也得以启动；2009年4 月，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会晤时再次达成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共识。
从动态的角度审视，中美对话在推进中反映出了以下明显的特征：
――对话主题不断扩展。从首次中美战略对话的“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单边主题发展到后来“奠定长久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基石”以及“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中美经济合作”的双边主题。
――对话内容不断丰富。从最初只重视政治和安全等战略性话题转为后来经济、能源、环保等专业性议题，务实性不断提高。
――对话形式不断开放。由当初中美双方在对话中处于谨慎和试探状态以及对外将主要议题进行模糊化处理转为后来双方完全对外公布对话议题以及达成的共识和取得的成果。由此不仅吸引了公众的视线，而且有利于公共舆论的参与。
――对话规格不断提高。由当初的副部级对话级别发展到后来的正部级，再提升到了内阁对话规格，而且在首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国家元首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其中。
――对话力量不断均衡。由于中美对话基本上拷贝的是美日对话模式，即美国对日本的“施压模式”，因此在最初的中美对话中，美国是以“强人”姿态出现的，中美之间呈现出“非对称性”格局。但随着对话的发展，中国力量尤其是中国在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和抵御金融危机等全球重大问题上所发生的特殊作用，美国开始修正对中国的姿态，中国之间会谈的“非对称性关系”也由此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双方均衡、平等的协商关系。
从互信到互利
从2005年8月中美启动第一轮战略对话至今，双方截止目前共经历了六次战略对话和五次战略经济对话以及两次战略与经济对话。通过对话，中美双方从相互理解到扩大共识，再到增进互信和拓展合作，双方不仅收获了如此丰满的意识形态成果，而且两国在对话的平台上获得了双赢性的经济成果。
作为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成果，中美双方不仅签署了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以及美国在中国设立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等协定和协议，而且中美还达成了价值5.5亿美元的四单合同。
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美金融合作和市场开放上。对话不仅使双方在扩大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提高QFII投资额度以及扩大人民币日交易浮动区间等问题上达成了协定，而且在双边对话结束后，超过200家的中国企业代表团赴美签署了至少2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同时人民币正式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
关注食品质量安全和能源环保议题的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使中美双方签署了能源和环保领域加强合作的10年规划，而且两国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市场透明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经济平衡增长等八个领域达成了31项的合作共识。
与前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同，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内容得到的大大的拓展。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和食品五大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对话过程中中美签署贸易协议总额136亿美元；同时中美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而在金融领域，美国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
承继前几次对话的系列成果，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使中美双方在宏观经济合作及金融服务、能源与环境合作、贸易和投资、食品和产品安全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五个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最终达成了40余项积极成果。
2009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具有着特殊的意义，即启动了中美两国的一种新的高层对话机制――“战略”与“经济”两大方面“合二为一”，表明双方欲将经济与战略性事务纳入同一个对话框架下进行，同时也表明双方的合作由双边向多边的转变。另一方面，具体对话过程中形成了一条主线，两条平行的对话渠道，特别是有的议题涉及两国的部委是多元的和交叉的，把这些相关部门都统筹到一个机制下进行协调，无疑会更有效率。也就是在首次S&ED上，中美对话由部长级升格为内阁级。
今年5月底启动的第二轮S&ED无疑又会使双方收获到前所未有的成果。一方面，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二氧化碳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掘金的主要战场。中美将围绕碳减排市场的开发在风电、光伏、清洁煤燃烧、智能电网和生物能源等方面签署一系列协议；另一方面，针对后危机时代中美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和纠纷，双方在进行深入地沟通协商后会作出一揽子实质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
链接两国的脉动
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一个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一个是守成大国，一个新兴大国，活跃于国际舞台上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不仅赋予了两国之间十分丰满的时代意义，而且可能成为引导国际关系的风向标。
首先，S&ED有利于两国关系的良性稳态发展。自中美双方举行高层次对话以来，对话机制经历了由不成熟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在其总体框架的指引下，中美关系呈现出良性发展态势。尽管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各种问题和不信任，但是双方并没有因为猜疑而分道扬镳，甚至出现对抗，而是努力尝试了解和理解对方，从而寻找出共赢的途径和方式。
其次，S&ED大大降低了摩擦成本，有利于中美之间的增信释疑。中美两国间关系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摩擦，甚至双方有时会出现“误判”， 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两国的贸易成本和削弱了产品的竞争力。但通过对话可以消除误解或者求得对方的宽容与谅解，由此使双方在战略层面的互信明显增强。
再次，S&ED提高了双方意见的交换频率，有利于推动中美间现实问题的解决。中美之间虽然共有20多种对话机制，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一个纵观全局的、高级别的、兼具综合性与战略性的平台上，致力于推动解决两国间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双方通过意见的交换和各自诉求的表达求得一致，进而可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最大化，因此可以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迄今为止双方找到的最好沟通形式。
最后，S&ED有利于推动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良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美两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越小，世界经济受益就越多。不仅如此，S&ED还可以协调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在地区热点问题上的立场，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同时对话广泛涉及全人类安全的重大问题，有利于推动全球问题领域方面的国际合作。显然，在中美对话这一互动模式下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
我们特别需要强调地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还可以作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妥善处理彼此关系的一个成功案例。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多伴随着战争，如16世纪的英国与西班牙、17世纪的英国与荷兰、19世纪的德国与英法、20世纪的日本与美国，几乎无一能规避这一历史宿命。但中美之间通过S&ED机制却可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一方面，S&ED可以满足美国的需要，使其能通过对话较准确地预测中国的走向，减少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所带来的利益损失，促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S&ED可以满足中国的需要，通过这一机制消除或减轻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宣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战略意图。中美两国在彼此的交流与互动中演绎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新型互动模式，从而为丰富国际社会这一国际关系的经典命题开辟新的地带。FIC
（更正：本刊2010年5期P52《稻盛和夫：不老的日本“经营之圣”》的作者应为张锐，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