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惊叹黄亚洲捕捉(或曰“发现”)生活中的诗意的能力。同样的对象，有的人就是视若无睹，什么也没发现。有的人则只能是别人看到了什么，他也看到了什么，人家没有看到的，他同样看不到。在宁波的一次会议上，我举例说，同样一棵松，诗人黄亚洲看到了，那是“一柱固定的闪电/凸现在草原之上”，“它的坚硬的头颅/敢把青天刺个猩红的窟窿/从窟窿流下瓢泼般的血水/词典里叫做阳光”。我认为这棵松就是黄亚洲有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发现。是他人不曾、也不会看到的。诗人的优劣成败。几乎就在于面对无数这样的“熟知”时，他是否有这样新鲜的发现。
黄亚洲也曾经表达他对于“发现”的意见：“对于诗歌，我推崇发现。诗歌永远不会发现我，我却喜欢在诗里发现一切。”可以说，一个不会发现的诗人，几乎就很难是诗人。诗人的发现通常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几乎都是出乎常理的。
他沿着长征的路行走，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发现，一路写诗。一本厚重的抒情诗集就出来了。长征是被无数人写过的题材，但是写得成功的、特别有新意的诗并不多。黄亚洲在这些被重复表现过无数次的“旧”事物上面，有了许多与众不同的“新”发现。举例说，四渡赤水，一般的表现总是打打打，杀杀杀。黄亚洲不这么写，他在红军先头部队那里“发现”了“一支缝衣针”，这针似乎要把一条红河缝拢。“这么缝来缝去缝了四针，蒋介石就不知道红军要做一件什么褂子了”。其实，它是在为中国缝一面旗，那颜色与河水高度地一致。这就点了题：赤水，四渡，红军这一军事行动的目标和意义。
那些动荡年代和艰苦岁月里发生的故事，一般都显得严峻和沉重，黄亚洲能够把这些内容化解为轻松甚至绮丽。红军路经茅台镇。那里有过战争，那里又产名酒，诗人陷入了沉思，沉思酒、战争与和平。“能够燃烧的水”、“在外交部的宴单上茅台也是一支军队”，最后诗人为了和平而摒弃“军事用语”――
我也很愿意说这镇子是个女人
她的乳房常因涨痛而鼓成瓶形
她很希望整个人类
都能用上她的奶嘴
天下英雄皆以呼噜互相厮杀
饱嗝如雷
他就是这样地出奇制胜，在可能产生平庸的地方造出了奇崛。在《康巴歌舞》那里，他起句不凡：“把长袖甩成霹雳/把土地跺成战马”，仍不尽兴，说，“他们发出的政治文告/是明白无误的肢体语言/天下最狂放的书法”。今日的歌舞和当年的战事，通过“肢体语言”和“狂放书法”的联想得到了完美的“缝合”。这正是黄亚洲式的“神思”。是基于对实际场景和氛围的体察而升腾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