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敏 作家,1955年生,现居广州,供职于广东省作协。主要作品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散文集《喑哑群山》《理想的荒凉》《风中行走》《女神之名》《阳光碎片》《成年礼》《捕蝶者》,长篇小说《幸存者手记》等。
我年轻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从事一种职业的人,叫做指导员或教导员,他们政治地位比一般人高,领了薪水,做的就是指导或教导人们怎么正确思想的事。“柏林墙”这个词我就是从其中的一位那里听来的。那时柏林墙已经立起来十几年了,无数惨剧已在墙下接连发生,各国媒体总是聚焦在那里,也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但我却对此一无所知。那位教导员在讲解社会主义之真假优劣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些被教导者:世界上有两个地方,人们冒着枪林弹雨往理想世界跑,一个是南朝鲜的人民往北朝鲜跑,一个是西柏林人民往东柏林跑。我对他的故事深信不疑。他知道得太多了,连柏林墙都知道,而我除了知道有一部苏联电影《攻克柏林》,讲苏联红军如何打垮希特勒,那之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那时的正确思想没有什么西柏林,那是资本主义,也没有东柏林,那早已经修正主义了。至于朝鲜,电影里的朝鲜确实漂亮,那里的姑娘衣裙鲜艳,笑容也很甜。实际上在我置身的生活中,我看到的是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往香港跑,而不是相反,但我的脑子里面是筑了墙的,根本不会翻过墙去联想。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事情完全不是那样。
墙一般是用于防御外敌入侵,院墙如此,城墙也如此,只有监狱的墙作用相反,是用于阻止里面的人出去。柏林墙就是用于阻止东柏林人出去。不同的是,它比一般的监狱墙庞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不仅要封锁宽广的地面,还要封锁大量的河流,道路,一个现代城市四通八达的下水道系统,地铁网络,还有门在东柏林而窗在西柏林的住宅或教堂。起初没有人相信这样不可思议的墙能够筑起来,何况东德的统治者刚刚宣称:“没有人打算修建一道围墙。”但1961年8月1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大半柏林人正在湖畔草地团聚度假,它赫然就出现了。
一个国家筑一堵墙,把自己的人民关在墙里,这对于自由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恐怖事件。柏林墙立起来的时候,世界哗然。但墙是一种思维模式,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模式,那些筑墙的人,已经用墙把世界隔开了,外面的哗然摇撼不了他们,他们只需要把里面的哗然平息掉就行了,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有丰富的经验。拥有庞大完整的宣传系统和警察系统的统治者知道怎么样“使人民保持平静”,即使内心不平静,至少能让他们处于被动消极状态。动物刚被关进笼子总会有一段时间狂躁不安,咆哮,骚乱,企图毁坏笼子,到它们终于明白笼子的牢不可破时,它们便会平静下来,慢慢适应笼中生活。动物园里的动物总是眼目无神,一身倦态,与它们野外的同类仿佛是不同的物种,就是笼子的强硬摧毁了它们生命的力量,使它们像陷入泥沼一样,陷入自身的无力感。墙已经筑起来了,强权便有的是时间,他们可以像对付监狱里的囚徒那样慢慢对付墙内的国民,直到他们屈从命运,放弃抵抗,直到他们愿意合作,直到他们随着驯兽师的魔棒起舞,自动讴歌笼中的幸福生活。至于国际社会,世界很大,每天都会发生许多事情,人们的目光早晚会被别的喧哗移开,不会一直聚焦在这里,更不会再有持续的强烈反应。然后,时间能够平息一切,多么非常态的事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被人们渐渐接受,变成常态。
