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开 原名廖增湖。广东廉江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为《收获》杂志副编审。著有长篇小说《口干舌燥》《我的八叔传》《三人行》《青春期》，小说集《秘密的蝴蝶》以及《莫言评传》等作品。
五月八日是邓丽君逝世十五周年。
我从报纸上看到，台湾和香港都举行了盛大的悼念，还有大陆的学者和艺人专程赶去参加。
一名台湾歌手，去世十五年了，还有这种民间的自发性悼念活动绵绵不绝，可以看到邓丽君影响的深远。说她才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点都不过分。现在，在火车候车室和一些杂乱的公共场合里，仍然播放邓丽君的歌曲当背景音乐。 听得多了，没有了第一次听到的那种震撼。但是，她的低吟浅唱，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留存。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歌声的那个闷热的下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是一个初中生。在廉江县河唇初级中学里胡混着，不知未来如何，也从来不思考未来。上课之余，我在巴掌大的河唇镇乱逛。那时河唇镇是一个中继火车站，黎湛线到湛江和河唇到茂名在这里分岔，属于柳州铁路局的一个段，在那个小地方级别很高。河唇镇虽然很小，前后左右大概百多户人家，但这里周边藏着很多神奇的部门。除了铁路工段，还有红星锅炉厂、红星陶瓷厂等几家中小型企业。另外，这个小小的镇外，还有一个级别更高的雷州青年运河管理局，在鹤地水库放水至青年运河的枢纽上。那时候的管理不严，我们经常偷偷溜进去玩。
河唇镇只有两条主街道，十字交叉，在交叉的缝隙间，藏着几条辅道形成凌乱的集市，楼房多是黑瓦屋顶，在多雨的季节，这些生绿苔的屋顶会发出金属般敲击声。
一天下午，我在大姐工作的杂货店和百货店之间的一条小巷集市上闲逛。时值下午，阳光强烈，天气闷热，脑袋昏沉。我看到成片地连接到一起延伸到对面街角的小集市都用竹竿支着塑料纸撑成顶棚，显得更加闷热难耐。
就在这时，突然远处响起了低徊轻吟的歌声：
好花不常开，好梦不常在――
耳朵里听见这歌声，我像被电击一样，浑身麻痹。邓丽君的清冽歌声，像毒液一样啮噬我的耳朵，让我进入了神智昏迷状态。这种短暂昏迷，不是因为听到天籁音乐那种美妙的震惊，而是立即警惕地想到这是黄色歌曲的恐惧。我耳朵里听到黄色歌曲了，天哪，我该怎么办？这下真是跳到鹤地水库里也洗不清了。我那时还不知道历史上许由因认为别人的话低级而跑到河边洗耳朵的故事，不然，我就会跳进不舍昼夜地为湛江输送清澈用水的青年运河里去洗掉自己耳朵里的黄色毒液。我虽然才是初中生，但政治老师、班主任和校长，在教室里、操场上和大会上，都反复多次地教育我们，警告我们，给我们强调过了黄色歌曲的可怕危害性。而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是我记得很清楚的黄色歌曲之一。
这首像毒蛇一样的歌曲，用它美妙的毒素在摧毁我的神经，让我动弹不得。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开溜；第二反应，是向班主任汇报；第三反应，是非常愤慨有人竟公然地在这人民群众中间播放黄色歌曲。
不知道僵住了多久，也许十几秒，也许半分钟。
我的可笑模样，一定很像是被太阳晒晕了的菜虫。
我下意识地转身，循声寻去。
小巷尽头，是一家振国日杂店，木匾招牌上，还前后各画上一颗巨大的红星，不过已经掉漆斑驳了。日杂店卖锅碗瓢盆扫把畚箕铁锅尿缸，也卖毛巾短裤牙膏肥皂。我记得那家日杂店店主原是一个聋哑人，姓周，也是从我们坡脊搬到河唇来的。在坡脊，他家的日杂店就开在我们家背后，靠着街口，平时乏人问津，集市时却很忙乱。
在他的玻璃货柜上，赫然立着一台三洋收录机。收录机很小，两个圆形的喇叭，中间是一个卡盒。卡盒里，有盘磁带正在哗哗转圈，看不见的邓丽君甜丽的清音从两旁的喇叭里不断地流淌，在我瘫痪的耳孔里长驱直入。
