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儒家『学而优则仕』的逻辑，钟南山可谓是一名『达者』。全国两会期间，端坐在明晃晃的朝堂之上，这位清瘦的『医者』纵论的又是『治世』的逻辑。 在不少人眼中，钟南山已然今非昔比，就连钟南山自己似乎也觉得所做之事没有什么不同。“悬壶济世”本无象，更何况社会和人一样，哪能没有个“三灾两病”，只是把社会这种更大的病治好了，能帮助的人就更多罢了。如此一说，年过古稀之数的钟南山这医生做的，也算臻入化境了，挺着个曾打破全运会记录的身子，以“自医之术”治世，虽是半路出家，却端的要强过三两无知政客，令看客称奇！
乱世里“自医”
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扛过批斗风，喝过洋墨水，斗过非典，骂过政府，丢过包，上过京，钟南山这一辈子算是活开了。然而却鲜有人唏嘘，这位经历过中国最怪诞时光的老者是如何活下来的，他似乎也从未对人提起过。“医者难自医”，这位出生在医疗世家的人，似乎从人生的第一幕起就是高潮，他首先要经历的就是一段漫长的自我救赎，因为当时的社会病得很重。
诞于1936年的钟南山“生逢乱世”。1948年，其父钟世藩时任广东最大的医院―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并不了然国共斗争，仅是凭着济世救人的执念留了下来。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钟世藩由于留学经历被勒令退休，并终身未能再恢复党籍。而钟南山的母亲、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的廖月琴因不堪红卫兵羞辱而自杀。在当时年轻的钟南山眼中，这份痛苦的分量难以言喻。
而曾为了行医梦想放弃体育的他，也发现距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从北京医学院毕业之后，钟南山因父母身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先是当辅导员，后到放射医学教研室任教，后来到了农村，干过工人，做过校报编辑，其间还有一年多的文艺宣传经历。
1971年，当钟南山调回当时的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时，他已经失去了人生中最具活力的十年，“钟南山，你这么老了，还搞什么外科啊。”一位老同行同情的话语却足以令人抱膝伤感。而因为刚刚毕业就经历下放，钟南山甚至没搞过临床，在一次出诊时竟将一名有结核病史的胃出血病人，误诊为“结核性咳血”，差点铸成大错。
趟过这场社会的大病，钟南山感到“自医”或许更加重要，只有恢复自己精神的活性，才能重新上路。“从那之后的半年，我足足轻了4公斤，掉了8斤肉啊，干什么？补回自己失去的医学知识。”他从零开始，一共写了4本笔记，对每一个病例都进行仔细记录，终于跑回了迷失的起跑线，从那之后，“急诊室大多数的病人我都能应付了”。
就在43岁生日那天，他又推开了“大洋彼岸”的学府之门。在通过外派学者资格考试之后，钟南山获得了赴英为期两年的进修机会。然而刚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钟南山就收到了指导老师弗兰里教授的一封信：“根据英国的法律，中国的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不能搞临床，只能在这儿参观实验室或病房。这样的话，你来8个月就可以了，时间再长，对你对我都不合适。希望你在伦敦的时候早点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总的来看，这并没什么‘不友好’，只是一种合理的提醒。”这段掌故在西方的逻辑里并不奇怪，“如果国人不理解，只能说明他们思考的逻辑不同。在国外，学术逻辑并不同于政治，证明自己才是唯一的路径。”钟南山正是这么做的，他深知作为一名医生，在“学术”上的“自医”更为重要。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导师所进行的戒烟项目，与其呼吸系统研究方向一致。不过，他对弗兰里教授报告中的推导结果表示怀疑，于是他开始自己验证。
“为了做这个试验，我要不断吸入一氧化碳，然后抽血检测。其实当时吸入到15%的时候我有感觉了，但我估计要到18%报告才能完成，结果一直吸到22%。”3个月后，钟南山完成了自己的试验报告。 说起来，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当向这位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报告成果时，弗兰里一把就抱住了他：“你这个试验太好了，我要把它介绍到英国医学委员会去发表！”并笑着说，“你爱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
钟南山笑着说他在爱丁堡的城堡坐了很久，很久，仿佛英伦天空中的华彩终于照醒了他“医者”的宿命。
混沌中“治世”
和很多成功的故事一样，钟南山的成功成为了一种“标识”，时过“知天命之年”，他浑身已经铺满“锦衣华服”，不仅于1985年后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保健医生，更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国际胸科协会特别会员、亚太分会理事。在60岁时，钟南山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广东医学界难以企及的第一人，在“医者”这条道路上，他算是走通了。
