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文化随笔
文化随笔·读书十忌
总有人犯嘀咕：“用等量的时间读书，为何别人学问渊博，我却见识谫陋？别人能旁征博引，我却只能照本宣科？”究其原因，前者得法，后者不得法，久而久之，双方差距不断拉大，就会判若云泥。吃饭有忌，饮酒有忌，读书亦有忌，读书之忌大致如下：
一忌：杀书头。只读开篇，不肯终卷，国学大师黄侃将此行为称作“杀书头”，是读书的大忌，避之则大吉。
二忌：囫囵吞枣。有些人读书，只爱动眼睛，不爱动脑筋，全书好歹读完了，旨趣何在？并未明白。这类阅读属于低效阅读和无效阅读，徒然耗费目力，多读无益。
三忌：蜻蜓点水。有些读者定力太差，兴趣点过于分散，这本书翻一翻，那本书看一看，貌似兴头十足，实则收获无几，只是白忙乎，瞎忙乎。读者要学会扎猛子，深入作者的“海底世界”，才能一窥其底蕴。
四忌：浅尝辄止。古人说：“尝片脔可识鼎味。”这话没错，但片脔的营养价值毕竟有限。何况舍弃掉鼎中的佳肴，浪费莫此为大。我们阅读一本好书，恰如结交一位贤人，点头之交哪能比得上刎颈之交？
五忌：望文生义。阅读绝大多数经典著作，读者手边必备工具书，先弄懂其字义、词义、语义，然后推而演之，探而索之。对于书中的疑点难处，读者应当细想穷究，单纯以己意去揣摩、揆度，就很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读者不运用工具书辅助阅读经典，即如出行者不乘车船过江，欲赤身泅渡至彼岸，这样做未必明智。
六忌：尽信无疑。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中的《书》特指《尚书》。实际上，岂止《尚书》，所有的书都是如此，距离真理和实情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距离，不宜盲信。以《史记》为例，总体而言，它堪称信史，但其中仍有不少疏漏、缺失、破绽、自相矛盾的地方。让怀疑精神时刻警醒，于不疑处有疑，读者才能够收获到意外的惊喜。
七忌：师心自用。读者保持怀疑精神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但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纯粹师心自用，竟将古今作者悉数踩在脚下，美其名为“推倒百代圣贤，开拓万古心胸”。你有足够的底气、学养和才力，批判圣贤亦无可厚非，但粃糠圣贤，将他们贬斥得一无是处，则另当别论。如果圣贤能被我们轻易KO，踢下擂台，岂不是徒有虚名？纸皮屋顶又怎能遮挡数百年数千年的风雨冰雹？师心自用的人喜欢将
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阅读时，他们的笑场更像是在嘲笑自己的鲁莽。
八忌：丢掉西瓜，捡取芝麻。读书贵在求真、探实、明理、识趣，有些人读书，心思走偏，或沉迷情节，流连忘返；或寻章摘句，乐此不疲。殊不知，一部好书，作者必有其精神寄托，必有其感情抒发，必有其价值判断，唯有会其心得其意，才不枉彼此的投缘。
九忌：独沽一味。我们时常会听到身边的读者这样说：我只喜欢读哪位作家的书。大千世界，亘古至今，优秀作者数不胜数，他们却甘愿将自己的兴趣极度收缩，锁定在某位作家身上，这样的表现固然专一，堪称忠诚，但无异于画地为牢。一位读者若不想做井底之蛙，就应跳出“我只喜欢”的窄坑小井，奔向“我还喜欢”的广阔天地。
十忌：一曝十寒。法国思想家、文学家萨特曾在《文字生涯》中告语：“每日必写一行。”事实上，对于读者而言，每日必读几页，同样是良好的习惯。阅读的间隔越长，重拾书本的动力就会越小，兴趣就会越弱，彼此的亲密度就会下降。
在《宋论·太宗无嗜好惟喜读书》中，清代学者、思想家王夫之确定读书有三戒：一戒“色淫”，二戒“声淫”，三
戒“志淫”。他指出：“物求其名，形求其似，夸新竞丽，耽僻摘险，以侈其博，如是者谓之色淫。师鲰儒之章程，徇小生之矩步，析音韵以求工，设机局以相应，曳声引气，意短言长，如是者谓之声淫。读可喜之言而如中酒，读可怒之事而如操戈，嬉笑以谐心，怒骂以快意，逞其气以击节于豪宕之篇，弛其志以适情于闲逸之语，心与俱流，情将日荡，如是者谓之志淫。”此处的“淫”是迷惑的意思。王夫之认为：“以读书为嗜好，则适以导人于欲也。惟无欲而后可以读书。”这个观点可能有点让人犯嘀咕，实则他说的“无欲”是“不以流俗之欲为欲”，而要以格物、致知、穷理为依归。
阅读时，高明的读者不仅动眼动手，而且动脑动心，绝非单功能的接收装置。身为提炼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和再创造者（拓宽作者思想、情感的疆界），以上十忌和三淫，他们能够避而不犯；非但不犯，而且与之绝缘。
篇二：关于读书随笔800字
在周末，我读了一篇小故事，叫《挪开石头的人》。它讲的是一个国王想让自己的居民养成好习惯的故事，我来讲讲吧!