周大伯不是聋哑人吗？他怎么会播放这种黄色歌曲？
但周大伯不在柜台后，而是在离日杂店几米远外的榕树下，躺在竹椅上乘凉。一把边缘破损的蒲扇搁在瘦弱的胸上，安静得如同树叶的枯落，无声也无息。
我再次被他的举动震惊。
我脑子里立即想到“特务”这个词。
从小到大，可能从刚刚会穿着开裆裤走路，我们这些小孩子在游戏中，脑袋里就已经被深刻地植入了“阶级斗争”的意识。我们的周围，遍地都是敌人。在平静的圩市里，我非常警惕，总感到谍影重重。
我们小时候玩阶级斗争游戏，曾把周大伯想象成一个台湾特务。后来，有人提议剃头师傅刘麻子才是敌人情报员，因为他瘸腿，走路一瘸一拐的，有时用单拐走路，一蹦一跳；有时用双拐，向前荡悠；他可能在断腿下端藏着发报机，每天把我们坡脊镇的重要情报发给台湾特务。我想到，夏天闷热，雄蝉悠长的鸣叫，给我们带来浓重的睡意，这个时候，谁也听不见的发报机滴答声有节奏地响起……我们坡脊这芝麻绿豆般微小的圩市，有什么重要情报需要一个高级谍报员用藏在断腿下的发报机每日汇报呢？
我一直很疑惑，但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刘麻子伯伯是坡脊圩市上唯一一家理发店的剃头师傅，对于全镇居民的脑袋，他整日里敲敲打打，势必了如指掌。他对我还好，知道我胆小，在我剃头时不讲恐怖故事吓唬我，有时甚至会给我一颗硬糖安慰我，让我不要在推子贴上头皮时瑟瑟发抖。
坡脊在离河唇镇十二公里外鹤地水库大坝下方，只是比芝麻绿豆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圩市，依靠黎湛铁路线“坡脊”这个火车中途站形成每个礼拜二、四、七三天的定期集市。从坡脊旁边的龙平生产大队所属龙平小学毕业后，我大姐走了后门，把我这个语文数学两门成绩加起来不到一百分的差等生弄进了河唇初级中学。我离开这个坡脊的家，每周住在河唇初级中学集体宿舍里，周末骑自行车回家。回家没有正规的大路，要推车从鹤地水库管理局旁的黄泥路爬上三重陡坡，攀上鹤地水库巍峨的大坝，才能在大坝的黄泥路上骑行。大坝以西，遥远的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小山包和蜿蜒其中微小如针线的铁路。东面，是碧波荡漾的浩渺水库。那时候我正是毛孩年龄，人生中暂时没有被美好的事物陶冶，情感也还处在坛封状态，更没有迷上同样毛乎乎的女生。在初中这种青春期懵懂的时期，我们初中班级的男生和女生，还像猴子一样各自抱团，互相追逐、陷害、打击、敌视。对鹤地水库碧波浩渺这种原始的美景，我熟视无睹。我骑车在十几二十米高的大坝上，有时看到日出，有时看到日落，有时看到炊烟挂着斜斜的飞鸟，在极遥远的天际消失。
顺着大坝延伸的电线杆上，隔一段就站满成排的水鸟。它们静默地在电线上远眺，在山与水之间，形成了活动的记忆影像。一路上，隔着一两公里，就会有座小山坡，居住着一两户人家。他们偶尔会在树下摆一张方凳，搁一块木板，上面放着几杯凉茶，准备卖给口渴的行人。这些凉茶大概是用小山附近采集的雷公藤、毛草根和甘草等草药煎煮的，甜丝丝的很解渴。两分钱一杯，上面还很认真地盖着一小块玻璃。
我们星期六中午放学，骑车回家。星期天下午，骑车返校。
这是我中学五年生涯的固定行动路线。
我的家乡天气炎热，在骑得满头大汗时，浑身汗汽蒸腾时，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库湾，脱得精光，跳下去游水。这种游水，多是狗刨和不正规的自由泳，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锻炼泳技，而是让自己凉快下来。我们那一带的孩子，几乎都是在水中泡大的，虽然不人人是游泳高手，但踩水沉浮都会一点。
那就是我们平静的偏僻小镇世界。
