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晴雯 德化人，毕业于福建漳州师范学院。曾获福建新闻奖报纸副刊类一等奖，泉州市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等。 现供职于福建德化县委报道组。
难上的一课
勇是那种男孩，单亲，长发，穿拖鞋，在牛仔裤上剪洞。他喜欢听音乐，喜欢吹口哨，喜欢怪腔怪调地胡叫一通――即便是大家都在努力地晚自修，他美其名曰“调节气氛”。你批评他，他唯唯喏喏低头称是，一副虚心接受的样子，可一转身，他就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做他的“流民”去了――坚决不改。
今晚勇没来，教室就是太平盛世了。玲很自然地想起临走前忘记吃的一大堆药。她怕感冒的原因，只是不想在学生面前打喷嚏――年轻人嘛，除了美丽和风度，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
于是半节课后，玲以徐风般轻快的心情出现在自己的宿舍前。
没想到勇正在她的宿舍里，正在翻看抽屉，正在把几张人民币放进自己的口袋，他显得那般旁若无人：主人的自然镇静也不过如此。
难怪勇没去晚自修！他就料准了她会在教室！
玲在恍然大悟的同时，又有些尴尬，仿佛恨不得自己没看见，又仿佛偷钱的是她自己――在她对面，意外、惊谔、紧张等神情同样交织着出现在勇的脸上。僵了差不多半分钟之后，玲讷讷地说：我……我回来吃药……你……你可以走了。
勇走后，玲又生气又懊悔。她觉得自己是世上最蹩脚的老师，也是世上最蹩脚的演员。怎么所有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里都没有提过这样的一章！也许她该把他揪住，狠狠地训他，苦口婆心地劝他，跟所有善良而又富责任感的老师一样？也许她该冷静智慧地说“你要来找我请假是吗，你在找纸和笔是吗，哦，它们在那儿，旁边那个抽屉”，跟所有天真而又美丽的小说情节一样？……
第二天，玲走近教室。勇在，只是从脸上的表情到坐着的姿势都有些不大自然。当玲瞥见黑板上“值日生”一栏写的是勇的名字时，心中就有了主意。
“勇。”玲微笑着，眼睛亮亮地看住勇。
迟疑半晌，勇站起来。
“今天你值日是吗？”玲的语气跟平常一样亲切，“瞧这讲台，你能上来帮我清理清理吗？”
勇迟疑地走上来，迟疑地按玲的指示把一个小纸团扔进了垃圾桶。
“唉呀糟糕，我发现纸上写有昨天那份练习的答案！勇――你，帮我把它找回来，好吗？”勇正要转身下去，玲又微笑着叫住了他。
然后，玲和同学们一起，看着勇艰难地低头，艰难地在同样大小的纸团间辨认，拿出一张，不是，又拿出一张，不是，再拿出一张，还不是。
“算了，”玲对勇说，“不找了，你下去吧。”
接下去一直到下课，玲再也没看一眼勇，只是在上课前淡淡地说了些令大家匪夷所思的话：虽然那份答案找不到了，不过我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把一张有用的纸张扔进垃圾堆很容易，要找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即便找出来，也不再是同样的纸张了，因为它已经沾满了垃圾――我们的人生，恐怕也一样啊！
当天晚上，勇把一份感谢信投进了玲的信箱，装在信封里的还有那天他没有当场还玲的几张人民币。
看着那些艰涩的文字，玲像办公室里每一位老教师一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心想：难上的一课终于过去了，可关于上课效果，谁知道呢？――我不知道，勇不知道，只有时间才真正知道啊！
父亲的抉择
他是我一个亲戚的亲戚，四十好几的人了，还像遇不上气候的梅子，黄黄的，干干的，有点缩水。
“一定要上吗？”我指的是他的孩子上高中。
“他们，都要啊。”他哆嗦着唇，逆来顺受的脸上，揉进了一丝苦楚。
我掐指算了算，按现在的高中缴费标准，两个孩子至少得缴上一万八。
“没一个要让步？”我接着问。我是教师，我知道，考大学，学生不容易，上大学，学生、家长都不容易，毕业后找工作，对这些不甚优秀的农村孩子，更是不容易。而对他们来说，就连上高中也是那么不容易。