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国王，他知道如何教导自己的居民养成好习惯，他也非常注重培养人民的勤勉与细心。他常说：如果人民总是想把事情让别人办，那好事就降临不到这个国家的头上了。
在一天晚上，这个国王故意把一块大石头搬到通往皇宫的路上，自己躲到一边观察有什么情况。
这时来了一个农夫，车上装的是拿去磨坊的谷物。是谁这么粗心大意，把石头挡在了通往皇宫的路上?农夫抱怨道。这些烂人怎么不把这块大石头搬走?尽管他这样抱怨着别人的懒惰，自己却绕过了石头不再管了。
这时又来了以为年轻的战士。他还在想着自己在战场上的威武，并未注意到这块大石头，差点儿还被大石头绊一跤。他生气的举起剑，责骂来过这条路的人懒惰，没有人把这块大石头搬走，而自己哼着小曲儿，跨过石头，走远了。
一天、两天、三天，好几天过去了，虽然有很多人都经过了这条小路，可是都没有把这块大石头搬走。
直到有一天晚上，有一个贫穷的少年经过。他已经工作一天了，非常累了。他经过这里的时候， 喃喃自语道：这么黑的天，别人一定看不见这块大石头，它会绊倒人的，我要把它移开。虽然这个贫穷少年非常得累，把这块石头移开是很不容易的事。但是他最终终于把这块石头搬到了路旁。就在这个贫穷少年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盒子。盒子上写着：送给把石头移开的人。这个贫穷少年打开了盒子，就惊呆了，原来，盒子里装满了金子!
农夫和战士以及其他经过这里的人听到了消息，又去了那条小路，希望也能找到一块金子，但是，他们失望(转自：wWw.DXf5.Com 东星 资源网:文化随笔800字)了。
国王对他们说：我们常常会遇到障碍和重担。如果选择绕过，可能会失去成功的机会，懒惰的代价往往是失望。
读了这篇小故事，我明白了疲惫的年轻人移开了石头，它只是为了给别人带来方便，谁曾想他会得到一盒子的金子?多为他人着想一下，不是个坏处，也是我们从小就应该学会的。学着去为他人解决一些难题，自己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老天爷也从来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有爱心的人。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三：中华文化随笔
《吾国吾民》读后感
林语堂就是林语堂，但林语堂又不止是林语堂。
他独特的成长经历令他能有与游走于东西之间游刃有余。他一生泰半作品以英文写就，可称得上民国时期东西间的摆渡人。但他毕竟活在民国那个时期——就像他说的，考察一个国家，要从国民开始；考察一个时代，看得就是这个时代的伟人 ——他又常常代表或被代表于民国。
１、先说文化
就时代而言，中国文化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可能很多人都发现过——中国文化随着国家的一治一乱而一衰一盛——它总是和政治唱反调。
很多人更倾向于接受的解释是：乱世之时，政治纷乱，读书人没有个一稳定的参与政治的通道和环境，因而不得已转向于文化领域。这个解释的意义或者说作用——直说就是负面影响——在于，这样既把大一统的集权政府污蔑为对文化的压制、对读书人思想的禁锢；又把中国文人污蔑为被禁锢被压制的奴才、官迷。
很明显这不是事实。一个以压制和禁锢人民思想为要务的政府难以长存，一个文人士大夫全是官迷的民族也难以长存。中国文化之所以会出现与政治成反比的趋势是因为乱世中的文人们自发地为这个国家和民族思考，哀于生灵涂炭而试图找到一条“中天下而立，而安四海之民”的道路。这不是醉情山水的逃避，而是文人士大夫的气节。
中国文化一盛一衰的周期，其实质往往是这样的：一套规范社会的制度和与之相配的规约人心的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往往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有效期就是所谓的盛世。在这个有效期之内，读书人的任务不是去打破这个制度，而是维护并发展它。但当他失效之后，他们的任务是打碎它，然后找出一个新的。因而每到乱世，百家争鸣。
当然，我所述说的也非事实。那么事实如何呢？其实没有事实，我们发表的一切看法都
是经由我们主观思维加工过的东西。事物的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它给人的启迪。所谓的事实上，只是个人认为的事实，叫做心灵的表象。
