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的格律是前人根据汉语言的发音规律摸索出的艺术经验和学术成果，在帮助诗人表情达意尤其是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方面，发挥了很多很好的积极作用。不过，这些格律终究不是判断诗歌成败的金科玉律，更不是诗歌创作的终极目的。无论多么精美的节奏、多么工整的韵律，也只是好诗的手段，而不是好诗的标准。《静夜思》、《咏鹅》、《送元二使安西》等等名篇并不死守格律，不是也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吗?
死抱着平水韵、词林正韵等等旧韵书是行不通的，洋洋得意地辨认几个人声字就以为是得了李杜真传的人，也是很可笑的。带着长满青苔的科举考试的枯涩目光打量活色生香的当代创作，或者带着削足适履式的狂热宗教情绪来围剿诗韵诗律的创新努力的人，就更是可怜和可鄙的了。那样的人不是自由率真的诗人，而只能称之为偏激偏执的律奴。
每逢听到一些人不问诗的内容好坏，就先从韵啊、平仄啊等等地方纠缠不休，并以此来显示自己有学问，显示自己懂诗、懂韵、懂古字音，我就常常想起一个网上流传的小故事：有一个老禅师收养了一个童子，这童子天真烂漫，不懂佛门规矩，有时还像孙儿一样摸着老禅师的光头撒娇嬉闹。后来有个行脚僧来到寺里寄宿，就叫住那童子，严词峻句，教他一些寺院里的礼仪。到了晚上，老禅师从外面回来，这童子马上上前行礼问安。老禅师很惊讶，便问：“准教你的?”那童子回答：“新来的和尚。”老禅师找到行脚僧，冷冷质问：“我这童子养了两三年了，怪可爱的，谁让你教坏他?!”
这个故事，讲的是参禅的道理。而对我们的诗人而言，也可以带来一些作“死诗”还是作“活诗”的感悟。诗歌就像那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任何刻意的装饰和做作的规矩，都会败坏和歪曲了那份发自内心的清纯和自然。律为我之助，我非律之奴。有格律也好，没格律也好，根本不必去生搬硬套，更不用去刻意雕琢，要知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诗人无拘无束……岂能让“格律高悬霸主鞭”?
经常读到一些句子很精美的所谓诗，虽然对仗工整，平仄和谐，但是总感觉其中少了点什么东西。不能打动人心。少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少了作为当代人的作者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体验和思考。一位与当代的社会、人生完全绝缘的诗人，他的那些才情、学识、文化修养、格律知识、语言技巧……还能获得欢蹦乱跳的生命吗?我表示怀疑。
以个人观点来看，诗歌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怎么说”，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说什么”。因为说什么，关系到一首诗能起什么作用。而凡是让人称赏的现当代诗词作品，无论是郁达夫的，还是聂绀弩的，还是其他一些大家的精品力作……大都能够呼喊出自我的声音，体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大都是以坚定而真实的姿态，屹立在现实生活的热土上，而不是满足于在古人的意境和格律中间捡拾一些鲜艳夺目的下脚料，然后修修补补。改头换面。制造些二手诗歌。
前人的社会生活跟今天不一样，没有什么可比性。但，从技术角度来说，前人为我们提供了平仄格律等等丰富的艺术经验，可以说我们是完全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活力无限的当代诗词，的确应该比前人看得更远，攀得更高一些。当代旧体诗词要想从我国古典诗词已经形成的艺术规范中成功突围，首先就应该投入火热的当代生活，反映真实的当代社会。诗人的精神等级、思想层次、人性亮度、情感温度，诗人所独立发现的生活真谛和社会真实，才真正代表着诗歌的质量和重量，是写作的高度和深度，同时更可以成为评判诗歌的一种关键的艺术尺度……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轻视诗歌的格律和艺术技巧，而是反对把格律、技巧引向平庸呆板的艺术藩篱，甚至成为装饰型的艺术附庸。诗歌所独具的创造活力，不是来自严苛工稳的格律，而是来源于复杂生活的剧烈撞击。每一个诗人，都应该首先诚恳地面对生活，而不是仅仅沉溺在文字平仄和韵律上下功夫。格律是个好东西，但格律要为诗所用，为诗服务，要为诗歌安上飞翔的翅膀，而不是束缚前进脚步的绊马索。而诗歌的最终目的当然要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为人生所用。这些写在纸上的文字一定要投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加一些砖，添一些瓦，碰撞出一些火花，增加一些亮色和光彩。
老子曾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为例，来解释“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道理。诗歌的格律，也是只有和“无”辩证地配合起来，才能在诗歌的创作和传播中起到应有的艺术作用。过分绝对地片面地强调和坚守，反而会因其刻意和矫揉造作而直接减弱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诗歌是诗人心灵深处发出的光芒，这光芒不是来自于格律、平仄等等技术性的手段，而是大写的“人”字在激情燃烧。这光芒不是只用来炫耀和消遣的装饰品，而是能够投入到社会人生中去的真情的火炬……古人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我想，还可以加上一条：“诗可以用。”诗可以用自己的火去点燃旁人的火，也可以用自己的心去发现别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