“是啊。”――那语气中已不是一般的无计可施了，那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期待，或者，只是巴巴地指望着别人替他做出一个决定来。
“你是做什么的？”我发现这个问题忽然重要起来。
“我啊，替人搬运，谁叫随走。”
“一个月赚多少？”
“不一定啊，像昨晚，晚饭后到今天凌晨五点，赚上二三十块吧。”
我再仔细地看了看他，瘦小瘦小的，一米六左右的个子，体重恐怕还不到九十斤，实在不是当搬运工的料。也不知那羸弱的手和肩上，要搬动多少块木头、抬起多少箱瓷器，才能一点一点地垒足“一万八”这个巨大的数目？
“这样吧，你把孩子带过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再决定要不要缴费上学，好吗？”我忽然有点鼻酸，天底下的父母啊，是不是真像人们说的，在前世欠下了孩子的债？
半学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午睡，忽然有人轻轻敲门。起床一看，是那位父亲。
他是来道谢的，提着一个一层一层扎紧的包裹，卑谦地对我笑：“吵你了啊。我也没有其他时间，我就要去干活了，最近很忙……早就该来了啊……”
他果然没多坐，也没多说。两个孩子以分期付款的形式缴费上了高中。上了就上了吧，他能做到的也只有如此了。虽然他总是深深自责，可到底是一个负责的父亲――两个孩子都长得清秀白晰，是不曾经历日晒雨淋的温室里的花朵。成了我的学生的那个哥哥，也没有过重的压力，跟其他同学一样，偶尔逃逃课，拉拉作业，听天由命地等待着三年后命运的安排。
他巴巴地提了来的，是他们自种自晒的梅子干，一个个又小又皱、又咸又涩的，让人忍不住想到他黄黄的、干干的、有点缩水的脸。
新 衣
下了车，阿秀没有回学校，而是直奔服装市场，买了一套新衣，然后，在往学校的路上，一家公共厕所里，阿秀换上了那套新衣。
宿舍里，果然，大家都穿着新衣，过了年开学第一天嘛！阿秀的衣服并不贵，可穿在阿秀身上却显得最为得体漂亮。
“我嫂子买的！我嫂子呀，可疼我了！”阿秀微微抬起下巴，骄傲地向每一个人炫耀。
当然，没人知道，因为要花钱，整个假期里，嫂子仇人般没跟她说过半句话；哥哥是跟她说话了，却只有一句，语气极不耐烦：说吧，到底要多少钱？
可是，那套新衣，当天晚上就不翼而飞了。哪个贼那么可恶？要偷也不能偷阿秀，她没有爸爸妈妈，那唯一的一套新衣，可是疼她的嫂子给她买的啊！同宿舍的人义愤填膺，阿秀更是又气又伤心。
当然，也没人知道，是阿秀，到了夜晚，把新衣脱了，商标贴上，叠好，拿回去退给了服装店。因为阿秀清楚，选择那套衣服，意味着要饿上半个学期肚子。
――这个阿秀，是我的一个学生。两年后，高三了，再也憋不住的阿秀，跟我讲述了这个故事；在操场边，在月光下，在桂树旁。
那时候，桂花香像是忍不住地痛，一点一点地，渗进校园的每一寸肌肤，渗进我的内心深处。我希望那是一个小说。小说的下一个情节，当然，有些巧，阿秀要退衣服，服装店老板不肯，无奈，阿秀只好说出实情，老板感动了，就把衣服送给了她；再下一个情节，更巧，老板是阿秀一个同学的妈妈，或是她一个老师的妻子，他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找了个再合理不过的借口，在每年的同一天送一套衣服给阿秀，一直到阿秀大学毕业。
可生活不是小说。故事的下一个情节，确实是阿秀要退衣服，服装店老板不肯，无奈，阿秀只好说出实情，可是老板不感动。她说你没钱你买什么衣服？撑！她说，你瞧，衣服被你弄旧了，线头都脱落了，你瞧瞧，总要算个折旧费吧？再下一个情节，阿秀为退成那套衣服，花了十元钱折旧费。十元，是她十天或者更多天的生活费。
于是，在操场边，在月光下，在桂树旁，在阿秀忏悔的叙述里，我看到阿秀不但穿不上渴望的新衣，还要为了那个谎言，在渴望爱的心里烙下永久的伤疤。
八月的风吹过来，我看到桂花扑簌簌地掉了一地，冰凉冰凉的，像是人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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