我很喜欢拿民国与魏晋对比。同样是一个大帝国由声转衰的年代，内乱不断，农民起义与士大夫阶层内部的争斗共同为这个王朝画下句号；同样的外族入侵，将中国的版图划得四分五裂。只不过不同的是，后来的这个敌人更强大，更有预谋，更文明，也更野蛮。
民国的文人是要强于魏晋的。他们还有个学习的对象，国内动乱还可以出国。但比起魏晋他们却又远远不如了——他们再也没有创造出一个风骨。
说真心话，我是看不起林语堂胡适之流的。他们在那个年代能够振臂一呼，带领中国人进行一场思想上的革新，这是何等的丰功伟绩。莫说现在，就是再过一百年，也未必有文人能比得上。但他们也未免把中国看的太轻贱了一些。他们带着一腔热血出海，带着豪情壮志归来，他们用西方文化破除对古文化的迷信，又陷入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最终孤悬海外小岛再也没有机会踏上这片他曾经热爱的土地。
这是整个民国文人的悲哀。民国，那是一个中国人极度自卑的时期，是中国文化少有的低谷期。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去憧憬那个年代，甚至以古非今。他们的理由是，民国文化的盛放。认为那是一个没有强权压迫文人，自由烂漫的年代。听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知道，他们不懂文化，也不懂民国。一群人崇拜着一个他们根本不懂的偶像，就像林语堂的那本书的名字：啼笑皆非。
就文化而言，林语堂无愧为大师。他对文化脉络的把握切中肯綮。介绍一个国家，首当其中的是它的文化。然而文化不是由哪个圣人凭空发明——圣人只是整理——而是从民间的生活中点点滴滴滋生出来的。这就是《吾国吾民》的精髓所在。
但就生活而言，环境的不同，意欲之不同，造就两个不同种的文明。
西方讲个现象本质。他一定要在事物之后找到这个东西究竟的那个东西。就此发生的争
论又引发出我何以能够知道那个东西，我何以能够描述那个东西。他们思考世界的图式：机械、逻辑、辩证，人的认识功能：感性、理性，人的认识方法：逻辑、直观，事物的本质：原子、量子。但中国文化不思考这些。
中国文化也讲道器，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器是什么？器者，气也，天下唯气。那么气又是什么？阴阳二气。阴阳又是什么？一阴一阳之谓道也。从根本上讲究个道不离器。老子写《道经》为什么要再写一卷《德经》？德者，得也。道不在天上，而必然是德于物中的。物即是得道而生的。道之德于人就是道德。所以要讲个仁义礼智信，儒家要求个心外无物，吾心即是天理。
那么东西方由此而产生的品格是什么呢？西方因为把世界当做自在的客体，要去发现和追问它，去征服它。中国则把世界当做同于我心的自然。既然同于我心自然要求得个大同。但生命形态毕竟不同。因而大同中又要求得个和而不同。这便是阴阳之道。因而你看到中国人能忍，并非是他能忍，只是千百年遗传下来的性格，使得他眼中的一切，都理所当然。
２、说说道德的事儿
道德有三个特点。第一，为仁由己。这个东西是生命个体自发地自觉地东西。就像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有格。”为什么道德具备这种功效呢？因为道德是自觉自为的，而非外在强加的。由此我要反对的第一点是：儒家制定礼教愚昧人民。我一直强调，道德呀，文化呀之类的这些东西绝不可能是外人制定的，一定是由生活中自然而然滋生的，一定是自觉自为的。
但西方文化对道德的看法不是这样。神学理论认为上帝把道德附加于人。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人分有上帝的部分神性，因而道德来源于上帝。近代以前的哲学则把道德归于认知。人本身不具备道德，从经验中获得关于道德的知识。比较著名的是苏格拉底的话：“德性即知识。”这种外向性的道德论和人性论也可以勉强说成坊间所传闻的：西方的制度建立
在性恶论之上，因而用制度约束人性，中国则把制度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因而用人性约束制度。这个说法过于粗糙，但勉强来说也不算错。不过这个“性恶论”应当与荀子的“性恶论”区分开。
正是由于这种外向性的人性论，西方很容易就把道德定位为法则，进而是法律。这促进了西方关于法律与政治的思考，有助于向现代化国家转型。但这并不意味这西方的道德论就要比中国的高明。毕竟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把道德归于内向，人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主体。西方现在已经走上了这条路。