但是他很快明白过来，能救更多人命的东西远远出离医学之外。“广东应带好头，立即全面监测PM2.5。改善空气质量虽然暂时不能提升GDP，但能造福几代人！子孙后代都会感谢我们！希望一来到广东，呼吸就轻松！”三月羊城的回南天潮腻无比，在水雾中钻进钻出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在千里之外的朝堂之上，钟南山又在为了他们开炮了，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团的开放日上，第一个发言的钟南山一把就将广东推上了“风口浪尖”。
他的质问将南粤三步走的空气检测步伐生生向前拉了一年，此前，广东省环保部门相关人士曾透露，广东PM2.5监测将分三步走，珠三角9市3月底监测公布，到6月再增加3个城市，不过其余城市要等到2014年才可覆盖。“监测并不是很难的事，为什么不全部一起监测公布呢？是不是要等到污染重了再监测、再公布？”在钟南山看来，早一点全国监测PM2.5，不仅可以在重点区域开始先行治理，同时也可防止空气环境仍然较好的城市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大气污染没有省界、市界，监测不应等到污染了才去做，我建议今年全国都能展开PM2.5监测。”
虽然大家对这个建议的通过并不看好，但不少人仍然认为“一定会有用，因为是钟南山说的”。毕竟，这已不是医者第一次挥舞“柳叶刀”了，2006年，在两会上一句“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语惊四座，摆在时任药监局局长郑筱萸面前的是钟南山的一组详实的PPT，“当时我就直接向他提问，一年批1万多新药，怎么批的？”等到郑氏落马之后，人们唏嘘不已，方才念及当年的“曲突”之士。
2008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医改方案成功与否，关键是“谁来改”，管理过于分散的卫生体制实际上相互掣肘，“医疗卫生工作是系统工程，目前，中国防与治分开，医和药分开，医疗服务与保健分开，中医和西医分开，这情况非常不利于医改。”为此，他建议国家整合相关部门资源，建立“大卫生部”。
如果说钟南山以上两则谏言还都在医学领域，那么此后两年，这位“医者”的涉及范畴可就越来越开了。2009年，他痛批会场歪风，炮轰大会小会上的“歌德”现象；2010年，他直斥报纸刊登壮阳保健品广告，力呼整顿保健品市场；2011年，他更是抛出“广州负债2100亿办亚运”的质疑，曝出广州亚运财政缺口。2012年，三月寒冷的北京，他又提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观点。每一年，他的谏言都“刀刀见血”。
回头望，强者抗命，一切终有公断。很多医界同行坦言，当时易地相处，他们恐怕不一定会这么做。“他最大的贡献，是将整个事件还原回了‘医疗领域’，高效地完成了一个医生该做的工作。相比之下，很多地方的做法明显是缺乏医学常识的行政决策。”听一位医生回忆“非典”时期的钟南山，语气格外复杂。在这位看来，钟南山做的，每个医生都应该去做，只是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情况下，只有钟南山有这份胆气，有这个资格去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存在改变了很多事情”。
的确，穿梭于病房和朝堂的钟南山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公民意识，不管这来自他医者的使命还是被过去的时代所造就，就像同坐在一条载着十数亿人的大舟之上，混沌的前途中，钟南山属于少数大胆抬眼看前方的人。畏惧医者是“病者”的“精神亚健康”，如此，孤独的医者又能拯救多少人呢？
【记者手记】
健康在哪里？
被问，为什么对钟南山个人的“坎坷”如此有“情结”？说实在话，作为未曾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没什么资格说“情结”。我只是记得一位老人家说过的话，“如果一个国家病了，我们都健康不到哪儿去。”因此，我对那个群体癫狂的年代颇为敬畏，想一想，在那个时候，就算是再好的医生也无能为力。
如此看来，作为趟过这段高烧期的“医者”，钟南山现在平和而健康的身心状况当真来之不易。因此，我才会对这位“医者”的“自医”之路颇感兴趣。“自醒、自守、自我成就”，这几个颇为烂俗的词语成就了一个“治世”的医者，而凭心而论，他的“治世”逻辑不就是将这种“自医”之道传于世人吗？
“按照我的研究，无法得出中药可以防治超级细菌的结论。”有一回，钟南山的话，令在场的企业嘉宾颇为尴尬，对着题为“某某（药品）可抑杀超级细菌”的新闻通稿，也让正在提问的我一时语塞。这一语，旁边公关的眼泪儿都快下来了。而前提是，这家企业为钟南山的课题组投入了大笔资金进行中医药研究，所图的也就是院士 “中药有效”的一句金言。
好在，钟南山缓了一句：“现在把中药与‘抗超级病菌’联系在一起还太早，但目前中国2例超级细菌的痊愈都有赖于免疫功能的提升，我只能说中药在这方面有其作用。”
就这样，所有人松了一口气。见证这一幕，我归程无语，写稿无语，一切落定，慨叹，似乎所有人都已经满足了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大家“讳疾弃医”的毛病已见容不下一个简单想说实话的医生。
社会就如人一样，有个“三灾两病”没什么不正常。但如果病人放弃“自医”，那么再好的医生也将徒劳无功，只不过一个国家迷失的岁月，换算到无数生灵身上，就将放大了十几倍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