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否又是一次关于文化人的社会转型时期呢? 社会转型时期，关乎很多人的生计，文人也难免会产生“本领恐慌”。如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打破了多少文人的饭碗!
从“孔家店”失业的人，若不能转行干别的事，那是很不幸的。其拥有的知识突然变质过期，无用于时代，遂有巨大的失落感，甚至产生“末日感”。民国各地的新学堂不愁生源，可大多出现了结构性师资短缺矛盾，即教国文的岗位应聘者数不胜数，而教数学、物理、化学、外文的老师缺之又缺。科举废除后，私塾教育之“博取功名”的终极目标失去，私学走人困境。大批私塾先生进不了新学堂当教员，没有营生的路子，四书五经在满肚子苦水中慢慢烂掉。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遭到强大阻力与逆流的冲击?从民生角度看，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很多文化人面临失业，他们不愿丢掉饭碗，害怕变革后找不到工作，乃至站出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甚至有人以命相搏，试图保护“孔家店”，大有“不搏饿死，搏或许还有一活”的悲壮。这当然只是一种情况，但这一情况确实存在，且有不小的社会影响。
在白话文领时代风尚之时，林纾坚持古文写作，他说：“天下之理，制器可以日求其新；惟行文则断不能力掩古人而自侈其厚。”他如此固执，北京大学呆不下去，于是有了生计之忧。他在一幅“二乞儿争食图”上题辞：“遇食汝尽前，我拔其足汝便颠。汝遇食，须顾我，汝先我食如何可!乞儿纷纷方争食，林子过之长叹息。不让固非佳，纷争亦何得!官场士品半如此，我今借汝作样子!”虽是写乞丐，实则讥讽当时“抢职位”、“争饭碗”的现象。林纾没工作，拿不到薪水，只得卖文鬻画为生。不过，林纾名气大，登门求画索文的人络绎不绝，稿费收入颇丰。他的老乡陈衍戏称他家为“造币厂”。
另一个文人樊增祥的处境就非常糟糕了，他去世前作诗《罪己》，其中有句：“钱可通神亦载鬼，方知文字不疗贫。”他的朋友曹经沅送挽联：“句多诙诡宁谐俗，文渐颓唐只为贫。”樊增祥的父亲是个晚清武官，常受委屈。罢官后，对儿子说：“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樊增祥很听话，发魔读书，中了进士。清末虽废了科举，但精通国学的人还是能够找到位置的。例如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就非常赏识樊增祥，推荐他当上了潜江书院山长。后来，樊增祥又到江陵讲席做主讲。樊增祥很有学问，钱钟书父亲钱基博夸他：“纵横有机智，五官并用，笔舌所至，颠倒英豪，雕绘万象。”樊增祥是近代“晚唐诗派”代表诗人，主张“诗贵有品”。他“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创作诗作达30000首。
到了民国后，革命性质的新文化运动，带来社会大变革、大转型，而变革与转型必然会使一批知识分子失业。在“社保”观念薄弱、也无能力推行社保的中华民国，樊增祥陷入了生存危机。他“潦倒晚景，?傺末路”。北平有个权贵要为母亲做寿，几个人合伙定制了一件金碧辉煌的寿屏，并派人找樊增祥撰写寿辞。困窘的樊增祥正为生计犯难，他提出先拿点润笔费，可对方不答应。这时朋友劝樊增祥：“送屏的几个人都有身份，岂有食言不给润笔费之理?你先要钱，这使得他们难堪。”樊增祥只得放弃要订金的要求，将寿辞写好后交了过去。谁知那几个人却刁难说寿辞写得不好，不要了。结果樊增祥白费了精力和时间，他受到羞辱，忿恨不已，生了一场大病。
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无疑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事业的新型岗位。一开始就接受新文化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多能顺应时代潮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那些不能随文化转型而及时自我调整的人便被时代所淘汰。殊不知，满腹博学鸿词和道德文章的人，卸旧学、装新知谈何容易。
责任编辑：翁泽红