沈从文的湘西，虽然偏僻，但是诗书香火代代延续。我的家乡，偏僻炎热，村民顽劣，从未听说过谁家有好诗礼者。我父亲在县城长大，十六岁参军，曾去广西十万大山剿匪，曾赴台海前线准备第二波攻击金门，曾在粤北韶关做过监狱看管，曾在某部当过炊事员并因反对部队种水稻放卫星而关押，曾进入过武汉中等步兵学校学习。退役后，他当上了廉江县红江农场的场长。这个农场位于廉江县最北部，靠近粤桂两省交界的石角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他跟湛江地区地委专员张民德发生冲突，反对张民德在农场大会上宣布放红橙高产卫星，必须把所有橙子树主根砍掉的可笑号召。他们吵闹之下，打起来了。他把张民德书记骑在地上，揍了十几拳，带着我母亲不告而别，来到坡脊，在一块荒地上抟土垒砖，造起一间泥砖瓦房，周围种上五棵枝叶婆娑的番石榴，过上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生活。
这个简陋的家是我记忆中的真正乐园。番石榴飘香不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忆，也是我的共同记忆。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个会讲故事的老奶奶，我则有个讲故事舌头不打卷的父亲。在那些闷热难耐，毫无娱乐可言的晚饭后昏暗的夜色下，父亲会点燃一根稻草棒来驱赶蚊虫，执着一把楠竹水烟筒，在烟嘴上敷一撮厚厚的烟丝，用枯枝上的火星点燃，长长地吸一口。烟嘴上火光明灭，烟筒水声哗哗，我家周围浓荫密布的番石榴树枝叶肃杀一片，黑夜如泥浆一样把我们围在世界的井底。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乃至整个七十年代，我记忆中的这个十年，却是黄金般的美好。我父亲随口杜撰的历史上真真假假的故事，成为我日常饭菜之外的重要精神粮食。
然而，这个小地方，照样有阶级斗争。
那时候我不知道有天堂这个概念，即使有天堂，可能也有阶级斗争。孙悟空就是反上天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他的花果山就是造反大队司令部。《大闹天宫》就是这样一个造反有理的故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反复诱导。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稳固的根基，又怎么逃得过这种长期紧锣密鼓的阶级仇恨训练呢？如果不是我父亲居然一冲动就殴打了地区领导，携家带口潜逃到坡脊这块被山包和水库包围的褶皱里，像昆虫一样生存，并且养儿育女，我的人生可能跟现在完全不同。
我记得，启蒙的痛楚即从那个闷热的下午开始。
邓丽君甜润的歌声给我的冲击太强烈了。我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连供养我上学的大姐也不敢说。我把这个秘密埋藏在心里。晚上，我乘着邓丽君的歌声，升上梦幻的云端，并在那云之上，不知天高地厚地睥睨众生。我知道，我已经被毒蛇咬了，我是一个不洁的人。我说出去，也会污染别人，也会把毒液传递。我只能在梦幻之中，把自己孵化。
我看见周伯伯的儿子周振国从柜台下面直起身来，这才明白，邓丽君的黄色歌曲，是他这个得风气之先的时髦青年播放的。他为采购各种日杂品而到处跑，南到海南岛，北到武汉长沙，东到广州深圳，是我们那种小地方的时尚先锋。他发型是大背头，身穿花格条纹流里流气的确良衬衫，颈戴似真似假黄金链，下着喇叭牛仔裤，手腕一只茶杯口大的卡西欧电子表闪烁不停。周振国的整个装扮，不像一个日杂用品店的老板，倒像是现在的快男。
可见，时代无论怎么变，外部的衣着如何更新，内心的实质变化总是那么微薄。
现在的八?后青年，他们的时尚雀窝头和拼贴衣裤，不过是周振国大哥的大口喇叭牛仔裤和大背头的低级翻版而已。
周振国点燃一支与众不同的香烟――我纳闷，他居然不吸水烟筒――斜着叼在嘴角，像一条狗叼着心爱的骨头，对我微笑。
“你这烂契弟，不在学校里读书，在这里逛来逛去想像我一样当流氓吗？”周振国大哥说。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已经被邓丽君催眠了。
趁着邓丽君改口唱《甜蜜蜜》时，落荒而逃。
无论怎么说，那个闷热的下午，我听到了邓丽君的黄色歌曲，并且对周振国的三洋单卡收录机印象深刻。那个转动的磁带，在我脑袋里，飘荡着靡靡之音，从此我开始了青春期无根无叶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