第二，道德是自我约束的，不能用来约束别人。道德败坏的关键就在于这一点。人一边自身将道德抛在一边，一边道貌岸然地要求别人遵守道德。于是原本的礼就被歪曲成为了礼教。道德是完全由己的，但人活着不是只有自我的。因而道德的外化是必然的。这个东西不能用语言表述。那么怎么办呢？用行动表示出来。中国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知行”。或说知难行易，或说知易行难或说知行合一。一定要把知和行放在一起讨论，这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
西方哲学史上有个怀疑论大师，休谟。他在对西方传统道德观进行怀疑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要实行道德？因为道德是善。为什么人要做善事？休谟这样往下问下去，最终发现了必然与应然之间的断裂。对于休谟这个问题，康德试着回答过。他把道德纳入理性的范围。理性是不可能停留在认知领域的。理性的对象是超验，超验是无法认知的。当我们试图用认知能力去把握超验的时候，就会陷入二律背反。因此理性必然是在实践领域中起作用。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详细而深刻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用的是排除法。道德不可能是认知的，因而它一定是实践的。
但休谟的这问题如果拿给当时的中国学者看的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人当然要做善事。人的本质就是善，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不善的是禽兽，而不是人。人天然就是善的。
中国人骂人的时候爱把人比喻成禽兽，大约有一点这方面的影响。中国哲学把道德归于人的本质，就确保了人知之必行。因而他讲究“一念起处，便是行了”这种知行合一的观点。就此而言，相比于西方还是好一些的。
第三，以道德约束他人即是恶。道德是完全内向的，并且只能用于反躬自省。这是道德的界定，如果试图把道德带出这个界限，就是僭越，是违法的。当然，这个法不是法律，而是法则，人心中先天的法则。违背了这个法则，就是恶。有一个词，叫做道德绑架。我以前非常讨厌这个词。因为我觉得道德是完美的。把它和绑架联系在一起，是对道德的玷污。但后来我发现这个词用的何其准确。玷污道德的不是这个词，而是这种行为。
先说说西方。我一再强调，西方的道德与中国的道德是不一样的。说道德绑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先讲一个人，霍布斯。他是西方近代政治制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社会契约论就是由他这里发端的。可以说，没有霍布斯，西方的近代化要晚上数十年。霍布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生活着一群人。第一阶段的时候，这里的人为了生存，相互厮杀，通话毁灭他人来确保自己的安全。这个阶段是丛林社会。第二阶段，他们慢慢发现，随着不断的厮杀，自己虽然活了下来，但人却越来越少。他们意识到，早晚有一天，这群人会在厮杀中死亡殆尽——甚至等不到那天，当人数足够少的时候，大自然就会杀死他们。于是这群聪明的人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共同约定，相互不伤害对方的生命，以此换取对方不伤害自己。并且他们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海兽——利维坦——来监督这个约定。有违背者，就要死于利维坦腹中。这个阶段是契约社会。利维坦就是国家强权，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强权之下的契约进行维护。我让渡了一部分权力，你就要让渡相应的权力。
但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文人能更愿意相信道德是自我的。由于生命个体的特殊性，因而每个人心中的善也不一样。庄子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主张一种绝对陌生主义。著名的是他的濠梁之辩，“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有个很有意思的说话。两个人吵架，是没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