柏林墙刚刚建起的几年,人们的逃亡行动十分激烈,直接跃过铁丝网,从住宅楼的窗户跳到西柏林街上,用卡车冲过去撞墙,锯开下水道的铁栅栏,在墙下挖地道……与此同时,那道墙也在迅速加固完善,从一道铁丝网,逐步变成一个浩大的严密的封锁系统:从东面开始,第一道是“腹地墙”,贴满严厉警告标示,指明攀爬这道屏障的人即为罪犯,必将遭受严惩。第二道“警报围墙”,由水泥柱、带刺铁丝网和顶部倾斜的铁蒺藜构成,并且带电,辅以一触即鸣的警报声。第三道是“龙牙”和“钢制锯马”,金属尖钉和钩齿,?望塔和泛光灯。接下来是“死亡地带”,宽阔而且一览无遗,除了布置以军犬,还布置以“自由扫射”的机枪,地面是仔细耙平了的沙子,以便穿越者留下痕迹,如果某个士兵不忍朝自己的同胞开枪,根据痕迹所在区域很容易追究到这个必须严惩的人。之后还有反车辆冲击障碍。越过这一切之后才是西方人所说的柏林墙,大多数东德人甚至从来没有看见过它,有几个人能穿过“死亡地带”呢?而墙的另一面就是西柏林的街道,汽车和行人来来往往,西柏林人和旅游者时常贴着墙缝往东张望,因为手痒,便在墙体上随意涂鸦,使墙的这面成了怪诞的风景。东边的统治者把他们的巨作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如果能看到这番实景,甚或看看墙两面的照片,谁都会明白这是反什么的。但这样一个浅显的事实却并不那么容易看见,至少就我来说,不要说那墙立着的28年,就是直到那墙倒塌的1989年,全世界都看见了,震动了,而我依然没能看见。
随着墙的日渐完备,人们真的日渐平静下来,这包括墙里的人们和墙外的人们。作为墙的延伸,更完备的安全魔毯覆盖了墙里的一切,国家安全部――斯塔西以骇人的速度膨胀,秘密警察和线人密集织网,在一个不足1800万人口的国度,40年间至少有60万人为斯塔西效过力,至少有20万国民被判犯有各种政治罪行。
与此同时,墙内的经济改革开始了,“新经济体制”实行了。人们不仅从摇篮到坟墓有了家长的照料,还有了更多的日用消费品,1970年代,我们这里连土豆烧牛肉还远远没有普及,东德已经有半数以上的人家拥有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了,更有不少人在向小汽车进军。“经济奇迹”真的发生了,依照东柏林的统计数据,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比英国还高,大多数人已经舒适幸福,堪比墙外的中产阶级。统治者还温和地松开一只手,让一点爵士乐和流行音乐通过,让轻松无害的文学作品出生,既能娱乐,又能配合“创建社会主义人格”。还有奥运会获得奖牌榜上雄踞世界第三的巨大成功。所有这些,不是在证明当初那个引起哗然的决策是正确的么?
但是国家结构性的问题是不允许讨论的,也不允许看见,在面包和马戏的安乐之中,人们内心自由的需求也不容易被自己看见。这个国家太平无事地来到1989年。
1989年是一个喜庆的年份,在安全魔毯的覆盖下,为庆祝这个政权40周岁,东德到处都在准备盛大的庆典,举目一派欢欣鼓舞,繁荣昌盛。柏林墙也进入了高科技时代。统治者自信地宣称,他治下的国家已经位列“全球十大经济体”,而柏林墙固如金汤,“仍将存在50或100年”。虽然有一些人在持续申请出境签证,但没有什么力量可能对他发起挑战。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11月9日来了,这个早晨还如常在轨道上的日子,到了晚上突然脱轨了。谁也没有料到,长久隐蔽在“经济奇迹”下的结构性问题,会在这样一个平常的晚上突然开裂。柏林墙倒了。随后这个政权也倒了。
以前看过一本奇幻的通俗读物,里面说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神话,最让我记住的是作者的一句狂言:“‘不可能’这个词对于现代科学家来讲应该是确确实实不可能有的。”我没有能力验证这种说法,只是知道,一夜之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凑巧今天在报上看到一则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决心尽快改善民生,他说,已故国家主席金日成(从前我知道他叫“慈父般的领袖”)曾提出,朝鲜人民应该能够吃上白米饭、喝上肉汤、穿上丝绸、住进瓦房,但“我们迄今还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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